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迎来了千年难遇的彻底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机，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迫切盼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出现，这套体系必须要具备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功能，结束中国国家与民族长期分裂和动乱的功能，带领全国人民统一意识和力量建设新国家的功能。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苏联的国家政府治理模式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最优或者说不多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就十分迅速和顺利地建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府机构及其治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各种资源和权力集中于中央。客观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的体系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的，也有利于社会快速统一和稳定。但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也十分明显，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府体制往往表现为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地方政府和规模庞大的各型企业皆在中央政府的调配和指挥下运行，时间愈久，这种模式运行就愈加艰难，造成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不高等问题极大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在中国大陆成功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即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其中的手工业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主要是在城市中进行的，这使得中国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秩序迅速地从三年内战的消耗中恢复过来，而在城市中发生的这两大根本性的改造，客观上也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现了一次快速发展。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新中国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从1949年的10.64%快速上升到1956年的14.62%^[1]，几乎与1840年至1949年一百多年的城市化率的上升幅度持平^[2]。分析该现象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政府发动型的城市化所迸发的活力要远远大于过去百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力度，这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长期受到外部侵略和内部封建势力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挤压，造成了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畸形，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的发展极其不均衡，外国势力集中的沿海地带，沿海地带的城市要比内陆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城市繁华许多。然而，这些所谓的沿海发达城市也只不过是外国列强将中国原材料输出国外和高价工业产品输入国内的中转站，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始终难以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到解放前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如此缓慢，又如此的不均衡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与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同时进行的就是政府推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稳步实施。在这一时期，中央与省、市三级政府密切配合，在苏联的帮助下，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56个中心项目和694个重点项目。到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工业化体系的雏形基本形成。中国的重工业从无到有地快速发展起来，其速度之快令世人惊叹。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工厂通过面向城乡的招工和培训，为新中国早期的城市化吸纳了大量人口。反过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化程度不高的短板。但客观讲，那个时候的中国，各级政府并不清楚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有的只是快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单纯想法。(www.daowen.com)

1956年，当中国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较刚解放时提高了4个百分点，这与同期的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比较，都是非常快的发展速度了。总结这一发展成就，毋庸置疑，与我国当时强有力的政府及其领导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十分强调政府在国家、社会发展等事业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利用行政命令和行政资源，再加上人民群众的热情，往往可以在短期内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新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刚刚成立后，短期内取得的建设成就都是显著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