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正是在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大会之后，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而改革的肇始就是农村的分田到户，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家庭联产承包。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初期受益最大的群体便是农民，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势必导致农业劳作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客观上要求农村人口实现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然而，不同城市由于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农民工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农民工群体产生了不同的流动意愿，造成了不同的流动效果。

1.厦门

厦门作为我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也是吸引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从1979到1980年，厦门用了两年时间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农业示范园区和生产基地，创立了一批知名的农产品品牌，相应的，农业从业人员也随之大幅减少。经济特区建设后，厦门把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放在了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上，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在第二产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第三产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厦门经济运行中重要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厦门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为本地农民和外地农民入厦务工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市区的总人口只有20万左右，到1982年，厦门市区的人口规模急剧扩充到26万。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厦门更加重视体制机制建设，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全国前列，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根据厦门经济特区年鉴显示，在2001年，厦门市向外流出的乡村劳动力有49746人，由外部流入厦门的农村劳动力有216917人，流入人口规模明显大于流出的人口规模。从1983年到2001年，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城市原有的可用劳动力大约只有5.4万，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和农民工的强烈流入愿望两大要素有力地助推了厦门市的城市化进程。2005年，选择到厦门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就达到68.4万，占厦门市常住人口总量的30.4%，其中就业人数就占到了全市社会就业人数的66%。厦门市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233万人也迅速地增加到2007年的243万人，说明厦门市对于户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

到2008年底，厦门市共从农村招收劳动力人数达到20.87万人，占厦门市城镇单位增加人数比重达66.47%^[4]。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厦门市，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15.12万人，同第五次全国普查（下文简称“五普”）相比，增加125.77万人，增长140.76%^[5]，厦门市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由于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厦门市人口流入大于人口流出，每年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幅度都较大，客观上也导致农民工的流动导致人户分离的情况比2000年以前更加明显。2013年，进入厦门的流动人口总数为883450人，从外省流入厦门的人数达到了1326743人，而厦门又是福建省人口输出最少的城市，只占全省流动人数的0.5%，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在福建省处于前列，在全国来说也位列前茅。

2.杭州

杭州虽然也是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但它不是经济特区，与厦门相比少了一些政策上的优势。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杭州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缺乏矿产资源，也没有港口的优越条件，但杭州把改革开放作为自身的最大动力，特别重视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杭州市从1985年起实行以经营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国企改革。1991年，国企改革从经营承包责任制向产权制改革转变。1997年进一步推进以产权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攻坚战”^[6]。杭州利用改革上的强大势能，解决了城市企业在运行机制上的种种弊端，经济发展上的制度性束缚得到解除，经济总量也实现了快速增长。杭州市政府根据自身缺少发展重化工业的现实条件，决定大力推动和发展创新型经济，让充分市场化的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这些企业对于使用什么样的人，使用多少人，完全依据市场原则而定，因此更加开放和灵活，同样吸引了大批的外来务工者。

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的城市化建设呈快速发展态势，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杭州市原有的城市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很多单位不得不招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据调查，1999年杭州市农民工的内外流动比例为1∶1，2000年就增加为1∶1.5，从外省到杭州的农民工数量的增长趋势每年都要高于浙江省的其他地区。从2000年开始，杭州市取消了之前颁布的一系列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管理规定，放宽了农民进城的条件，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2003年底，在杭州市办理外来人员就业登记的统计中，本省农民工占总数的37.69%，外省农民工占62.31%。2005年，到杭州务工的外来劳动力虽然达到了153926人的规模，但仍然不能满足杭州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求。经济、社会持续与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来杭就业、生活。截至2010年10月底，杭州外来流动人口超过了218万人，其中农民工超过137万，成为杭州城市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推动了杭州市的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目前，杭州市的农民工总数达到340.45万，占整个杭州市流动人口总量的78.86%，农民工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www.daowen.com)

3.沈阳

沈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政策的助推下，工业企业焕发了新的活力。“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目标的提出，沈阳的经济日益繁荣，世界级的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沈阳，沈阳的民营经济也快速发展，使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7]。而沈阳市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沈工作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政策。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沈阳市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政策性的限制。1993—1999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造成了事实上的大量人口失业的问题，沈阳城市经济发展处在了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为了消化分流的下岗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沈阳市政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入给予了一定的政策限制，因此，这一时期沈阳市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为缓慢。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沈阳市的城市经济发展进程迅速加快，城市的二、三产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空缺岗位需要人员填补，这给外来务工人员来沈务工提供了很好的进入机会。根据沈阳年鉴数据显示，2002年，从省内迁入城市的务工人员有37729人，省外迁入的有23046人；2003年省内迁入的有34686人，省外迁入26534人。也就是说沈阳市外来务工人员主要以省内流动人口为主体，外省流动人口为补充，这与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有很大的不同。

随着政府对农民工进城及在城市落户制度的放松，沈阳市的农民工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农民工规模为80余万人，2008年农民工规模则有115多万人。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来沈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达到138万人，短期居住在城市的非沈阳户籍农民工20.3万人，常住非沈阳户籍农民工有90.7万人，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38.7万，增长了42.7%。在这十年期间，来沈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每年增长5.7%。2010年也是沈阳房地产行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在房地产行业从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群体总数的56.5%。然而，从2012年开始，来沈务工的外来农民工有约135万，与上一年相比，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规模出现了逐年减少的趋势。2013年，农民工规模为105.96万人，其中省内农民工有45.94万人，省外农民工有62.03万人。目前沈阳市农民工总数为7072097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60多万人。至于农民工群体规模缩减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方面：沈阳市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企业单位就业岗位需求骤减，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等。

4.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市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新疆重点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石油工人的无私奉献和中央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克拉玛依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克拉玛依是一个资源型城市，该市有效利用了城市的资源优势，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近年来石油石化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城市的整体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农民工的流入对克拉玛依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许多便利。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克拉玛依地处我国的西部地区，地理偏远，区位劣势明显，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规定，因此并无太多非克拉玛依本地以外的农民工来此就业和创业。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全面实施，打通了新疆与其他省市的联系，克拉玛依利用石油资源的优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政策的推动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克拉玛依逐步成为新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城市。2001年，克拉玛依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达到5万多人。2007—2009年，是克拉玛依石化基地大发展时期，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较大，这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劳动收入。2007年该市外来劳动力达到8万人，2009年外来务工人口数量增加到91739人，参加职业培训将近7万人，实现农村劳动转移培训的就业13920人。在这两年里的时间里，克拉玛依市虽然劳动力有所增加，但仍存在劳动力供小于求的问题。2011年全市产业劳动力达到95932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有4.3万人。2012年在克拉玛依市登记居住的外来人口有9.6万人，其中农民工约7.7万人，目前城市暂住人口9万人左右。2010—2014年，农民工数量出现了停滞甚至是递减现象，这是因为石油产业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