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与城市化作为经济、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周加来等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政府则要以推动社会进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己任，因此，二者之间存在逻辑关联^[19]。按照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可将政府行为划分为维护性政府行为、经济性政府行为和社会性政府行为，每一类型的政府行为又可以分别对应不同的具体指标。通过相关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社会性行为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政府维护性行为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相对密切，政府经济性行为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较差。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总体上与城市化发展关系较为紧密，但在市场体制向纵深转型的过程中，要求政府更多地要让位于市场，而将社会性和维护性行为作为自己的主抓方向。

政府行为与政府产生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秩序、政治教育以及政府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文化、政府结构、政府目的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着政府行为本身，其中有的是通过规制决策者的行为、思想，有的是通过约束执行者的思想、行为来影响政府的最终行为^[20]。政府行为特别是我国的政府行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其主要目标应体现出社会公正、公平，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科学、合理的政府行为是应当能够为当下和未来的公民提供公平的自由发展机会，以及能够有效地满足公民的发展需求。(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