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与权威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1]。按照韦伯的观点，权力并不必然带来权威，但权威一定是权力，而且是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力。韦伯对于权威的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克里斯马式权威、法理型权威——的划分就在于说明古往今来的政府，无论是封建帝王统治下的官僚体系，还是依靠个人魅力而构建的官僚体系，抑或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据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都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正因为这些统治类型均具有合法性，所以才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的发展秩序。当然，现代社会，只有法理型统治被绝大多数国家及民族接受和采用，因为它是按照一定规章、协定、法律和特定职位的要求办事的，因而易于被接受。以科层制为显著特征的法理型统治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依然难以摆脱官僚主义的影响，政府里依然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或者违章违法不按自己职位赋予的权力办事的问题，比如政府中某些职能部门的官员在土地规划、土地买卖的过程不尊重客观实际，或不征求社会的意见拍脑门行事，或是运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等问题，这些问题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很难避免，这就涉及如何发展和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了，其涉及的领域之广、关系之复杂往往也是超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这一改革过程又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马克斯·韦伯对于权力与权威的系统论述试图向我们证明，以科层制为特征的法理型统治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为合理的统治类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秩序的维持离不开统治和管理，因而也就离不开政府及其背后的官僚体系。

2.权力与权力精英

作为文化批判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赖特·米尔斯，他并没有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做出权力与权威的详细区分，他认为“权力是在面临反对情况下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2]。他的权力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权威的含义，政府官僚能够在包括遭到反对的任何情况下贯彻自己的意志，本身就说明他们的这种权力是以权力的合法性为倚靠的。在中国各地时常发生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强行征地拆迁的行为，尽管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对，但仍然能够得以执行，这样一种社会事实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着暴力机器和绝对性的资源，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权力的使用虽然不一定合理，但它却是合法的，因为法理型统治赋予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因而，在征地拆迁行为明确遭到抵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被强制执行。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合法性是赋予政府体系中的某个具体职位的，而不是赋予某个具体的官员个人的，具体到每个具体的人，如果做出了削弱政府合法性的行为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也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这种惩罚也不是施加在具体政府职位上的，因为在一个具体的政府职位上，不是这个人也可以是那个人，人员可以变动不居，但职位则是相对稳定的。赖特·米尔斯对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进行系统的考察后得出结论：美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实业公司、官僚政府与军队组织三大精英集团的手中的，官僚政府在整个的权力体系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而且其他两大精英集团也可以向官僚政府精英集团转化并作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可见，政府权力的作用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忽视的，政府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被取消或是被替代。(www.daowen.com)

3.权威与反无政府主义

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保证政府的权威是必要的。他说“权威，就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权威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无论是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经济管理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权威都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没有一定的服从，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就根本无法开动机器，管理铁路，驾驶轮船”^[3]。恩格斯为我们深刻指出了政府权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和论述保证权威的重要性，其指向是针对当时第一国际委员俄国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大搞分裂主义，企图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而提出的。当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后，其个人及其追随者大谈“反权威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并建立了“反权威主义”的“国际”。恩格斯对于政府权威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采取的反击行动，意在戳穿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论述尽管距今已有140多年了，但现在看来，恩格斯的政府权威的思想对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建设仍然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包括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强有力政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