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强调的是，目前关于供应链协调尚无确切定义，从狭义上说，目前的所谓供应链协调的概念，即指短销售周期供应链协调。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科技水平迅速发展、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具个性化、商品种类迅猛增长的新形势下，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因此，越来越多的商品呈现出短销售周期产品（SSCP）（或说短生命周期产品）的特点，从而对于短销售周期产品供应链（SSCPSC）的运作、管理、协调问题的引起了业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进入具体介绍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下的相关研究，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和判断：基于前述供应链决策权分散的结构，一方面，在实践中集中决策型的供应链事实上是很少见的，而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单个（复杂）企业管理问题，因此，这一类型的问题不能代表典型的供应链管理与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分散决策结构决定着供应链上的成员企业的根本目标就是个体利益最大化，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因此，关于非合作的研究是目前的主要特点。当然，就问题的重要性而言，供应链各个企业之间的许多互动关系也有显著的“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特点，合作博弈也有其非常适合的用武之地，然而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尚不充分，而其中供应链的合作广告、促销等问题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合作博弈问题，本书将在下文中介绍。

（1）理论与方法介绍及其研究

对于短销售周期产品供应链而言，其下游采购方面临的决策问题是一个典型的Newsvendor模型问题：产品的市场需求是随机的，服从某个概率分布；采购者面临的决策问题就是在最大化其期望收益的目标下对由于采购过多导致的库存积压成本损失和采购过少导致的潜在利润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其最合适的采购量。近年来，基于简单Newsvendor模型的供应链协调问题研究已获得了很多成果[46]。

由于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独立决策主体的特征，因此，当人们从协调的视角来考虑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时，就意味着博弈论将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研究工具[47]——后面现状综述将清晰地表明这一点——具体地说，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买”“卖”关系，因此，二者之间呈显著典型的主从式互动关系，从而Stackelberg主从博弈模型在相关的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也是基本的应用工具[48]。而当人们考察更复杂的、在供应链同一层面具有多方横向竞争的环境时，Nash博弈与Nash均衡是其主要研究工具。

在理论与方法层面的研究中，核心问题体现在均衡解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证明方面。为此，针对一阶条件的有效性，人们引入了不动点理论进行研究[49-50]，而由于不动点理论的复杂性，一个简化的但是条件更强的研究思路是事先要求收益函数的拟凹性。在供应链协调领域，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有：Lee和Whang[51]在其研究中发现Nash均衡解本质上不是整体供应链最优解，因此竞争结果导致供应链效率降低。为了避免这种结果，Cachon[52]建立了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选择再订货点的模型，采用超级模数（Super Modulor）博弈理论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的确定性，并提出在存在多个纳什均衡解的情况下，采取其中使整体供应链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一组均衡策略。Mahajan与Ryzin[53]、Netessine与Zhang[54]就系统最优解与Nash均衡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徐庆、朱道立和鲁其辉[55]讨论了Nash均衡问题（NE）与变分不等式（VI）和广义均衡问题（GEP）的关系，给出它们之间解的等价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映射之间单调性的关系。

（2）供应链协调策略设计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短销售季节环境下，是当前供应链协调问题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这类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从以订购批量为决策变量的研究转向对影响订购策略和订购批量的方法的研究，即认为在所有相关参数确定的情形下订购方总是给出其最优订购策略，从而考虑从改变相关参数入手来影响、改变最优订购策略。主要协调手段与形式是供应链契约（合同）。这一层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①在分散决策模式下采用适当的激励策略调整收益的分配以获取在集中决策模式下原本可以获取的系统最大收益；②在分散决策模式下采取适当的激励策略以使得在集中决策模式下原本可以达到的系统最大收益实现更大化。

目前人们在研究具体的问题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供应链协调、激励方法和策略，如批发价（Wholesale Price）策略、数量折扣（Quantity Discount）策略、弹性数量（Quantity Flexibility）策略、最小采购承诺（Minimum Quantity Commitment）策略、回购（Buy Back）策略、收益共享（Revenue Sharing）策略、期权（Option）策略、目标折扣（Target Rebate）策略以及联合广告、促销策略等。以下对主要的方法进行简要综述：

1.弹性数量策略

弹性数量策略是指交易双方通过合同确定一系列条款，在这些条款下，购买者最终获得的货物数量允许以某个比例偏离事先估计的数量，即事先议定的采购数量在最终执行时允许具有一定的弹性。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的研究有Bassok和Anupindi[56]，他们分析了最小购买量合同。Eppen和Iyer[57]研究了允许购买者购买超过它的初始预测量的后备协议。Tsay[58]考察了结合购买方承诺购买不少于预订量的一定百分比的货物和供应商确保供应超过欲购量一定比例的货物的合同。Tsay和Lovejoy[59]在多点、多需求时期以及提前期与需求预测更新等更复杂的条件下分析了弹性数量策略的作用。Plambeck和Taylor[60]则讨论了多个下游企业与上游进行事后重新谈判的数量弹性合同。

2.回购策略

回购合同允许零售商以一个事先商定价格向供应商返还任意比例的订购产品。Pasternack[61]和Kandel[62]基于单周期Newsvendor模型确定了最优定价和返还策略。Padmanabhan和Png[63-65]以及Wang[66]就多零售商情形下回购策略与竞争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讨论。Taylor[67-68]研究了渠道折扣（Channel Rebates）与回购策略对零售商销售努力和供应链协调的影响，指出在需求能被零售商销售努力所影响时，目标折扣（Target Rebate）形式与回购策略一起可以实现双赢。Donohue[69]对具有多次生产机会的情形的时尚品回购策略进行了研究，其中允许零售商每个时期在获得更新了的需求信息之后进行一次订货，结论是这一策略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波动、提高供应链收益。Krishnan、Kapuscinski和Butz[70]考虑了回购策略本身有可能会导致零售商在库存积压状态下缺乏进行促销努力的问题，在需求可观察不可验证和可观察可验证两种情形下进行了分析，并考虑了零售商同时还出售替代品的情形。Yao、Leung和Lai[71]将标准Newsvendor问题背景推广到了随机的、需求价格敏感的情形，研究了敏感系数对回购策略协调效益的影响。索寒生和金以慧[72]研究了零售价影响市场需求量的条件下的最优回购契约，王晶、于开宇和赵俊[73]则在给出零售价和市场需求量具体函数关系之后针对图书业进行了具体研究。

3.收益共享策略

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是指零售商将一定比例的销售收益交付供应商，以获得较低的批发价格、改进供应链运作绩效的一种协调方式。这一契约最先出现在音像租赁行业，后被推广到其他行业。Dana和Spier[74]研究了音像出租行业的收益共享，指出收益共享能够协调具有多个完全竞争零售商的供应链，Veen和Venugopal进行了理论补充[75]。Gerchak和Wang[76]研究了最终产品装配公司采用收益共享激励多个零部件供应商确定生产数量的问题，得出了均衡的收益共享分配和生产数量。在此基础上，Wang[77]等人研究了带有收益共享的委托契约对渠道绩效的影响，指出整个渠道和单个公司的绩效严格依赖于需求价格弹性和零售商的成本分担。进一步，Giannoccaro和Pont Randolfo[78]研究了随机需求下具有固定零售价格的三阶段供应链协调的收益共享契约，分析了契约参数的变化对供应链成员利益分配的影响。Cachon和Lariviere[79]考虑了剩余产品的残值收益并且假定为一定值，系统地研究了用批发价格和共享系数两个参数描述的收益共享契约，并将其同回购、价格折扣和数量折扣等契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收益共享是一种需求风险分担机制，能够协调固定零售价格和零售商制定价格两种情况下的供应链渠道，这要优于仅能协调单一情况的供应链契约。叶飞、李怡娜和胡晓灵[80]在不确定需求下纳入了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的考虑，研究表明，在共享收益契约机制下，制造商制定的批发价格要比其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小，合作后，分销商的最优订货量与技术创新规模均比合作前大。邱若臻和黄小原研究了对称信息、委托销售条件下的供应链收入共享契约，即零售商决定收入共享比例，供应商决定产品零售价格和生产数量，并保留产品所有权。研究表明，供应链及其成员绩效受两个系统参数（需求价格弹性和零售商成本分摊比例）的影响[81]，并建立了具有缺货成本的供应链收入共享契约协调的随机期望值模型[82]。

4.期权策略

近年来，期权机制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供应链的管理与协调问题当中。Donohue[83]扩展了Pasternack[84]的模型，将需求信息揭示分为两阶段，并引入期权作为协调工具，要求供应商在需求信息明确前，准备一定的库存。Barnes-Schuster、Bassok和Anupindi[85]在此基础上，放宽了模型的假设，允许零售商同时使用期权和普通的订货两种方式，并将市场需求也分成两个阶段实现，他们采用期权的方式来处理两阶段中需求不确定性情况下供应商的订购策略并指出在分段线性的执行价下，期权契约将协调供应链。Cachon和Zhang[86]等人讨论了单供应商-单销售商系统下最优期权契约和批发价契约的渠道协调问题，分析假设供应商的成本是公共信息，而需求量是销售商的私人信息。Sethi、Yan和Zhang[87]分析了各阶段需求信息更新的多阶段批量柔性契约，给出在需求实现和预测信息更新期间的最优期权量的订货模型。Li、Ankolekar和Wolf等人[88]设计在线逆向拍卖（简称ORA）下多供应商-单销售商系统的期权契约最优拍卖机制：研究假设卖者成本为私人信息，但分析只考虑买者的收益最优，而没有考虑系统最优。Burnetas和Ritchken[89]研究了需求曲线具有向下溢出特征的期权合同，零售商具有某个价格再订货或者返还产品的期权，研究表明，在需求的不确定很高的情形下，博弈均衡价格对零售商不利。Wu和Kleindorfer[90]考察了具有期权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单上游（制造商）多下游（零售商）B2B交易中的竞争性能力期权，期权定价包括单位能力的预留费用和执行费用，其核心问题在于确定现货市场与期权合同的组合与零售商竞争下的市场均衡定价。Wang和Liu[91]研究了一个零售商主导的两级供应链中由产品期权单价和实际单价组成的期权协调契约，发现该期权契约要取得成功取决于这两个单价的负相关性，同时，协议产量必须低于集中决策模式下的最优产量。马士华、胡剑阳和林勇[92]通过引入期权机制，提出了制造商预订上游供应商的生产能力的数学模型，达到了供应链利益的Pareto改进。郭琼、杨德礼和迟国泰[93]通过期权机制建立了供应链协调过程中各决策主体的决策模型，研究发现，期权机制下的供应链及其成员的收益要优于报童模型的情况。陈祥锋和朱晨波[94]证明了在现货合同市场中增加了期权合同市场后，供应链可以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提高供应链整体效率的目标。另外，类似的还有李荧玉和崔文田[95]、郭琼和杨德礼[96]、佟斌和郭琼[97]、晏妮娜和黄小原[98]等人的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在实践与理论研究当中，并不仅仅只有上述一些协调策略，而且，一个有重要价值的趋势就是激励策略正在更多地采取组合的形式进行。如Mark、Daniel和Gilvan[99]为减少消费者的无缺陷退货（False failure return）现象而向零售商提供一种目标折扣（Target Rebate）形式的激励契约，研究证明了其供应链协调的有效性。Gerchak和Wang[100]考察了一个装配商和多个零部件供应商组成的两级装配供应链，分析基于“收益共享加库存积压补贴”的VMI策略和“批发价加回购”的激励策略对于供应链协调的作用，并发现后者的效益与零部件供应商数量呈同向变化，等等。

（3）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供应链协调

供应链上成员企业的信息私有、信息不对称状态，又决定着供应链上信息劣势方的委托人地位，因此，当人们注意到了供应链上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常态时，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激励理论中的模型与方法将为相应问题提供恰当的理论解释和支持，并在充分考虑事前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信号传递、信息甄别）风险与事后隐藏行动（或信息）的道德风险的基础上进行供应链契约激励机制设计[101-102]。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实践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些成果。(www.daowen.com)

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甄别模型。信息甄别研究的是信息劣势方首先行动的情形。Porteus和Whang[103]研究了面向识别制造商的市场需求预测信息的契约设计问题。Charles与Xavier[104]、Charles[105]以及Charles、Zhou与Tang[106]针对成本信息不对称时的库存策略、数量折扣策略以及契约涉及问题进行了研究。Lau A.H.与Lau H.S.[107-109]分析了在需求随机性与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并讨论了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时的供应链库存策略。Lau A.H.、Lau H.S.和Wang[110]对市场需求为零售价格函数情形下的零售商主导的Newsvendor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价格敏感系数k为非对称信息时，传统的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都失效，而两部分关税（Two-part Tariff）策略更有效。同一背景下，他们还研究了制造商生产成本为非对称信息的情形[111]。Özer和Wei[112]在预测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的可信预测信息共享问题，提出了非线性能力预订合同（Nonlinear Capacity Reservation Contract）和预采购合同（Advance Purchase Contract）作为对策并通过数值试验验证了相应的有效性。索寒生、金以慧[113]研究了下游零售商具有成本私有信息时上游供应商的最优回购契约。郭琼和杨德礼[114]通过批发价格契约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导致供应链效率下降的机理，设计相应的期权契约来激励具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通过其期权购买量向供应商传递真实的市场需求信息。张菊亮和陈剑[115]研究了零售商处理单位产品费用为上游供应商的未知信息的条件下回购契约的实施情况。邱若臻和黄小原[116]则在零售商的边际成本为私有信息的情形下研究了收益共享契约。

在信号博弈模型层面，信息优势方首先行动。相关的研究中，Cachon与Lariviere[117]研究了信息优势的制造商通过契约给供应商以固定支付来向其传递信号以实现非对称信息下的供应链协调。Lariviere[118]发现限制零售商退货能够实现可信任的信息共享。唐宏祥、何建敏和刘春林[119]发现，零售商可以通过采购价格向供应商传递真实可靠的市场需求信息。侯琳琳和邱菀华[120]研究了具有随机市场需求信息优势的制造商通过设计利润共享机制并调整其中的利润共享系数来传递信号，研究发现，这一机制可以实现供应链最优绩效。林英晖[121]基于“二手车”单价模型研究了供应链企业间信任建立的信号博弈分析。申亮和王玉燕[122]基于逆向供应链中随机市场需求状态为高和低两种可能状态时研究了具有这一信息优势的制造商与其回收商之间的信号传递博弈的分离均衡条件。

另外，关于供应链中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Priest[123]研究了质量保修合同中的道德风险。Balachandran和Radhakrishnan[124]分别在单边道德风险和双边道德风险情形下研究了承诺-惩罚合同，发现当合同是基于来自外部失败的信息且供应商无须为制造商的产品质量负责时最优质量可以达到。张翠华和黄小原[125]研究了购买商的质量评价活动和加工活动隐匿情形下质量投资决策问题的道德风险，李丽君、黄小原和庄新田[126]进一步考查了在供应商的质量预防投入成本和销售商的质量评价投入成本均为不可观测的信息的情况下供应商和销售商都可能会发生签约后道德风险的问题。李善良和朱道立[127]研究了两类不对称信息（逆向信息和道德风险）并存时的供应链线性契约，通过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二层规划问题，求解得到了相关结论，发现对于作为委托人的供应商而言，甄别契约比汇同契约更有效率。

（4）基于供应链结构的多层级供应链协调研究

多层级供应链主要是指层级数超过两层的供应链，如由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S-M-R）组成的供应链。Lei Xu和Beamon[128]基于供应链协调的特点，根据协调成本和组织环境这两个纬度，提出了选择合适的供应链协调机制的一般方法，并给出了协调机制的四种结构：资源共享结构、决策风格、控制水平、风险/报酬共享。

多层级供应链协调研究目前尚不充分，且主要集中在三级供应链：Munson和Rosenblatt[129]在需求稳定、最小化成本目标的情形下研究了包含一个供应商、一个生产商和一个零售商（S-M-R）的三阶段供应链，其中一个强大的生产商运用数量折扣影响零售商的行为，并且如果获得收益，则把收益作为折扣给供应商，但生产商不补偿供应商的任何利润损失，并且没有关注使渠道最优的协调机制。Hao[130]讨论了两阶段供应链中存在外包方的情形，该研究提供了一个能够在中间代理公司和它的受包方及下游购买者之间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权衡的优化框架，拓展了以往关于合同问题的研究。Ding与Chen[131]同样研究了S-M-R三级供应链，其中制造商先与零售商谈判、再与供应商谈判，通过采用柔性回购策略、各方共同分担库存成本，最终达到了供应链的协调。

（5）供应商或零售商横向竞争环境下的供应链协调

在实践中，供应链通常不是报童模型中考虑的单上游企业与单下游企业构成，而是在各个层面均可能存在多个企业。同一层面的多个企业可能会在订购批量、价格甚至品牌与产品替代等方面相互竞争，且各自的决策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即供应链中通常存在横向竞争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一部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展开讨论。

Padmanabhan与Png[132]、赵泉午等人[133]对单供应商（制造商）与同质多零售商供应链的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证明采用回购契约时零售商之间的库存竞争存在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Yao、Leung和Lai[134]基于收益共享契约进行了类似的研究。Tamer Boyaci与Guillermo Gallego[135]讨论了具有两个竞争供应链的市场，每个供应链由一个批发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由于商业环境会迫使供应链形成相似的价格以及在客户服务的基础上严格地竞争，研究发现，协调是两种供应链各自的最优策略，但是，由于囚徒困境，大家都选择协调，两种供应链经常会变得更差，消费者就是协调能唯一保证的受益人。Narayanan等人[136]建立了包含一个生产者和两个零售商的契约模型，生产者能够在贝叶斯纳什均衡条件下选择零售价格和存储数量以减少品牌内部零售价格的竞争并引导零售商存储对供应链最有利的库存。黄宝凤、仲伟俊和梅妹娥[137]在由一个制造商和N个相互竞争的销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研究了完美共赢收入共享合约的存在性问题，给出了收入分配比例相同的合约所要满足的条件，讨论了这类合约的存在性，并设计了一个收入分配比例不同的完美共赢的收入共享合约。肖勇波、陈剑和刘晓玲等[138]研究了同一市场上销售同一种季节性或时尚性产品的两个销售商之间的最优动态串货策略，研究表明：虽然串货能有效增加销售商各自的利益，但是他们之间的竞争会带来较大的整体利益损失。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引入多代理人竞争来达到激励目的是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的一个可行的策略，这也是当前研究供应链中横向竞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而作为这一思想的一个体现，拍卖策略（Auction）在互联网市场上的应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Tunca和Zenios[139]考察了电子市场的长期合作关系合同与基于价格的采购拍卖策略（合同）之间的竞争：前者的好处在于可以更大程度上保证零配件的质量，后者则利于通过逆向拍卖的方式选择低成本的零配件供应商，阐明了应该只采用一种合同形式和需要两种合同同时使用的情形。徐经意、杨德礼和郭琼[140]建立了在线逆向拍卖期权和单方支付契约下生产商、销售商和系统的利润模型并得到两种电子佣金制度下的最优期权订购量，发现在赢得契约生产商支付电子佣金的制度下最利于系统的协调和利润的分配。

（6）突发扰动环境下的供应链协调

所谓突变事件（Emergency），是指在预测与计划之外发生的、即刻威胁到生命或财产的、造成正常活动搁置或中断的事件。当前企业与供应链生存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如市场需求不确定、原材料供应不确定乃至社会环境的波动等突发事件的扰动都可能导致供应链停顿甚至中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对供应链原有协调策略的影响，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当前对突变扰动环境下的供应链协调问题的研究仍然仅处在起步阶段，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当前关于需求环境突变的研究是其热点，如Martha和Vratimos[141]分析了在供应链中断情形下成员企业将承受的几个典型困境。Qi、Bard和Yu[142]针对单一供应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研究了线性市场需求的突变扰动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Xiao等人考察了单一供应商和两个同质且进行促销竞争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通过设计协调合同来获取更高的供应链利润，并研究需求突变下的价格机制，发现生产商通过调节批发价和补贴比率能够得到期望的渠道利润，同时只有在投资敏感度协同因素足够大时，生产商才需要调整产量[143]，并对先同数量折扣契约和全部单位数量契约的作用进行了分析[144]。Paul与Germaine[145]从供应链系统运作的角度提出了供应链突变风险管理的SAM框架（详述风险Specification、评估Assessment和缓和Mitigation）。于辉、陈剑和于刚[146-148]在单一上、下游企业的两阶段供应链中分别分析了市场需求突变对批发价契约协调机制、回购契约协调机制的影响，并提出了增强供应链协调契约鲁棒性的对策。雷东、高成修和李建斌[149]分析了在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当市场需求为市场价格的线性函数、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同时发生扰动时供应商的扰动管理决策，探讨了在供应商为Stackelberg博弈主导者情形下的供应链协调机制。

（7）纳入决策者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协调分析

以往的供应链协调问题中，一般把决策者认为是风险中性的，即决策者追求收益的期望值的最大化，而不考虑获得该期望收益的风险。这一前提在很多情形下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事实上，风险与决策者的主观态度密切相关，因此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在纳入对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特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50]：定常风险偏好特性和可变风险偏好特性，定常风险偏好特性又包括定常风险厌恶、定常风险角逐和定常风险中立三种类型。

Lau H.和Lau A.[151]证明了最优返还策略依赖于两个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Agrawal和Seshadri[152]通过引入一个风险中性的分销商（分销商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然后卖给零售商）为每一个零售商提供有效的合同设计方案来解决决策者的风险厌恶态度导致的订货量不足的问题以及风险分担问题。Tsay[153]所得出的结果对在风险敏感的条件下如何实施返还策略和选择合作伙伴有指导意义。Gan、Sethi和Yan[154-155]明确提出了具有下行（Downside）风险厌恶决策者的供应链协调定义并针对制造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厌恶、双方均风险厌恶、双方均风险中性等三种情形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Choi、Duan和Yan等[156-157]就批发价合同和回购合同研究了具有Mean-variance目标的决策者的行为，发现具有弱风险厌恶倾向的供应链协调主导方能够与同类型的零售商达成一致，却与具有弱风险喜好的零售商无法实现协调。Charles和Scott[158]分析了零售商具有损失厌恶（Loss-averse）态度的M-R两级供应链，将“损益共享”作为一个协调手段，研究发现，“损益共享-回购”合同能实现供应链协调并实现供应链期望收益的任意分配。索寒生、储洪胜和金以慧[159]考察了基于Loss-averse模型的风险规避态度对收益共享契约和批量折扣契约的影响。叶飞和李怡娜[160-161]采用Mean-variance方法建立了由单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与单个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的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于春云、赵希南和彭艳东等[162]则基于条件风险值的概念引入了对供应链决策者风险偏好的描述，并基于回购契约揭示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和偏爱程度对最优订购量、回购价格及供应链协调的影响。

（8）纳入广告、促销等努力的供应链协调分析

基于通过推动需求增长以获取更大利润的考虑，供应链上的各成员企业有潜在的或现实的广告营销、促销等冲动，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供应链成员的广告、促销等努力往往不能协调进行，这也使得供应链无法实现Pareto最优。目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还不多，但也已经开始并获得了一些成果，如前面已经提到的Taylor[163-164]以及Krishnan、Kapuscinski和Butz[165]在分析、设计供应链协调策略时，就考虑了激励零售商进行促销努力等问题，研究发现，常见的有效的回购契约、数量折扣契约等在此时往往不能奏效。Szmerekovsky和Zhang[166]则讨论了线性批发价契约中进行广告合作的问题，研究发现，对于价格敏感的市场需求，成本共享的广告合作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奏效，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制造商而言，其最优决策应该是自己进行全局（全国）广告，同时给予零售商一个较低的批发价。张菊亮和陈剑[167]同样基于回购契约，在销售商首先承诺所做出的努力水平、供应商补偿部分，由于销售商做出的努力而带来的费用的前提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杨勇等则在需求不确定且与努力水平具有相关性的前提下考察了退货契约[168]、数量柔性契约[169-170]和收益共享契约[171]进行了类似分析。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基于作为供应链协调契约设计问题的一个有益延伸而纳入对广告促销等提高市场需求的努力的分析之外，在供应链管理与协调问题当中，上、下游企业如何就广告、促销等营销业务进行合作也是一项重要的独立问题，而在这一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果：Huang和Li[172]讨论了联合广告的制造商主导Stackelberg主从合作博弈模型、Nash合作博弈模型和零售商主导Stackelberg主从合作博弈模型，博弈的内容是全局与局部品牌声誉投入水平与合作补助水平，研究发现，Nash博弈下的收益要大于Stackelberg博弈，同时，Pareto有效的广告模式应将决策者的风险偏好考虑在内。类似的研究还有Li、Huang和Zhu等人[173]、Huang、Li和Mahajan[174]以及傅强和曾顺秋[175]等人的研究。Yue、Austin和Wang[176]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市场需求的价格敏感性，并提出以制造商的价格折扣定价策略作为一个对策。Xie和Ai[177]对前述Huang、Li的研究中关于制造商边际收益的假设作了修改，发现在制造商边际收益很大的情形下，结论是不同的：Stackelberg主从合作博弈模式能带来更大的系统收益。Jørgensen、Taboubi和Zaccour[178]考虑了制造商面向品牌形象构建的全国广告策略与其零售商为推动市场需求而进行的价格折扣策略之间的矛盾，为此考虑了零售商短视（Myopic）和远视（Farsighted）两种前提下联合努力的合作形式，研究发现，在制造商品牌形象处在发展初期时，合作能带来正面的推动作用。

（9）其他

目前关于短销售周期产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人们主要是从博弈、激励的角度考虑设计适当的激励契约来影响、改变相关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以达到各方收益的Pareto改进，但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运作模式的改变也能对供应链协调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基于需求预测信息更新的快速响应（QR）策略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策略[179-182]。此外，零星地从多产品、多维博弈关系等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但是尚待形成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