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体系有其天然的开放属性，因此，它才具备了强大的人口聚集功能和吸引力。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中国的城市人口已从1978年的17245万迅速增长到2013年的73111万。制度体制的放开使得城市开放的自然属性得以彰显，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城市之间人员的流动也十分频繁，上述的人口流动现象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注脚。吊诡的是，在城市外来人口快速增加的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逃离”了城市，这一现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早已有之，其他二线、三线城市也广泛存在。很多研究认为，出现这种“矛盾”问题，根源在于作为个别化的城市外来移民想要扎根于城市，需要突破诸多的宏观性障碍，成功突破则留下，失败则逃离。上述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概括。

第一，社会制度层面。王春光在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时指出，“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出现这种状态的最大问题就出在制度改革满足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整合之要求。长期性的制度不整合，将会使“半城市化”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而且会“不断复制”，酝酿10年之久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遭遇挫折，一些省市在短暂取消暂住证后甚至又恢复了这项制度^[3]。张春泥通过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4]。此外，马桂萍、王芳也认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水平较低，其主要制约性因素是制度，其中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则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制度^[5]。

第二，社会结构层面。需要指出的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往往共同作用于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或者说，如果现有的社会结构存在外来人口扎根城市的制约因素的话，那么就必然存在与这些社会结构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正如赵爽所总结到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市中逐渐形成的新二元结构造成了“二元社会用工制度”的产生，使得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既失地又失业的风险，因此，需要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保障和相应的法律制度^[6]。侯力也认为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步向城市蔓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在城市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与城市居民共同构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日益强化将导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并造成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7]。(www.daowen.com)

第三，文化模式层面。文军指出，当经济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且制度上的条件也可达成的时候，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就会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农民与市民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除了制度和政策上的约束之外，它受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较大^[8]。也就是说，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比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非农化）和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更为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即实现由农民角色到市民角色的转型。王艳华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认为，该群体在角色认同、印象管理、闲暇时间、消费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极强的城市性，但他们深层次的市民化仍然存在着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等制约因素，特别是乡土文化模式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制约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9]。

个体的社会行动固然要受到外部宏观条件的制约，然而这种制约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终归还要通过个体行动者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知识”再现、情境感知和行动实践来进行观察和说明。宏观层面的探讨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不免陷入“空洞”和“理论”，对于城市的外来移民来说，无论最终结局是去是留，唯有通过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经验，才能有效诠释个体突破宏观性障碍的可能性，弥合宏观制约要素与个体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本文的中心研究任务就是通过宏观视角的反向——微观的个体经验视角去探察外来人口扎根城市的生存智慧，为市民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学术积累，同时也为那些打算及必须进入和融入城市的外来“移民”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