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文献看,我国对城乡差别的理论研究最早为吴传启(1958),他引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的如下文字:“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并对城乡如何缩小差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主要党史文献,还是当时的一些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文革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被迫中断,相关理论文献鲜见于已出版的各类刊物。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思想的不断解放,关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多数学者开始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来获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这些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客观描述
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对中国城乡差距进行定量测量的是兰州商学院的马保平(1987),他认为“城乡差别,就是由于城乡各自的客观条件不同而产生的各方面的差异,其差异大小的程度叫做城乡差距”[21]。他采用了洛伦兹曲线进行分析,并就相关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定性测算的方法介绍。
陈宗胜(1991)对收入分配差别的测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采用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则采用了万分法、等分法、利用洛伦兹曲线计算的曲线回归法、差值法。其中,差值法是“一种只适用于两阶层的计算方法”[22],其计算方法只是“简单地用贫困阶层的人口比重减去收入比重,或用富裕阶层的收入比重减去人口比重”[23]。由此可以得到差值法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
陈宗胜(1991)特别指出,“在研究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别时,则使用差值法。”[24]此后,陈宗胜、周云波(2002);陈宗胜、钟茂初、周云波(2008)在计算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时一直沿用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方法。
朱玲(1991)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时最先采用了“城乡比”[25]这一指标。她收集了1957年以来若干主要年份的乡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然后以乡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由此相比得到了代表年份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她计算出中国在1957年的城乡收入比为3.48,1964年为2.38,并依次计算了1978年以后的城乡居民差距并进行了比较。这个城乡居民收入比的计算方法,是我国文献中初次用到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研究。课题组认为:“按照可支配收入的定义及实际的意义,现行调查方案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一个可以全面反映整个农户收支情况的核心指标,基本内容与可支配收入概念一致”[26],并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中首先采用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指标,以实现比较的同口径。其后,蔡昉、杨涛(2002)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的研究中沿用了城乡收入比这个指标,有所不同的是,他们首先计算了城市的人均收入,然后再对农村的人均收入进行计算,由此得到了1978年到1997年的城乡收入比数据。陈宗胜、黎德福(2006)、李实等(2008)在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也曾一度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一指标。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测度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经济学界一般采用城乡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两个指标。由于测度时序、指标及其方法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城乡收入的具体差距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测度数据。出于理论推导的需要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书在测度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时采用城乡收入比指标,该指标值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而成。其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G为报告期以城乡收入比指标表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C为报告期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RR为报告期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www.daowen.com)
2.对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分配的因素进行规范或实证分析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类:
(1)二元经济转换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陈宗胜、武洁(1990)认为“二元经济的发展和转换是影响收入差别变动的重要因素”,[27]“在借鉴兰尼斯收入差别分解公式的基础上”[28],陈宗胜、武洁(1990)利用天津市的城乡统计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后,陈宗胜(1994)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二元经济转换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认为:“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农业与非农业的此消彼长,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别将首先扩大,然后逐步缩小,呈现为倒U形状”[29];陈宗胜、黎德福(2006)提出在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状态下,两部门产出比、两部门分配系数比、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比是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因素,并由此得出了研究的基本政策含义:“消除二元经济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30]。
(2)体制改革和政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相关研究,此方面的观点主要见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赵人伟、李实(1997)和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等。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二元系数、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城市居民隐性收入比重、农村居民非农产业比重和城乡人口比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因素”[31]。赵人伟、李实(1997)认为改革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一般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差距较大的特殊原因是决策者当时实行了特殊的政策,尤其是实行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作为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手段之一,同时采取了严格限制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32];而改革开放之后,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则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及其变化,并且从有序变化和无序变化角度分析了体制变迁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的实证分析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在过去收入分配体制变革期间,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并没有及时做出与分配体制和分配格局相适应的调整”[33],并且“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调整方面思考和制定全面而有效的缓解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整体方案已时不我待”[34]。
(3)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与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以蔡昉、杨涛(2000),蔡昉(2003),陆铭、陈钊(2004)为主要代表。蔡昉、杨涛(2000)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不存在利益集团压力和选民的声音,因此“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的一整套干预政策导致了稳定的城市偏向”[35];改革以后,“城乡差距的周期性变化则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36]据此,蔡昉、杨涛(2000)认为应改变城市偏向政策和制度。[37]蔡昉(2003)进一步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对传统城乡关系政策赖以存在的制度均衡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改革期间城市居民特有的“投票”和“呼声”机制继续维系着城市偏向政策,当“城乡收入差距回复到改革之初的水平时,制度变革的条件将成熟,导致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38]陆铭、陈钊(2004)认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39],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可以对拉开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陆铭、陈钊(2004)认为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认为“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40]。
除以上三大类集中研究之外,学者还从其他不同角度对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研究。比如,李实(1999)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后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发挥积极的作用”。[41]章奇、刘明兴、Vincent Yiupor Chen(2004)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角度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2]。王韧、曾国平(2004)构造了城乡经济转换和开放经济相结合状态下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决定模型,其基本结论认为“城乡差距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动总体上将呈现出倒U趋势”[43];王韧、曾国平(2004)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居民收入分配良性互动,就需要控制城乡间以及城镇内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44]
综合以上主流研究,结合本章2.1节对城乡差距理论国际研究的相关归纳,我们可以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流研究形成如下认识:
(1)在研究内容上,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无论是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定量测度,还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国内外学者几乎都考虑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化这一现实背景,这是国内外学者对两部门经济理论的继承之处。而对于两部门经济理论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相关研究逐渐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假设,将体制和制度因素作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因素,同二元经济转换进行综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收入再分配自然被逐渐纳入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视野。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城乡有别的财富流量,对于因税负不同而导致的城乡居民存量差距研究几乎没有涉及。
(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实证分析较多,缺少真正的理论框架和具有现实解释力的模型。就现有的文献看,学者关于城乡差距的研究大都先是提出假想,然后再通过数据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理性的规范分析较少,尤其是缺少真正的理论框架和模型。虽然陈宗胜、黎德福(2006);王韧、曾国平(2004)曾经构造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但前者只是从城市化滞后和二元经济转换角度考察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而后者则侧重于考虑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影响。二者所构造的模型仍然是初步的,并且沿袭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古典假设,并没有涉及政府收入分配体制的影响。因此,需要在综合考察中国城乡收入分配现状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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