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需追本溯源。本书研究二元税制和城乡收入差距，其基本的逻辑起点就是将经济体区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门。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化，本书首先对城乡两部门理论的研究脉络做出简单梳理，以便获得对该研究领域比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铺垫。

2.1.1.1　城乡两部门理论的发展演化脉络

2.1.1.1　城乡两部门理论认识的萌芽

对于两部门关系的认识，最先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圈地运动导致城乡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首先描绘了他理想的乌托邦社会状态。“莫尔作为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除主张消灭私有制之外，他已经在考虑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了。”[1] 莫尔之后，十七世纪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十八世纪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十九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对未来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各具天才的设想。虽然其描述的理想社会状态各不相同，但是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都以消除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这种设想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当时城乡分割和对立的初步认识。

2.1.1.2　城乡两部门理论认识的发展

在此阶段，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都对城乡两部门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的思索，奠定了关于城乡关系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认识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城乡发展方向是“城乡融合”。其观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1）认为城乡关系的基本面是城乡对立，而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 斯大林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用系统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3]

（2）提出了发展城乡关系的具体主张，以列宁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按照吴学凡（2008）的归纳，列宁的主要观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①由于城乡差距和阶级现象相联系，因此首先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消灭资本家和地主阶级；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即大力发展电气化是消灭城乡隔绝的一个条件；③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④发挥国家的职能，对农民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上的支持；⑤统筹城乡发展。

2.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认识发展

与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制度因素的视角不同，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从非制度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形成了西方经济学对城乡两部门关系认识的理论基础。

在借鉴李志杰、张晓兵（2007）和姚林香（2007）相关归纳的基础上，本书认为，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城乡关系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初步认识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并做出了相应解释。斯密认为，“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供给都市，都市则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不再生产亦不能生产生活资料的都市，其全部财富和全部生活资料都可说是得自农村。”[4]这种论述主要说明了城市和农村在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即城市主要提供制造品，而农村则为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并且所有的物质财富和全部的生活资料都来自于农村，这已经具有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分割的初步意识。

（2）初步认识到了城乡差距的存在并探讨其成因。斯密（1776）认为由于城市的制造业劳动可以购买较多的农业劳动量，因此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实际上存在一种不平等的物质交换规则，这就会使城市部门在农业部门获取大量的利益，由此导致了社会财富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的差异。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他认为，由于都市制造业同农业相比具有经济优势，“资本与劳动，自然要寻找最有利的用途。它们自然要尽量汇集于都市而离开农村。”[5]这样自然导致城市居民的报酬增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

稍后的大卫·李嘉图（1817）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收益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而城市工业化不仅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相反，其效率不仅高而且收益呈递增趋势。据此，大卫·李嘉图（1817）认为，收益递减的农业是没有前途的，而收益递增的工业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城市部门因效率提高并且收益递增，可以支付给城市劳动者更高的工资，因而工业发展扩张要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必须支付比农村更高的工资，故而城市劳动者的收入也比农村劳动力高”。[6]

（3）初步指明了发展城乡关系的基本途径。发展城乡关系需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具体实现途径上，斯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主张：一是优先发展农村产业，主要是在资本投入上实现农业、工业和国际贸易的优先安排顺序；二是实现城乡关系的互动。关于城乡关系的互动，斯密首先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累积的资本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都市方面利润的减低，势必使资本流向农村，农村劳动有了新需求，劳动的工资必然增高”。[7]其次，斯密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工商业对农村改良的巨大作用，因此斯密认为：“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8](www.daowen.com)

2.1.1.3　城乡两部门理论认识的逐步成熟

1954年，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学界将其称为“刘易斯模型”；此后的1961年，费景汉与拉尼斯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模型，这一模型被命名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该模型也因直接脱胎于刘易斯模型而被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1969年和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略相继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和《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两篇文章，建立起了二元经济状况下的人口流动模型。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来论述城乡收入差距，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在城乡关系探讨方面的成熟和深化。

根据陈宗胜（1991）的概括，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假设：

（1）经济中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两个部门，积累只在资本主义部门产生。

（2）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相对于资源而言，劳动处于大量过剩或无限供给状态，将这些剩余劳动转移到现代部门，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变动。

（3）传统农业部门劳动收入是习俗性固定工资，处于维持生计水平；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但通常要高于这一下限。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认为资本积累主要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农业生产出现了停滞的情况，工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会越来越大。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直到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为止。同这种劳动力的转移相适应，刘易斯认为，在总人口假定不变的条件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所得和工人劳动所得会越来越多，而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人均收入不变，传统部门的总收入随着农业劳动者的减少而绝对地和相对地越来越少；当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以至于有可能减少农业部门总产量时，总收入差别可能会停止上升；而随着经济发展到农业潜在劳动剩余消失这一高级阶段时，劳动力就会由无限供给转变为稀缺要素，农业工人工资也由习俗决定转变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这个时候，工业部门要增加劳动，必须付出较高的工资，由此导致总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刘易斯之后，托达略（1969）依据20个世纪60年代城市失业的现实，试图否定两部门理论。“虽然两部门模型在说明部门关系和结构变化方面有一定价值，但在解释现实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必须修改，从而两部门理论对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关系的说明也必须修改。”[9]托达略试图否定两部门的尝试虽未成功，但是却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陈宗胜（1991）将其归结为两个方面：（1）应当考虑积累的技术进步类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2）应当考虑收入不平等加剧引起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政府干预对收入差别转折点的影响。关于后一种修正，陈宗胜（1991）认为，收入不平等的转折点前移，从而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要降低；换言之，在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即商业化转折点到来之前，收入不平等就可以得到改进。

几乎与托达略同时，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1967）从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角度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劳动力转移问题。他认为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共存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可以为工业部门中的就业者提供食物支持，并将其称之为“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产生，就意味着总人口中的一部分可以脱离农业领域而从事工业。这样，便开始发生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种农业剩余越大，则工业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也就越顺利。在乔根森看来，任何从农业中出去的劳动都有正的边际产出，农业剩余的出现和存在是工业部门持续发展的前提。

2.1.2　对城乡两部门理论研究的简单评论

通过对城乡两部门理论演化脉络进行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认识：

1.两部门经济的存在是城乡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

对于城乡两部门关系的认识，无论是萌芽、发展甚至成熟阶段，也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立场是否相同，都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经济部门。虽然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非农业两个部门并讨论其相互转化是刘易斯两部门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但不可否认此前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持有类似的思想，而且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大都按照这种思路来考察城乡关系问题。因此，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二元税制问题，借鉴两部门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是非常必要的。两部门经济的存在应当是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分析思路为本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本书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二元税制的认识正是植根于这一基础之上，相应的定量测算也均依此展开。

2.两部门经济理论研究对政府的干预作用重视不够

刘易斯等人的两部门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在遵循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中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部门发展问题，和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的假设相一致，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也大都按照其思路进行研究。由于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动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二元转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在市场诸要素作用下进行。这样的假设，对于政府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的作用重视不够，实际上忽略了政府的干预，因此很难合并考虑市场因素和政府再分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同时，由于立足于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之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安排是否也可以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部门，传统的两部门经济理论对此似乎没有进行明确。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强调了体制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但相应研究似乎未成为主流。因此，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应该成为两部门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