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1978年以后的中国，形容为百废待兴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全面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的改革最早始于农村，首先是1978年中央推出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使得大批知识青年得以重新返回城市；同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悄悄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实验开始进行，即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到了1979年10月，刚好距小岗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的“实验”满一年，在计算全村过去一年的粮食产量时村民们惊奇地发现，粮食产量竟然与1966—1970五年的粮食总产量相当。这个实验的消息和成果传到中央后，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认可，以此为契机，从1980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铺开，极大地提高了全国的粮食产量，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地盘活。与知情返城和家庭联产承包同样应该得到关注的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就是农村集体企业、合作企业与个体企业的统称，20世纪8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得更快。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但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促进了大量小城镇的诞生。

知青大批返城，政府鼓励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府对乡镇企业的大力扶持，实质性地开启了中国农村体制转型的序幕。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小城镇的繁荣，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中国的城市化率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提高。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集聚到小城镇，农村非农产业也不断向小城镇集聚，小城镇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1982年，由国家建委与国家农委联合发布了《村镇规划原则》，开始较大规模地开展了小城镇和村庄的规划^[3]。中央政府在此一时期的种种举措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1979年为19.99%，仅仅一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还多，这与前面提到的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有极大关系。此后，几乎每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都有小幅提升，到了1981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了20%达到20.16%，198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21.62%，198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23.01%，1984年较1983年的城市化率又有了一次较大的提升，这与1984年中央批准的一项小城镇建制的规定紧密相关。1984年国务院转批的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中关于设镇的规定，调整如下：（1）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2）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万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亦可建镇。（3）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0%，如确有必要，也可设置镇的建制。也就是说，1984年中国城市化率有了一次较大的提升，与当年的政策调整关系极大，通过对小城镇建制规定的规范和明确，只要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统计到城镇人口中了，因此，这一年的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