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平同志对大家十分关心的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特别是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作了一个全面、深入、务实、可行、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演讲。指出了：

第一，不良贷款率很高，应该认真对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底不良贷款为15867亿，不良贷款率16.86%，比过去有下降。按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为19168亿，不良贷款率为26.36%。2004年3月末不良贷款率为19.2%，6月末大降。

第二，分析了不良贷款的多种成因：（1）改革成本转移——主要是支持无效低效运转的国有企业；（2）银行软预算约束：内部管理能力薄弱，引起多样工作失误（占35%）；（3）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关停并转，无力还款，占9.3%；（4）制度缺损引起的对信贷规模的偏好——银行追求业绩；（5）指令性、政策性贷款；（6）缺乏社会信用——逃债；（7）经营体制缺陷；（8）泡沫经济；（9）其他。

第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是多种历史因素造成的：（1）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停并转因素；（2）国家指令性信贷体制因素；（3）来自只有贷款冲动而无还款能力，有能力也不还的国有企业因素；（4）有地方政府干预银行，强贷、软贷因素；（5）也有内部因素，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营运失误占35%）；（6）也有监管体系不完善的因素。

第四，指出政府采取的治理不良贷款的手段取得效果。单纯采用行政手段，将不良资产划拨给金融管理公司的方法，缺乏明显效果。在当前进入WTO银行加快改革的新阶段，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应该用市场方法；他还指出了今后处置不良资产的途径的设想：坚持走市场化、商业化的道路，要重用市场的力量，着眼于形成多样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主体，形成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由市场力量来进行自然消化。

对此，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不良贷款畸高”是中国商业银行的顽症，它的直接原因是制度缺损下的商业银行非理性行为——信贷扩张冲动。

我国多年经济运行中有两个“一快就涨”：（1）一快就胀（膨胀），经济出现高增长，物价就涨，出现通货膨胀；（2）一快就长（增长），投资出现快速增长，银行不良资产就增多。传统体制下，经济快上是由于投资扩张——后者是银行实行信贷扩张的结果，GDP增长加快，不良贷款随之增大是必然的事。当前经济制度结构——包括商业银行运作方式——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同，宏观经济运行势态也表现为买方市场，但银行信贷活动看来似乎仍然没有摆脱传统银行信贷运行规律。

最近报纸报道2004年1～6月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经济日报》根据银监会发表的统计数字，2004年2季度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5231亿元，比年初4014亿下降4.82%，股份制银行为1400亿元，比年初减47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5.16%，比年初下降2.46%。结论：“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www.daowen.com)

在2003年1～6月贷款的过度增大中——近1.65亿，各地方大量信贷用于：（1）固定投资；（2）数额大的项目；（3）中长期信贷。不仅企业——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出现投资冲动，而且，不少银行也表现出非理性的信贷扩张行为。这是谢平同志说的对信贷规模的偏好的发展和演变。正是企业的投资冲动和银行的信贷扩张，二者相结合、相交织下才出现了2003年这一轮部分领域——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的固定资产超高幅度（50%～100%）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哄而起。可见，国有商业银行不只是抵抗不了新一轮企业投资热，而且，其本身就是这一轮投资热的参与者，改革不到位的国企与改革不到位的银行，成为中国转型期投资热生成的原因。

企业的投资冲动和银行信贷扩张行为造成贷款增长过多，一旦市场变化，政策收紧，信贷转化为企业互相拖欠，形成三角债，成为银行不良资产，企业互相欠款，最后落在银行头上。如2003～2004年德隆、拓普等一出问题，许多银行也受到影响。

2004年1～6月汽车销售量下降，不少的企业陷于资金短缺，如某一汽车厂，积压汽车1.5万台，占用银行30亿资金，归还艰难。

因而，我们一方面为2003～2004年银行不良债务不增反减急剧高兴。但是，丢开统计数字，着眼于分析经济运行机制，分析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机制和行为，我认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非理性扩张机制仍然普遍存在，正是采取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压抑了这一机制，才有了2003～2004年银行资产总量的下降。

第二，商业银行的非理性扩张行为，是银行制度缺损和管理薄弱的产物。谢平同志报告中指出不良资产增加的成因，银行内部管理占35%。银行内部管理、风险管理十分重要，谢平同志把银行管理薄弱归结为预算软约束，即现有的商业银行制度结构的缺损，按我的理解应是：银行已经成为自主放贷的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但是现有的单一国家所有制，使它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存在着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越位或不到位，激励机制薄弱，内在经济约束机制乏力等通病。体制病集中表现在商业银行缺乏对银行资本效益性和安全性的人格化主体的关心，缺乏这个充分的利益关心，经营管理就缺乏内在动力，决定了国有银行没有不断完善的迫切要求，它就不会认真去贯彻深化改革所要求的健全机构、精减人员、提高效益等措施，有关加强内控和风险管理的各种措施就落不到实处，特别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性的信贷决策行为。

我想提供一个美国银行在经济过热形势下的不良资产率。美国1998年在网络热潮中不良贷款率为1%，在2001年进入经济衰退，大量网络公司破产，银行钱收不回时不良贷款率增为4%，而在2002年迅速降为1.5%。此外，2003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36%，股份制商业银行为7.92%，有些甚至低于2%，这也表明体制不同，不良贷款率不同。可见，解决不良债务必须治本，人们应该像国企改革那样，进行现代银行制度的创新。

第三，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管理素质才能，对于搞好银行改革十分迫切。我的发言强调了银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非说加强管理、提高管理素质就不重要。我们也不应单纯将银行过度非理性的信贷行为归因于体制，还应该归因为人，银行人，信贷主体的经理人，特别是经理层；归因为银行经营者的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归因为经营者的素质，政治素质与专业素质。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债务低，在2003年投资热潮中走得稳，首先体现体制的活力与内在约束力，还在于它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一样，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表现出明显的管理、经营优势。因此，商业银行搞好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在当前进入WTO后的紧迫形势下，在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经济降温效应下，以及政策变动风险的宏观形势下，应该着力于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素质。要加强多方面的内部管理，既包括现代商业一般的风险管理技术，还包括对转型期宏观经济运行形势的科学认识能力：如一些人对经济形势缺乏深入认识，看不见苗头性的问题，把2003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当作正常内生的经济增长，实行开闸式的信贷。一些银行在贷款决策上，就事论事，只要有抵押，争相扩大贷款，以致大量贷款被套住，变成不良债务，这些事例表明，管理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因而，我们的学术讨论应该回到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必须大力提高银行的管理素质这个题目上来。要强调银行经营业绩不佳，不能只归因于外部因素，宏观环境的不利，而应该归因于内部管理的薄弱，由此在进行银行改革中把精力放在抓好管理素质提高这一现实的任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