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1节和4.2节的讨论中，本书建立在这样一个重要假设条件之上：即在二元经济社会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非农劳动力同步转化。但是在二元转化的进程中，由于存在严格的城乡户籍限制，实际上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本无法全部真正转变为城市非农业户籍。这些拥有农业户籍的非农业劳动力创造了额外的非农业收入，但是由于没有转变户籍身份，所以在税负上仍然按农业人口对待，而那些转变为城市非农业户籍的人口则享受到了城市人口所具有的财政待遇。这种条件下，国家再分配行为对这些未转变身份的农民工群体收入产生何种影响，继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就不得不成为我们考虑的问题。

按照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观点，这些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无法转变为城市户籍的现象被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7]并用表4.3.1进行了解释。

表4.3.1　城市化滞后的图表解释

资料来源：陈宗胜，黎德福.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M]//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中国社会经济出版社，2006：137.

按照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解释，二元经济转换由t0期到t1期，在此期间有如下假定：“有k个农民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就业，每个劳动力创造可用于分配的社会收入与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同；而留在农村的农民创造的收入不变，农民工获得的工资大于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但小于原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只有h个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而且假定总有k ＞h；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计为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的转变不改变原来城乡劳动力的负担系数”[8]。在做出如上假定之后，陈宗胜、黎德福（2006）认为，在表4.3.1中，右边的第一根虚线表示原来的二元经济转换阶段，左下虚线表示二元转换同步时的状态，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状态下的人口规模则为k -h。

本书在此接受并沿用陈宗胜、黎德福（2006）所做出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假设，并将其简称为城市化滞后，用来表示城市化发展未能吸纳工业化发展要求所能吸纳的人口数量而导致的农业劳动力滞留于农村的现象，实际上就是那些无法转换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群体。令t0到t1的二元经济转化期内有k个农民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就业，每个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与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同，为YCG，而留在农村的农民获得的收入不变，仍为YRG。农民工获得工资并承担农民所应承担的人均税负[9]，扣除个人税负之后的收入为z，且有YRG＜z ＜YCG，其中YRG是政府再分配调节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YCG是政府再分配调节后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因为已假定有h个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并享受城市居民的再分配待遇，设原有城镇人口为m，农村人口为n，则农村剩余就业人口为（n -k），城市化滞后人口为（k -h），这样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时，即可得到二元税制条件下农民的人均收入为：

同理可得城市化滞后和二元税制交互作用条件下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

由式4.3.1和式4.3.2 可得，在城市化滞后和二元税制交互作用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观察式4.3.3可以看出，当k=h时，

故式4.3.3可以变形为：

式4.3.5就是二元同步转换状态下二元税制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表达式，该表达式同式4.2.5所表达的含义一致，可以说式4.2.5就是式4.3.5的一个特例。该式表明，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中，假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完全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力，则考虑二元税制影响后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会因为人口转换的影响而发生财税负担上的变化。

由于已经假定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工只为农民工中的一部分，即h ＜k，如果城乡差距t1时期大于t0时期，则可得如下不等式：

若使式4.3.6成立，则必须要求下式成立：

对式4.3.7进行变形，可得：

令，则可以得到城市化滞后和政府再分配调节共存条件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基本影响机制，即：

式4.3.9和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表达在形式上相同，同陆铭、陈钊（2004）的条件也基本相似，但在实质和内涵上却有很大的不同。陆铭、陈钊（2004）在分析中没有将就业转换与人口转换区别开来，陈宗胜、黎德福（2006）虽然分析了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之后的经济机制，但这种机制依然是比较笼统的，主要是没有将二元税制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变量提取出来。而本书则在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二元税制作为二元经济转换中重要的变量进行考虑，这样，系数α的影响变量不仅仅取决于工业部门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比，而且还取决于政府实行再分配调节后的城乡居民收入，因此在城乡二元转换的进程中，二元税制对城市化滞后人口的收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城乡居民总体的收入差别程度。(www.daowen.com)

由式4.3.8和式4.3.9可以看出，在二元经济转换存在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距能否拉大或者缩小，应该取决于农民工在市场上获取的工资收入并对这些人的税负进行扣除。也就是说，城乡差距能否因为农民工转换为市民而拉大或者缩小，除了取决于农民工在市场上获取的工资收入外，还要看政府对二元转换进程中的城市化滞后人口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再分配政策。如果仍然沿用传统二元体制下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不给予其公平的国民待遇，则农民工在再分配中仍然会承担过重的税负，工作中是工人身份，待遇上则是农民的待遇，这样的结果分配上仍然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并且，随着部分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这些转变户籍人口的收入和财富会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收入，同样也会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出现不确定变化。

现在继续应用陈宗胜、黎德福（2006）所作的假设，令m +k为工业部门劳动力，m +h为城市人口，表示城市化滞后，且β的符号取决于式4.3.9，由此可得：

对式4.3.10两边取对数，可得线性化公式为：

式4.3.11即为城乡二元经济转换存在城市化滞后人口条件下，将政府再分配纳入影响因素考虑范畴内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模型。该模型是在综合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的基础上，通过借鉴陈宗胜、黎德福（2006）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去掉城市化滞后这一条件，即可以得到二元同步转化状态下政府介入再分配的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进一步去掉政府介入再分配这一假定条件，可以得到古典经济学家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因此，该模型综合反映了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政府收入再分配以及二元经济下城市化滞后这些重要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能够比较切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该模型表明，在二元经济社会中，三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市场性因素：市场性因素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业分工和非农业分工各自的生产效率不同，由此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交换过程中存在不平等交换行为，城市非农业部门会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大量的农业剩余。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两部门分配系数比以及城乡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比是决定城乡差距的市场性因素。（2）政府再分配因素：主要是政府介入了收入再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偏向于城市的税收措施在农村获取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从而造成了农业自身积累的减少和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由此导致农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发展，这样的措施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人为因素，或者说是政府的二元税制因素。（3）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因素：除了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即财政分配偏向的影响之外，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获得的市场性收入以及政府财政的偏向程度直接影响着转换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二元税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除了城乡税负不同所引起的农村居民负担较重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对二元转换中城市化滞后人口的税负以及收入水平产生间接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上述规范分析表明，在二元经济转化进程中，理论上二元税制同其他因素一起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共同产生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必须将二元税制导致的城乡居民税负差异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1]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三联书店，1991：113.

[2]陈宗胜，黎德福（2004）认为，“城乡差距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所能生产的多少，还取决于劳动力能从生产中得到的份额”，并将这个份额定义为“分配系数”，本书关于“市场分配系数”的含义即源于此。具体见陈宗胜，黎德福.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M]//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中国社会经济出版社，2006：134.

[3]严格来说，在市场交换中除了劳动生产效率和交易费用之外，还会存在其他影响城乡两部门交换收益的因素，比如农村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损失，所有这些，本书均将其列为城乡市场交换而导致的自然差别，也就是本书分配系数的含义。限于篇幅，本书暂不予展开论述。

[4]陈共.财政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230-233.

[5]陈共.财政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230-233.

[6]陈共.财政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230-233.

[7]“工业化”在这里沿用陈宗胜、黎德福（2006）的含义，认为是一个二元经济文献中的概念，其具体的表示方法就是非农部门就业的比例，详见陈宗胜，黎德福.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M]//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中国社会经济出版社，2006：135.

[8]陈宗胜，黎德福.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M]//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中国社会经济出版社，2006：137.

[9]此处的人均税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农民工缴纳的三险一金问题。笔者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需要缴纳三险一金，但是农民工返乡时一般不能将这笔钱带走，因此实际上构成了农民工的一种现实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