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市民化”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通过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大规模地进入城市工厂，也就是说工业化促进了市民化。当前，世界各国整体已进入工业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已经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而发展中国家还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市民化的过程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的过程。

而狭义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推动城市文明的不断变迁和发展的社会过程。狭义的“市民化”会因各国不同的国情、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市民化的方式和过程也有所差异。比如农民工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过渡的特殊身份群体，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只是市民化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市民化的全部。就基本的市民化过程中的主体农民与市民的关系而言，“农民”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身份。当农民完成向另外一种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职业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后，通过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发展出自己的能力，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应该拥有的基本素质的过程，从而达到适应城市的目的，农民也就完成了市民化的过程^[2]。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市民化”，都与政府的行为息息相关，外来人员及城市农民工为了享受城市的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权益，无疑都要与政府打交道。其中，获得城市户口成为“市民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外来人员获得城市户口的条件之一是拥有所迁入城市的房屋所有权的住房，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除外。对于大多数在城市中没有房产的外地人来说，是很难得到城市的户口的，更谈不上享受和本地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了，“市民化”也因此受到了极大阻碍。(www.daowen.com)

此外，要想城市发展，吸引外来人员来本市务工，提升本市竞争优势，需要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及提供可观的个人收入，更需要解决如何使外来人员，尤其是高素质人员定居本地、成为本地市民并且享受市民权利这一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政府进行认真思考和实际推动的事情。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在城市中“拥有房屋产权的住房”才能获得城市户籍的制度性障碍彻底被扫除，市民化的过程也才会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