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将二元税负系数进行第一个层次的分解，即将该指标分解为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指标，以便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负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规律。需特殊说明的是，本书所指的两部门负担率，实际上就是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

5.3.1.1　计量分析假设及相关数据说明

本书拟建立如下计量方程进行分析：

其中，lnGGL、β0、ut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与双变量协整分析中的相关设定相同；lngct为城市居民负担率，表示城市居民年税负额占城市非农产出的比例；lngrt为农村居民负担率，表示农村居民年税负额占农业产出的比例；αt为城市居民负担率回归系数，根据前文的逻辑分析，当城市居民负担率上升时，城市居民负担加重引致收入减少，城乡收入比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故本书假定其取值为负；βt为农村居民负担率的回归系数，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农村居民负担率上升时，农村居民负担加重引致收入减少，因而城乡收入比会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故本书假定βt取值为负。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关数据直接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城乡二元税负系数系间接估算而成，其主要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也有部分数据来源自中经网数据库综合年度库。在计算过程中，由于gct和grt都存在小于1的取值，本书取对数之前乘了100，回归时该影响进入残差项。

5.3.1.2　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由于前文已经对lnGGL及其滞后一阶项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故本书在此只需检验lngct和lngrt的平稳性问题。其检验结果由表5.3.1具体所示。

表5.3.1　lngct和lngrt单位根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表5.1.2及附表3中的相关数据测算而成。
注：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L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根据表5.3.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在10％、5％抑或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ct、lngrt单位根检验值均大于各自的临界值，这表明上述变量都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变量。而对上述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各差分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值均小于各自临界值，其中Δlngrt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这种情况表明，各取对数的变量是非平稳变量，而经过一阶差分则可以变成平稳变量，因此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原变量不宜直接进行最小二乘回归，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5.3.1.3　变量的协整性检验

本书采用Johansen系统分析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负担率和城市居民负担率进行协整性检验，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5.3.2所示。

表5.3.2　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负担率与城市居民负担率协整性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表5.1.2和附表3中的相关数据测算而成。
注：**表示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5.3.2所示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式，故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从农村居民负担率和城市居民负担率的长期演变趋势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

根据Johansen检验结果，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式所示：

其中，括号内数据代表变量系数可以通过的检验水平，方程的总体评价指标为： Log likelihood=89.6937，R2=0.8516，。

式5.3.2反映出，当对二元税负系数进一步分解为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两个指标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可以由这两个分解变量进行表示。其中城市居民负担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就会向相反方向变动0.160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负担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就会向相同方向变动0.42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当城市居民负担率上升时，城市居民收入相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当农村居民负担率上升时，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减少，此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相对扩大的趋势。

根据Johansen检验结果得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www.daowen.com)

其中，R2=0.8516，，F=14.76，Log likelihood=60.4978。

在式5.3.3中，误差修正模型的各项系数在10％的检验水平下大都会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均衡误差项系数的符号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模型中非均衡误差的系数为-0.4175，这意味着，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将以41.75％的比率，对当年的ΔlnGGL做出反向修正。而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短缺波动与长期均衡两部分：前者由各变量的差分项来反映，后者由误差项来表示。式5.3.3显示， lnGGL与lngct、lngrt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的变动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上一年ΔlnGGL每变动一个单位，则本年的lnGGL增量将会同向变动0.5935个单位，上两年ΔlnGGL每变动一个单位，则本年的lnGGL增量将反向变动0.3815个单位；上一年Δlngrt每变动一个单位，则本年的lnGGL增量将同向变动0.4444个单位，上两年Δlngrt每变动一个单位，则本年的lnGGL增量将反向变动0.1474个单位；上一年Δlngct每变动一个单位，则本年的lnGGL增量将会同向变动0.0376个单位，上两年Δlngct每变动一个单位，则本年的lnGGL增量将同向变动0.0291个单位；与此同时，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将以41.75％的比率来对本年的lnGGL进行修正。这个修正的力度非常大，只要短期波动偏离了长期均衡的路径，误差修正机制就会自发纠正这种偏离，并最终使得二者间的关系重新回到长期均衡的轨道上来。

5.3.1.4　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书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考察lngct、lngrt、lnGGL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检验思路和检验方法和上一节的双变量检验相同。经过对滞后一阶至滞后八阶的变量进行反复检验，本书发现其结果均显示lngct和lngrt是lnGGL的格兰杰原因，而lnGGL不是lngct和lngrt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利用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可以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本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变量进行分解可以经受事实的检验。

5.3.1.5　城乡居民负担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作用程度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变化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原因，并且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解决：在这种长期变动趋势中，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哪一个变量对后者作用的程度更大，要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个分解变量进行分析，其具体思路如下：

（1）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变量的变化进行考察。计算思路比较简单，只需计算出1978年到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变化率即可。

（2）用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变化率乘以经过计量回归的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变量的对数差分回归系数，即可得到该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具体影响程度。

根据式5.3.2的长期均衡估计结果，其影响程度如表5.3.3所示。

表5.3.3　城乡居民负担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表5.1.2及附表3中的相关数据测算而成。

由表5.3.3可以看出，自1978年至2006年，城市居民负担率上升了5.71倍，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贡献程度为-0.9159，这表明城市居民负担增加引起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反向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负担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作用。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上升的因素中，农村居民负担率上升了3.139倍，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为1.336，这表明农村居民负担率的增加引起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城乡居民负担率的比较来看，农民税负增加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居民负担率上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因此，从总体上说，由于农村居民负担率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趋势。

5.3.1.6　本部分研究结论

在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本部分研究将二元税负系数进一步分解为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并连同城乡收入比一起进行三变量协整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长期内，城市居民负担率的变动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向变动，而农村居民负担率的变动则可以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同向变动，三者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而向量误差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城市居民负担率还是农民负担率变动，短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影响作用。该实证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相对负担水平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都会产生影响，前文关于二元税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论断是正确的，本书的相关假设可以经受实际的检验。

通过本部分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二元税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如下基本规律：在长期内，农村居民负担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弹性较大，而城市居民负担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弹性较小。但与此同时，农民负担率变动幅度较小，而城市居民负担率变动幅度较大。农村居民负担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总体上大于城市居民负担率，因而最终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扩大。在短期内，上期城市居民负担率和农村居民负担率增量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增量产生正向影响，但农民负担率增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弹性远远大于城市居民负担率。这种情况表明，在短期内，农民负担率增速快于城市居民负担率，因而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基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体制因素应该是农村居民负担率的不断扩大。城市居民负担率上升虽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平抑作用，但其影响程度远不如农村居民负担率。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农民负担率不断上升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同城乡有别的二元税制相对应的，因此，若想在体制变革角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通过改变税收政策取向来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