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访谈对象或是同乡，或是亲戚，总之都是到Z市打拼的外乡人，均来自湖北孝感地区。三位访谈对象尽管年龄不尽相同，但彼此都非常熟悉，这是因为他们从最初来到Z市打工时就已存在紧密的关系，而当2009年成立了Z市湖北孝感商会之后，彼此之间不仅情感上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上的往来也更加频繁了。他们之中最早来到Z市的是一号访谈对象，是第一批来到Z市的湖北孝感人之一。而最晚来到Z市的则是二号访谈对象，因为之前在老家就已经不务农了，而是在县城的商业部门中工作，毕竟是公营单位，“来与不来”还是存在一定的顾虑的，直到办理了停薪留职后才来到Z市。三号访谈对象虽然年纪最轻，但因其父辈也是第一批来到Z市的创业者，虽出生在老家但却长在Z市，因此，三号访谈对象比二号访谈对象在Z市的“资历”更老一些。少则二十多年多则三十多年在Z市的生活经历是很难用有限的文字完整记述的，故而，本文选取了一些他们在Z市的生活片段来呈现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扎根的生存智慧。

1.“重家”传统

家是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社会最基本单元，其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意义和影响都是巨大的。然而，对家庭和家族的尊重和依赖在湖北孝感地区却是古而有之的传统，并渗透进每一个湖北孝感人的血液之中。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高度繁荣的现代社会，孝文化在该地区一直都扮演了重要的家庭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角色。作为孝文化之乡，孝感也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以“孝”命名的地级城市。

孝文化不仅只表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孝敬，更体现为家庭的团结与和谐。“湖北孝感人把家看得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重”，二号访谈对象带有些许自豪感的表述恰也是湖北孝感人“重家”传统的真实体现。二号访谈对象并不是最早来到Z市“做事业”的那批人之中的一员，由于是家里的老大，又是男孩，家里长辈在他身上投入了更多的“关照”，寄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把弟弟妹妹都带出去。事实上二号访谈对象也是很努力和争气的，他既是家里兄弟姐妹当中唯一一个考上中专的，也是唯一一个在公营单位工作的，这在从小成长于农村地区的他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但也正是曾经的这份“光荣”，使他失去了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中国第一批创业者的机会。然而，二号访谈对象作为家庭和家族中的“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并预见到改革开放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动员自己的弟弟和当时已经结婚的妹妹一家从农村出来，鼓励他们到Z市来“闯天下”。他不但联系了自己的同乡好友与之为伴，还利用自己商业部门的“便利”，为自己的弟弟与妹妹一家弄到了2000元的贷款，这在1984年来说，可以算是一笔巨资了，它相当于一个城市双职工家庭不吃不喝三四年家庭收入的总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就更是难以想象了。

实践证明，二号访谈对象当年的“赌注”是押对了，他讲到“全国各地但凡有做小商品生意的绝大多数都是湖北人，这是我们湖北人的强项”，其弟弟与妹妹一家到了Z市之后做的就是小商品生意。经过几年的打拼有了一定的资本，贷款全部还清了，弟弟也结婚生子了，弟弟一家与妹妹一家觉得大哥也应该来Z市跟他们一起做事业，在他们心中哥哥始终是主心骨，当时国家仍在实行停薪留职政策，二号访谈对象下定决心递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13]，于1992年来到Z市与弟弟和妹妹一家共同创业，为日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深深的“家族”烙印。任何时候“家”都是第一位的，即便是事业再忙再累，心中也要想着家、念着家，更不能忘了孝感人“孝”的传统。二号访谈对象讲到“父母都是农民，但是父母身上的坚毅和孝顺的品质对我们影响很大，所以尽管我们平时都很忙，但对父母的照顾丝毫不会怠慢，母亲前几年八十多走了，父亲今年九十大寿，我们邀请亲朋好友摆了五六十桌，全场感动”。毋庸置疑，“重家”传统是湖北孝感人家庭成功与事业成功的文化资本和“根”。

2.抱团取暖

一号访谈对象曾经提到过，孝感人来到Z市闯荡的初期是受到当地人很强烈的排斥的，这种排斥是夹杂了经济因素的经济排斥和非经济因素的社会排斥的混合现象。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时候，孝感人就来到Z市做生意，这让当地人有些反感，毕竟Z市还是本省的工业产值最大的城市，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明显。而对于那些没有“单位”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孝感人对他们的威胁却是真真切切的，而对于大多数Z市普通市民而言，孝感人就是来赚钱的，谈不上什么高素质，从社会地位的层次上根本就是不入流的，是无法与本地人相提并论的。

面对种种的排斥，孝感人在Z市创业初期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最难以想象的是经常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是生命的威胁。“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也只能用拳头说话，以暴制暴了”，一号访谈对象如是说。他的讲述也并不夸张，在对湖北孝感人比较集中的社区和派出所进行走访调查时，相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年纪稍大的，都提到那段不快的“历史”，武斗严重时甚至立过案。创业初期，孝感人群体尽管没有自己正式的组织，但是大家自发性的“团结”，还是让这个团体的成员感到些许的欣慰和自豪的。因与当地人武斗而进到“局子”的事情发生时，孝感同乡群体的强关系网络便发挥了作用。一号访谈对象作为孝感同乡群体中具有领导力的人物，号召孝感同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想尽各种办法，最后成功将进到“局子”里的同乡“捞了出来”。格兰诺维特曾经认为强关系存在于群体内部，群体内部之间的人同质性较强，而具有弱关系的人分属于不同的群体，异质性较强，弱关系可以当做传递信息的桥梁，相比之下，弱关系似乎是一种更重要的资源^[14]。然而，进入中国的具体场域，情况则大不相同，同乡群体间的强关系给群体成员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可以在群体内部所有成员间共享的体制性资源。换句话说，只要是孝感同乡群体的成员，都可以在这种强关系网络之中获取好处，这也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

3.借船出海

用Z市政府的话说，Z市非公经济发展起步时的基本情况是“不靠边，不近海，基础薄弱，起步维艰”。Z市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城市，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享受了一些国家的“特殊照顾政策”外，国家并没有给予其类似于东部沿海地区那样的特别开放性政策。因此，该市非公经济的发展步伐迈得并不大，包括孝感人在内的个体工商户主要以从事非公经济发展的批零行业，非公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很长时间内都是很差的。以访谈对象一和访谈对象二为例，他们作为较早来到Z市发展的湖北孝感人，很长时间都是靠流动性的地摊经营为生的。因为当时政府对非公经济发展重视不够，“即便手头有点资金，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批零市场和商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二号访谈对象语）。

尽管发展条件十分有限，但是对于有着极高敏感性的湖北孝感商人来说，他们及时抓住了Z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初期的三次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调整时机，顺势而为，不断地与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为非公经济发展寻求税收减免扶持、经营场地建设与环境改造、办事便利化通道的建立等，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确立了湖北孝感人群体在Z市非公经济发展上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将Z市政府的关于非公经济政策的三次调整称作是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是因为经过这三次政策调整，非公经济从“公有经济的重要补充”发展到“Z市经济发展的长期方针”，再到后来成为“Z市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Z市发生的每一次政策利好，湖北孝感商人都没有错过，这也许是他们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此外，随着Z市经商环境渐进宽松，2009年Z市湖北孝感商会正式成立，湖北孝感人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认为自己今后在事业发展上“有组织给他们提供合法保护，经营活动也将更加正规”。当问及为什么只成立湖北孝感商会而不是成立包含全体湖北商人的湖北商会的问题时，一号访谈对象说：“因为国家有相关规定，地级城市不能成立省级商会，商会的成立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即便是湖北孝感商会，也是经过了孝感与Z市两地政府、工商局、统战部和民政局的审批才成立的”。尽管程序十分繁复，但湖北孝感商人群体的成立意愿却十分坚决，因为他们清楚，商会的成立对于他们在Z市的“合法”身份与事业发展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www.daowen.com)

4.广结“良友”

“同乡也不一定都很熟”，二号访谈对象的这句话表明，同乡关系也不一定都是所谓的强关系，因为就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说，湖北孝感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个人的关系再广也不可能与每一个同乡都很熟，既然如此，也就不可能每一个同乡都能成为自己强关系网络中的一员。因此，善于交际的湖北孝感人十分注重不断扩大自己的交往圈子，不断地结交“良友”并为我所用。一号与二号访谈对象都提到过，在湖北孝感商会成立后，他们就曾经联合商会各家会员设立了一个内部基金会，最初融资一千多万，规模最大时达到几个亿，出资会员就是原始股东，基金会会寻找好的项目进行投资，收益大家共享。“经商的人经常会聚到一起吃饭、喝茶呀，在吃饭、喝茶的过程中大家会交流商业信息和经商心得”（一号访谈对象语），湖北孝感商人就是通过这种“轻松”的渠道了解了Z市的商机和经济发展趋势，也是通过这种渠道与Z市本地商人建立了往来关系。比如在Z市房地产业红火的那段时间，很多Z市本地的房产商到银行贷款很难，就找到湖北孝感商会融资，孝感商人也因此与Z市本地商人建立了“关系”，在帮助房产商解决资金难题的同时，自己也会从中受益，长期往来使得最初的“弱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强关系”。

三号访谈对象作为二号访谈对象的侄子，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大权”，但其伯父和父亲显然是把他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的。2014年从外地回到家族公司中上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在公司的绝大多数职能部门都待过了，现在主管公司的库房，也参与公司家电批发业务的一部分管理工作。笔者在与三号访谈对象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还是一个很谦虚的年轻人：“因为年轻，所以要加强学习，向家人学习，向同事学习，向朋友学习，多接触新鲜事物”（三号访谈对象语）。在谈到结交朋友的问题时，他讲到“从现在结交的朋友来看，我会主动通过父辈这一块，认识他们的一些朋友，然后通过他们认识一些跟我同类型的、年龄相仿的朋友。说老实话，我现在结交的都是Z市三十几岁比我大的朋友，大家在一块也是经常谈论一下自己在商业发展上的一些想法。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的，有很多普通朋友连电话都丢了，现在结交朋友主要是为了做事情”。可以看出三号访谈对象是真想做事情，具有较为强烈的事业心，结交朋友也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刚刚回到家族公司工作，一切需要从零做起，对于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因此，外部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是“弱关系”，他在试图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并努力将关系网络的“弱关系”转化成“强关系”。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人重视和擅长关系的寻找、建构与维系，刘林平、沈宫阁就指出，关系对于中国人尤其是进入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影响极大^[15]。我们的三位访谈对象作为Z市的外来人员，有着湖北孝感人与生俱来的善于扩展交际的特性，加之商人的敏锐和“功利”，使得他们建立关系网络和利用关系网络的目的性更强，这又为他们扎根于这座城市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5.坚韧创新

某种角度上，湖北孝感人无论在Z市的普通市民还是政府的官员看来，都是非常能吃苦的一类人群。除了重家、团结、思想敏锐及善于交际外，他们对自身的“修为”也是十分重视的，用个学术的词汇来形容就是，注重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

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二号访谈对象的家族在Z市已经有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经商的环境还是十分艰苦的，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也并不成熟，他们经常是腰里别着几万块钱做长途火车到武汉、广州等地批发货品，“有时连个座位都没有，就钻到硬座下面躺着睡觉，还担心钱被偷，也不敢睡得太死，那个时候的苦就别提了”。随着家人的相互支持和团结，该家族不仅小商品的生意越做越大，在成立了公司后，还把生意扩展到家电批发零售和房产开发等领域，实现了多元化发展。公司的三个股东就是二号访谈对象、他的弟弟和他的妹夫，公司不仅在Z市站稳了脚跟，还把触角伸向了省内其他县市甚至邻近的省份。目前，公司的资产总额已经过亿。

前文曾提到三号访谈对象很谦虚，也十分善于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你要走在别人的前面肯定需要创新，说白了你要加强学习”，三号访谈对象这样总结学习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学习与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彼此互构，学习是为了创新，创新需要进一步地学习。三号访谈对象对于企业管理颇感兴趣，经过一年多来在公司里的历练，加上大学期间商科专业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他认为“从生意这块没什么特别的技巧，主要是管理好人，发挥好每个人的作用，抓内部管理也是我最看重的部分。再有就是网络销售这一块肯定要涉足，另外，要不断根据市场消费能力和需求来调整产品的结构和质量。国美、苏宁的模式可以参考，但将来要多元化发展，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作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认识，确实让我感到很惊讶，但我还是有些担心他的这些想法能否付诸实施，父辈们能否真正采纳，对此，他也坦然回应道：“有些观念父辈们还接受不了，再加上是公司真正管理者的长辈，他们很看重‘面子’，尽管有时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碍于权威和面子，他们也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们眼中自己总是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就是先把我分管的事情做好，做好了我再跟父辈们讲我的想法，这样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这是一个85后年轻后生在与长辈沟通时的一种变通策略。三号访谈对象还提到，为了将来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还要不断地学习，2014年他就曾到浙江大学商科进修班学习了两周，未来如有可能，还希望能够进行更系统的学习。此外，他也认为理论的学习还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学习与实践的学习同样重要。

经由三个孝感人的故事我们不禁感叹，沧海桑田，世事艰难，外在的制度、体制与文化环境仅通过人的意志很难在短期内使其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充满了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然而，个体的经验记忆、情境感知与果敢行动却是可以把控和确定的，提炼和升华作为外来移民扎根城市的生存智慧，不但对于个体实现城市的融入和追求个人的成功具有启示，就是对于城市社会的整体实现平稳、协调发展和深度层次上的城市化，也具有根本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