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市场的改革，在城市经济中也得到推开，但是较之农村却是艰巨得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引进市场的改革推到国有企业领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党的十三大报告，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1）“放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对独立”——是老观念痕迹）。（2）培育市场，放开价格。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其生产与经营，不由国家加以直接管理，从而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些企业的生产与交换的总和，构成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执行改革开放路线中，我国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化势不可挡。

广东的农业指令性计划从118个减为38个。纯农业产值中市调部分为80%，粮价放开后，这一比例更大。工业生产，90%日用品由市调计划安排流通，国家定价由90%下降至1990年的15.9%，市场调节占据主导地位。

1984年以来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实行了企业扩权，四川早在1979年一马当先。当时，四川理论界率先展开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命题。

在一些消费品生产领域实行自主经营，放开价格，放开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实行自有资金制度，自行发展，引进市场的改革，在国有企业被捆得死死的体制下，带来了指令性计划的松动，再加之1987年企业承包制推开，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制，给地方放权，这些“下放”权限弱化了计划，强化市场功能的改革，带来1984～1988年经济的大发展：加工工业大发展，家用电器一下子位居世界前列，轻纺工业大发展，等等。

人们可以看到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市场供应丰富，城市繁荣，生活五光十色，不过，其副产品是价格上升过快，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1）对国有企业下放自主权，放了一些，但是远未到位。（2）市场培育刚起步，价格放开一点点，如广东1984年放开农副产品——鱼、蔬菜——市场。1984年世界银行提出价格放开。1986年讨论价格联动放开，生产资料价格也逐步放开。1984年计划外价格全部放开，1987年大幅度缩减统配物资指令性计划，由1980年的256种减少为27种，统配数量也随之减少，计划仍占50%以上，总的是创建市场机制的改革远未到位，1988年提出“放开”。（3）政府管理机构改革未开始，因而模式转换遇到很大障碍转不过去，表现出一种模式转换的“僵持”。换句话说，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体制要素开始引入，但另一方面，旧的体制框架未根本变革，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越来越多，比如在企业中，企业靠自己多创收留利不断增长，就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发生了矛盾；企业要面向市场，产品实行自销，就同统购统销的物资管理体制发生了矛盾；企业要用自筹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就同现行的计划和投资体制相抵触；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就受到外贸管理体制的限制。

此外还有市场经济与大政府的矛盾，政府机关直接管理企业。随着企业的增加、行业的扩展，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膨胀等，问题愈显严重。统计表明，1979年全国由预算经费开支的人员为1500万人，1990年增加到4000多万人；1980年全国行政事业开支为404亿元，1990年达1400亿元以上，增长了2.5倍，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预算的增长幅度。国家为了维持政府机构逐年增长的巨额开支，必然不断加重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担。

双重体制的僵滞不仅仅使国有企业缺乏真正的活力，而且由于企业改革不到位，负盈不负亏，还加强了企业短期行为，产生内生的膨胀冲动——消费、投资膨胀，促使经济过热，其结果是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www.daowen.com)

1988年治理整顿，压缩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双紧有些过了。适当集中是可以的，但是出现收权——企业初获得的不充分的自主权也很大程度又丧失，行政的指令性的机制大大加强，刚刚开始建立，远不充分的市场机制受到压制、作用削弱。这就是：行政手段破贷款；两个笼子：存贷规模，基建规模；专卖——电视机，农药；其他控制措施，等等，出现了改革倒退。由于控制过度的需求不足，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削弱，企业不能适应压缩的需求而自我调整，从而出现治理整顿时期经济运行障碍，出现市场疲，此后生产滑，效益降，三角债，“四大治理整顿”负效应，这些经济运行的滞胀，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1990年“全面启动”——运用市场力量，1991年复苏，但出现效益大滑持续化，关键是企业不能发挥自行调整的活力。

针对此情况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上收，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把一些电子、汽车等产业，直管起来。但是看来行不通，收不上，集中管与企业搞活是背道而驰的，一些人对经济生活出现的问题作了错误认识：以为改革结构失衡，通胀经济过热是放权放出来的，因而希望体制回归。

这当然是错误认识，经济生活中出现两种体制摩擦，价格双轨，是改革向前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负效应。对这些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并轨放开价格来解决，而不是退回到单一国家定价。

另一思路：转换企业机制，搞活企业，把企业推向市场，这是唯一出路。我认为这一思路，是对经济生活矛盾的正确总结，国有企业出现疲、滑、三角债，均是企业机制未能转换，企业手脚未能解放、未能表现出活力的结果。1991年，1/3的企业亏损，国有企业1/3暗亏；企业亏损补贴，1991年877亿，1991年银行挂账累计1041亿元。但这说明不是“放权到尽头”，而是“传统计划体制已经走到尽头”。例如企业是办社会的大而全的企业：鞍钢22万人，宝钢4万人，效益一样；一汽8万人，生产工人不到50%；煤矿300万职工，可减50%。现在国有企业10700个，1/3亏，1/3潜亏。企业靠财政、信贷扶持，这种计划经济的企业，不能自行发展，已经走到山穷水尽。而另一方面，有效益的企业，负盈不负亏，赚的少，发得多，国家得到的也不多，企业缺乏自我约束，因为实行的是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1991年出现涨库性的生产复苏，1991年工业增加14.2%，“一半到仓库去了”，这也是企业机制未能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机制转换到适应市场的机制的产物和表现。

同时，业已迈向市场经济的农村也出现了困难，其表现是连年丰收，出现了“卖难”。吉林2年不收，粮吃不完，却又卖不出去，而沿海又买3元1斤泰国米。其原因：（1）市场不发育，流通不畅，粮食购销体制不活；（2）生产不适销：如老百姓不想吃的猪肉太肥；（3）市场性的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发展还不够。

农村的出路是，实行粮食商品化，经济市场化，走广东的以市场导向生产商品、调整产业结构之路。

可见，中国10年来进行的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以其带来的局部市场经济和增强了市场机制作用，使我国经济增强了活力，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而这一初步解放出来的和正在进一步发展中的生产力，又和因为困难的和较为滞后的改革，造成双重模式的僵持矛盾和冲突。这无疑是经济转型期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而不可抑阻的生产力，又进一步呼唤着改革的深化，要求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进一步的经济市场化，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而面对现实经济困难，1992年9月中央全会提出，出路在于转换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强调了发挥强化市场调节的作用，人们看到了市场的重要性。因而，在经济困难中，也推着人们对市场调节作用进行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