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界定经济发展阶段，有利于客观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按照陈宗胜（2005）的分析，从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变动、就业比重、消费结构以及其他相关指标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已进入中下收入阶段，或者至少是处在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渡时期，处在起飞的过程中。”[1]

起飞阶段是人均GNP为460～1800美元的平均范围（罗斯托，1960）。国际经验表明，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人们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随之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加速，一国经济也会相应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也是农民利益受侵蚀比较明显的时期。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加速调整，由此带动资源分配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调整和变化，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必然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地位。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内无法解决，则势必会强化农民的群体抗争意识，从而涉农群体事件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实证分析表明，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中国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胡联合、胡鞍钢、王磊，2006）。在这一时期，涉农群体性事件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料显示，我国群体性事件自2000年的一万起增至2004年的七万起；2004年前十个月，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共有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其中农村每天群体事件发生数为90～160件；而2006年1月至9月，全国有38.5万人次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居各类参与人员之首。[2]除游行集会等群体事件之外，农民群体上访也反映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涉农利益摩擦。数据显示，自2001年至2004年，农民群体上访每年增幅都达到17％。[3]上述情况均表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涉农群体事件现实上已经构成了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及时化解的话，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www.daowen.com)

涉农群体事件的多发，在经济过渡到起飞阶段的大背景下，归根结底其实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何深入认识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且清晰把握其未来基本发展动向，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