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激情可以产生热情，热情可以产生力量，这些激情、热情和力量直接推动了新中国早期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但激情也好，热情也罢，都是难以持续的，而且一旦这种激情和热情力度不够、力度过大或是用错方向，它们就无法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相反，却极有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抑制甚至破坏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和政府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确立为基本路线。但在八大后，中央政府却将工作重点逐渐从经济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来了。从实践上看，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使大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干部下放到农村，加之从1958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以严格进行城乡分割为特征的户籍制度和脱离了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种种这些“左”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极大地限制和干扰。196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9.75%，1961年为19.29%，1962年为17.33%，1963年为16.84%，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就能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60年至1963年是逐年下降的，出现了明显的反城市化过程，这样的“果”是由之前一系列的“因”（政治运动和“左”的社会政策）造成的。一个人的激情和热情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令其丧失理智，作为治国理政的政府，如果缺乏理智，其危害和破坏的威力则更大，而这种依靠政府顶层推动的不理智的政治运动以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为标志，这一运动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城市流向了农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也以更大的规模被下放到农村。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7.86%，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则是17.44%，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这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极为畸形和不正常的。经过了“文革”的浩劫，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遭到了极大破坏，从中央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革命成为了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已变得不重要了，这样的一种状态险些将中国带向了毁灭的深渊，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坚决、果断地在1976年终止了这场疯狂的政治运动，挽救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在不久之后的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彻底纠正了“文革”的错误路线，重新摆正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全新、光明的未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