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单独加以讨论。现实中，农民工处理子女教育问题的方式一般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使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即子女不跟随父母外出，留在农村，多数是由家中的老人照管；另一种是使子女成为“流动儿童”，即跟随父母一方或双方四处奔波游走于不同城市之间，去到哪里就在哪里临时性地接受教育。

1.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的缺失

据调查，中国目前留守儿童数量保守估计超过6000万。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极易导致他们失去家庭的认同，亲子关系要么比较淡漠，要么比较紧张。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和教育，在一个人终身社会化的链条中缺失了一环，极易造成安全感缺乏、心理失衡、情感缺失、没有道德规范的指引和生活无助等问题。据社会调查发现，有90%的留守儿童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会选择独处，只10%的孩子会向身边的亲戚或朋友倾诉。留守儿童的心理不健康比例要高于其他的孩子。农村教育条件较为落后，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学校对留守儿童也很少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同龄的儿童当中，留守儿童会面对更多的学业和生活压力，这会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两种相反的分化。一种情况是因父母不在身边，有些孩子会主动承担起家庭生产和生活的重任，过早的成熟，没有太多的娱乐，但相比其他同龄孩子，在学业上也更加勤奋和上进，抗压能力和抗挫折能力都很强。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些孩子因被家里老人娇宠或无人照管而出现各种问题和偏差，比如回避问题，生活自理能力差，不善于与身边的人相处，缺乏安全感，易怒易恐惧，遇到不顺心的事爱发脾气，甚至是摔东西，更有甚者出现逃学、打架斗殴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亲子教育的缺失关系极大，“亲子关系在儿童的道德成长中起重要作用，而在留守儿童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中，亲子关系的失谐、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父母榜样作用的剥夺以及道德行为监控机制的弱化，共同构成了影响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的家庭教育因素”^[27]。

2.流动儿童的教育情感的动摇(www.daowen.com)

农民工进城务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赚钱，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如果能够在城市里闯出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就更好不过了。对于一些责任感较强的成年农民工来说，进城务工和子女教育同样重要，而且认为子女与自己一起生活十分必要，所以，一部分农民工会把子女也一同带进城里，在城市中接受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里并不能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样的、公平的义务教育，尽管各地城市都在努力去解决农民工子女的这一问题。据统计，2011年厦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150014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力争要达到80%。厦门农民工中95%的子女在校读书，其中61%在厦门学习，37%在老家，其他地方占2%^[28]。2011年，杭州市有283万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19.25万人，占在校总人数的27.76%^[29]。在沈阳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并在校就读的有5万人，2004年沈阳市砂山四校农民工子女所占的比例是全校学生总数的40%，到2012年则是98%。在克拉玛依市，2011年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子女已占小学生总数的35.1%，占初中生总数的22.3%。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是这些孩子在城市里就学却是困难重重。

教育法虽然规定青少年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并没有明确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就学是否拥有与城市孩子同等的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权利。农民工子女因没有城市户籍，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受到的限制极大，而借读对于收入本就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负担也极大。此外，农民工的子女即便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也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有的来自城市的同学和家长，甚至是学校的老师。戴着有色眼镜的他们认为农民工的孩子素质低、学习差，影响班级的整体成绩。客观而论，农民工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时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又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学生入学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在很多地方都读过书，接受的教育理念也大不相同，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而对于第一次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来说，因为城市的教育资源较多，教育的现代化程度也较高，与农村的教育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入学时与城市的孩子存在一定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来的孩子开始的基础差就永远都会差，而戴有色眼镜的人们则不会这样想。种种的歧视将使得这群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增添了额外的心理负担，导致性格趋于内向、自卑。此外，这些进城的孩子虽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与父母接触的时间也并不会太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每天的工作都很长，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居住生活的条件一般也较差，没有太好的学习环境。

农民工进城务工实际上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孩子，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所得到的关心和教育都是大打折扣的。虽然跟随父母的流动儿童较之留守儿童的境况会稍稍好些，但是一些制度、法律、社会环境的限制性因素仍然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家庭的问题，更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