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建立起“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重要结构组成：（1）有活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2）充分发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充分起作用的市场机制。（3）高效、灵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者是互相依存的“连环套”，三者的形成将出现一个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如何建立这一新的机制？这是一个尚在进行的探索。我们实际的做法是：以企业扩权起步，1984年城市体制改革全面铺开，1985年放调结合，开始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形成，但价格改革的步子很小。与此同时，1985年“加强，改善宏观控制”，想用行政手段进行控制，但是效果甚微，又诉诸行政方法，银行实行信贷资金切块分配。此后，在通货膨胀7%的威胁下，着眼于微观经营机制的完善，而没有进行及时的价格改革。1985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对钢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价格进行改革，将钢材计划价格由800元提高到1100元，然后放开，国家将掌握的钢材投放市场，再给企业一定的补贴。当时价格改革有走碎步，走中步，走大步（价格一步到位，实行联动）三种意见。1986年各地都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由于企业改革还刚开始，活力差，效益低，财政紧，赤字有60亿，有人说可能达到150亿，怕企业缺乏消化力，点燃一轮新的通货膨胀。政治局会议后，原先的打算也未实施，而对于争议很多的双轨制则是继续实行。

1987年抓普遍推行承包制，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益，还是走的微观基础的建设。价格改革只是：高档产品适当放开，地区差价适当拉开，未涉及农产品和原材料，步子很小。这一年，由于大大减少和停止进口原料，许多靠国外原料的电子、电视企业效益下降，国内原料进一步短缺，各地互相封锁，某些缺原料的大城市如上海等经济发展放慢，国营企业效益低。看来经济运行无序，互相打架和紊乱现象较之1986年更为严重，两种机制摩擦得更烈，消极面更鲜明地暴露出来。1987年下半年开始的副食品涨价为各年之冠，1988年，七届人大提出：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在这样发展的背景下，基本实行的是绕开物价走的改革战略。

从以上对几年来的改革的回顾可见，改革的滞后，既限制了微观基础的改革的深入，使企业不能真正活起来，又制约了宏观调节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使政府的直接调控逐步放弃，但经济手段的调控处在无力状态。其结果是，改革有某些停顿，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放慢，进入底谷，国家—市场—企业机制没能形成。(www.daowen.com)

事实表明，改革在走出扩权和企业放活这一步后，应该是以市场机制的建造为中心，以价格改革为突破点。这个价格改革，如果具备以下条件：经济稳定增长，国家有一定的供给保证补偿居民消费水平的财力（包括外汇），政治安定，那么即使有一定的通胀，也应该闯价格关，而且宜早不宜迟。世界银行代表团团长1984年4～5月在北京有一个关于中国价格改革的意见，提到不下水着了凉，这是有意思的。价格改革未放在中心地位，这是失误之所在。

此外，宏观环境治理好再进行改革的理论，不能说没有道理。它着眼于避免价格改革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和触发政治动乱。但是正如理论和实际表明，“治理好”是很难达到的，这样只能是推迟改革。而价格改革的滞后，将其带来的两种机制摩擦造成的紊乱无序，进一步强化改革的“阵痛”和困难。例如设想1985年逐步开始价格大调整和放开，其风险较之当前或许要小一些。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说当前的物价改革缺乏良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