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通过诸如户籍制度、粮油制度、用工制度等制度设计，限制了城乡居民间的自由流动。这期间，由于政府的严格管制，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农民不但在不同乡村间的横向流动不明显，而且农民向城市的纵向流动更加少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观，农民的向外流动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而这股潮流形成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1.1978年以后，我国在农村率先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的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解决了大部分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改革中，农民虽然只是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但这已经是制度体制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了，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欢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旧体制，改变了之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农民可以从土地上为自己获取直接的经济来源。

2.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实行了一系列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策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除了政府的扶持外，客观经济规律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非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农业生产发展的促进，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在当时比较缓慢，很多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了有利条件”^[1]。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向当地乡镇企业流动，实现了就地转移。这一时期农民工的鲜明特征便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3.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市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城市的开发和建设领域层出不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而城市原有居民则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此时，农村的人口开始大量地涌向远离家乡的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他们不但不再从事或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且也不再满足于在家乡的乡镇企业就业，而是去到离家较远或很远的城市打工，形成了“离土又离乡”的人口流动现象。(www.daowen.com)

4.城市在扩张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城市扩展所占土地首先是面向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城市化的推进速度越快，城乡结合部的乡村消失的越快，而这部分乡村村民的身份也将随着土地的征用而转向市民的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数量的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征用了乡村的土地之后，对农民的补偿、就业、社会保障、身份转换等问题重视不够，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身份仍然是农民，然而这却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农民，他们的身份无法转换为市民，我们将之称作失地农民。因为没了土地，为了生存，只能被迫进到城市里面打工，这群人也是农民工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6年间耕地占用9542万亩，扣除新开垦耕地3378万亩，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2]。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越大，政府征用的土地面积就越大，失地农民的数量也越多，此类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就越多。

5.“地区间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3]。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多层次、不均衡的特点，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巨大。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农村种地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小城镇地区就业机会少且收入不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所以在经济上对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外，城市的多元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令许多农民工向往，特别是近年来受到特别关注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从来就没有务过农，与早期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更加欣赏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