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的动力就是资本的积累和循环，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上的体现。社会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动力除了经济原因外，人类解放、个性解放、政治状态等非经济原因也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地理学在分析城市化动力时，首先注意问题的空间性，从地域秩序入手，但这些阐述没有涉及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本质^[18]。

叶裕民从中观层次研究了目前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他认为从中观发展的层次来看，经济、制度、农村与农业、科技与人才、资源与环境及城镇发展共同构成中国21世纪城市化的支持系统，缺一不可。六大支持系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中经济支持系统和制度支持系统是核心系统，它们构成中国城市化最直接、最关键的发展条件，其他系统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两大支持系统的建立与发展^[19]。

路永忠等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制度创新、第三产业、国际贸易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认为制度创新使城市化势能得以释放，第三产业是劳动力转移的产业支撑，而国际贸易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小视^[20]。而且，有学者如吉昱华等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但第二、三产业加总则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2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逐渐完善，市场会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家庭必然会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主体^[22]。赵勇指出，一些国内学者肯定外资也是城市化的新动力^[23]：薛凤旋和杨春研究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影响，提出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的观点，认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外向型”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并将以外资投入作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发展称为“外向型城市化”；宁越敏也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城市化作用力加大的特点；宁登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外生城市化和内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陈柳钦认为，作为社会现代化重要标志的结构转换的城市化，其发展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中，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转换与发展、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及地域间的流动、相关的制度变迁与创新是影响乃至决定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产业结构转换与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要素的流动与聚集是城市化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与变迁是城市化的推阻机制。它们三位一体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城市化的生成机制^[24]。

早期西方经典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将工业化作为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认为是城乡人口迁移而不是其他原因促进了欧洲城市化，从而使工业城市与前工业城市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城市化总是与经济增长，以及由农业到非农业就业的结构转换相联系。规模效应、第I类聚集效应和专业化经济、第II类聚集效应、循环和积累因果定律、经济剩余、联系性、技术革新等均被用来解释城市化发展^[25]。围绕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一系列理论也发展起来，总体说来，尽管产业结构变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对二元主义、开放性经济、发达国家的资金（包括直接投资、贷款和援助等）、跨国公司的作用、政府干预等的思考使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框架。(www.daowen.com)

Sit描述了中国的外向型和跨国城市化景观^[26]，城市政策变化、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是城市化主要的驱动力^[27]。还有学者研究全球化对大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28]。但是全球力量入侵“不得不从地方特定的条件寻求庇护以扎根社会主义土壤”^[29]。

总体上说，国内对于全球化视角下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外资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作用，肯定外资是城市化的新动力，更多的学者只将外资看作是城市化的动力之一，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制度变迁与创新等是影响乃至决定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所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城市化的生成机制，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的转换同全球发展趋势一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原动力。第三，国家政策的调控对城市化进程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领导，国家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十分巨大。第四，城乡间的相互作用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城市化发展的又一基本动力，主要体现在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代表的强大推力和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为代表的城市的巨大“拉力”之间的相互作用^[30]。

赵新正与宁越敏对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化机制的动力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31]。20世纪80年代中期，冯雨峰和马清裕最早关注了“不务农的农民和没有城镇户口的市民”这一中国独特的现象，指出中国城市化存在以城市“拉力”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和以农村“推力”与小城镇“拉力”共同作用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两种机制；同期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若干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课题组也总结出“国家投资—项目带动，城市发展，乡村工业化，外资及地方经济发展”等城市化的五大动力；其中的国家投资—项目带动、乡村工业化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该阶段的主要特点。20世纪90年代，崔功豪、马润潮等人通过研究，专门论述了“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具体作用形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二元城市化”理论；宁越敏将哈维关于资本以不同形式流通产生的城市化后果的观点应用于中国城市化研究，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城市化资本来源的行为角度探讨城市化动力，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动力研究的新框架；许学强、薛凤旋等人则从外资的角度补充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对于城市化新动力的深入分析与研究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化动力更加多元化，有关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呈现对单一动力研究深入化和对多元城市化动力归纳总结理论化两大趋势。如吴莉娅将外资对城市化的作用深化为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全球化与地方化共同作用及国际贸易三大力量的作用；刘传江等人提出产业结构转换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标志着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向探寻和总结一般性规律转变的开始；而对于城乡关系、制度创新等因素的逐渐重视以及“矛盾论”、“内外因说”等观点也是从关注具体、短期的城市化动力向探索长期、内在的城市化动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