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少人多，整个温州8县1市，600多万人，人均耕地四分六，交通不便，3个县在山区，没有铁路，工业基础差，主要是手工业，解放初工业总产值只有6万元；30年来国家投资少，收入水平低，1977年农村人均收入只有55元。浙江省5个贫困县，3个就在温州。西欧一些国家开饭馆的，10个厨师里有8个就是温州青田人。

就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开始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次起飞，其表现是：

第一，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949年到1976年的20多年里，工农业总产值年增5%，总共才翻一点六番；而1976年以后的8年里，工业总产值翻两番，每年递增9.4%。具体地说，1977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达28亿元；1982年到1985年3年又翻一番，达到57亿元；1986年更达64亿元。财政收入也同步增长，8年翻了两番，现在每年财政收入有5亿。四川省有1亿人口，1986年的财政收入69亿。一个600万人口的温州财政收入达5亿，是很不错的。我国人均耕地1.5亩，美国14.5亩，苏联13.4亩，加拿大28.4亩；劳动力多，土地少，这是我国难以脱贫的原因。

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开始改革。1978年工副业共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986年占65%。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乐清县柳市等地，工副业产值达90%，农业产值只占10%。单一的农业地区开始走上了工业发展的道路，劳动力开始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现在从事工副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60%以上。产业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农村没有工业，现在工业成了农村生产产值的主要部分。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原来的农村人口大部分成了城镇人口。1949到1980年，全国农业人口一直占80%左右，8亿人口搞饭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几。

第三，农民生活迅速改善，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乡镇。1977年人均收入55元，1985年人均收入447元，1986年508元，8年翻了八番多，全市128万农村户口，有40多万户富裕起来，富裕面达1/3（每户年收入4000元左右），柳市镇的万元户占24%。据说永嘉桥头镇万元户占80%，90%的农户建新房，不少还是三层楼。工人的日工资约5元。龙港镇镇委书记陈定谟告诉我，那里的信息专业户，贴邮票的月工资150元，专门写信封的月工资200元。收入增长快，消费水平就高。到温州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穿在温州”。那里在领导服装新潮流，街上姑娘小伙子穿得时髦，人们讲求质量好，不在乎价格贵。温州街上有个市场是上海所没有的，上百家日用品和服装小商店，进口货占70%到80%。有的小伙子穿的衬衫一件50元，有的姑娘穿的裙子一条100元，农村人的穿着也不差。事实上温州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小康水平。(www.daowen.com)

第四，温州的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由于温州经济的发展是由市场带动的，市场的发展，最后是城镇的形成。1983年全市有23个建制镇，1986年达86个，3年增长2.7倍。在城镇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走了一条依靠群众集资而不靠国家投资的新路。龙港镇是由群众集资兴建的，没花国家一分钱。1985年6月开始建设，仅两年时间，将近一万多户人居住的城镇就建设起来。两年群众集资2.3亿元，修房子130万平方米，有26条街，长23公里，都是清一色的4层楼房，其中不乏高层建筑。这是全国农村城市建设的一个创举，它标志着农村城市化开始。

目前温州集镇人口占农村人口的25%，按照目前的速度，到1990年集镇人口将达到50%，将近300万人口要进入集镇。如果说30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进展甚微，那么短短的七八年里，温州25%的农民就变成了城镇居民，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

以上所列举的4个方面的变化就是在温州的土地上发生的。最主要成就是相当一部分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致富，温州真可以称得上山乡巨变，作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的是湖南农业合作化引起的变化。周立波不是经济学家，当然那时候的经济学家也不懂得传统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还是解决不了农村现代化的。现在，我们在温州看到了真正的山乡巨变。温州靠自己，不花国家和集体一分钱，靠农民自己带来了这样的变化，这确实值得我们称赞。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