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又不是简单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线性过程，它既包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市间人口的流动、甚至包含了国外移民向中国城市的流动。然而衡量人的城市化的最终标准则关键要看城市外来人口能否真正扎根城市、融入城市并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服务。学界的市民化研究往往指向的是农民的市民化，现在看来“市民化”的外延和边界需要做出一定的扩展，将其界定为城市外来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似乎更为恰切。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外来人口扎根城市的生存智慧以个体行动者的微观视角展开研究并加以呈现，本文通过对Z市外来人口的质性研究，尝试性地将城市外来移民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以下六条：

第一条，激活个体及所属群体的成功“经验”，发挥自身的优势。郭于华在陕北骥村对农业合作化阶段的女性记忆进行研究时，虽然强调国家的宏大社会工程对于女性认知的建构可以产生重要影响^[16]，然而作为微观的女性群体，对于外部的世界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总是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和“经验”给出理解和解释。可以说，作为城市的“新市民”，也可以且应该去激活和发扬个人及个人所属初级群体原本具有的生活经验优势，帮助自身在陌生城市立足。

第二条，适应并借助现有体制、政策加快融入移民城市。地方城市政府在体制、政策上的创新和积极作为，将极大促进本地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城市外来移民来说，则应敏锐察觉和抓住地方城市政府任何细微的体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机会，顺势加快自身融入当地城市的进程。可以说，地方城市政府的行为是嵌入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的，能够对外来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条，善于利用血缘、亲缘、同乡的强关系网络。一般而言，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进入一个陌生城市学习、打工、创业、生活的外来人群来说，家人、亲属或同乡都是他们最为信任和倚赖的力量，个人从这样一个初级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可以寻求安全和支持。而对于想要在一个陌生城市扎根的外来移民来说，运用好血缘、亲缘与同乡关系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为其顺利地融入陌生城市提供助力。

第四条，在移民城市建立和拓展新的社会资本，并努力实现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

中国人相信强关系的力量，但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与陌生人打交道无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弱关系社会资本。移民一个城市，不与这座城市的原住民打交道，不与这座城市的其他外来群体打交道，就会将自己封闭起来，因而也就会为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社会融入制造障碍。正是因为中国人有重视强关系的传统，因此才需要在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时，尽快将这种陌生人的弱关系网络向强关系网络转化。

第五条，快速熟悉移民城市的文化、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的文化、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属于宏观事物环境，但作为个体的外来移民，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陌生城市的事物环境，又何谈融入这样的城市呢？但能否适应，怎样适应，适应的程度如何，则属于更加具体微观的范畴了，它取决于城市外来移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开放性和个体适应能力的差异。

第六条，将经验记忆、情境感知化作具体的行动力，最终在陌生的城市里站稳脚跟。

行动力取决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并要借助于个体人力资本得以落实。人力资本的累积和提升，需要较为漫长的经验积淀和孜孜不倦地主动学习，需要个体行动者付出长期的努力才能获得，寄望于个人的“天资”或投机取巧，既不现实也无可能，甚至还有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对于打算到一个陌生城市打拼并获得成功的“外乡人”来说，要引以为戒。良好的人力资本会助力外来城市移民将个体与集体的记忆经验、敏锐的情境洞察力迅速地转化为有效的行动力，帮助他们顺利扎根于一个“陌生”的城市。

【注释】

[1]张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页。

[2]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4]张春泥：《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社会》，2011年第6期。(www.daowen.com)

[5]马桂萍、王芳：《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安排探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赵爽：《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途径——基于就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视角》，《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

[7]侯力：《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人口学刊》，2007年第2期。

[8]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9]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10][美]罗伯特·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周海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1]Z市系西南某省的重要工业城市，其工业产值位列全省第一位，GDP总量位列全省第二位，但综合而论，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同等地位的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1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

[13]20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停薪留职政策，即国营单位固定职工可以办理离岗，但保留职工的原有身份，因病、残、病或达到退休年龄可按退职和退休办理，停薪留职期间不享受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停薪留职需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且要约定停薪留职的具体期限，但在实际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运作中，时间期限问题往往是可以变通的，二号访谈对象自办了停薪留职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原单位，直到60周岁在原单位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享受了并不是太高的退休待遇。

[14]Granovetter and Mark.“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 78，1973．

[15]刘林平、沈宫阁：《“贫二代”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实证分析》，《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16]郭于华教授的研究旨在于将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起联系，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但其切入点则是基于个体经验的记忆。见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