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调节和协调东西部经济关系，首先要对各地区经济的现状与作用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估量。在当前首先要对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正确的估量。在这方面，要树立全面的、动态的观点，不要采取简单的思维方法，例如，根据少数一两项指标对西部地区的能力与潜力加以低估。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关系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一五”时期，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着眼于发展西部，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中，特别是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的建设，使相当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被引入西部和引入四川。1962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国家更是实行投资西部倾斜，进一步将大量资金投入西部，用于发展军工生产，四川投入355亿资金，大西南近千亿元。尽管这些三线投资在今天看来，其中带有某些盲目性，一是在军工与民用上，过于突出军工；二是厂址选择不当，在“山、散、洞”原则下，把尖端工厂放在深山老林，造成极大的浪费。但是，应该说，三线建设把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能力引进于具有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等优势的西部和西南腹地，这还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要求的。因而，可以说，三线建设是我国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西部运动，它不仅对于推动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起了巨大作用，在四川，它奠定了现代化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对于我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着重要积极作用。

10年改革，西部地区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工业生产能力获得进一步的增强，而且某些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面，大大超过沿海地区，显示了西部经济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地区四川经济发展尤为突出，就四川来说，门类比较齐全的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业已形成，工业固定资产仅次于辽宁省；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电子、食品等工业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重庆、成都已经是拥有100亿元产值以上的大工业城市；在四川驰名全国的嘉陵摩托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60%；航天工业更是一枝独秀，商用卫星已在世界领先，军工的科研机构与科研能力，也是居于全国前列。就四川经济状况来看，应该说，已经大体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工业化奠基期，即互相配套的基本工业部门的建立时期。现在进入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效益提高时期，即是解决它的内在的结构失衡：农业与工业失衡，能源、交通发展的薄弱，工业内加工生产与初级产品生产的失衡，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产业结构调整，将把现有工业基础中蕴含的十分强大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四川的经济将获得一个加速度和得到稳定的协调的增长，不仅仅是7.5%的增长率，可以是8%～9%。

这是因为，（1）制约四川经济的能源短缺，一旦获得解决，现有工业生产能力每年工业产值将获得200亿元～300亿元的产值增量。（2）四川工业生产能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拥有群体优势的军工产业固定资产原值60亿元，如能实现军转民，更好地实行军民兼容，以民为主，它的效益的充分发挥，有可能获得100亿元以上的产值增量（目前还不到30亿元）。（3）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交通落后获得解决，每年进出川的500万吨物资积压得到解决，那么，产值产量有可能进一步增长。（4）这里还没有谈到四川的拥有优势的投资类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的发展，在全国居于前列的重型机械厂、汽轮机厂、化工等生产，不仅拥有出口能力而且其产品附加值都是很高的，它说得上是在未来的中国的经济起飞所必要的，出口替代升级中，将会派上用场，这肯定能使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如制鞋、制衣、运动裤等加工值低的产品），无法与之比拟。再以四川电子行业来说，也是极有希望的，成都无线电一厂1989年产51万台电视机，创造2亿多产值，创汇达3千万美元，产品销到加拿大、东欧、非洲。“八五”期间估计如能安排新投资25亿，产值将由1989年的35亿元增至100亿元。(www.daowen.com)

我还没有谈到拥有巨大潜力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如轻工、纺织、丝织、食品的发展。就丝织品来说，天然丝的优势天然地在中国，中国的优势则天然地在四川，这些业已为国际丝织业人士所公认。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认识不够，政策甚至没有向这些优势的省份倾斜。例如，1吨丝出口销价28万元，广东换汇成本比四川高（广东4.7元，四川3.7元），外汇定额广东上交不到收汇的50%，而四川则75%上交中央，以致广州来四川大量收购出价达16万元以上（每吨），从而使四川现有优势未能发挥。四川丝绸1988年创汇2亿多美元，为四川出口创汇8亿多美元的1/4，如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蚕茧不足的问题，改进品质与改进丝织技术，四川丝织业的生产、出口创汇均完全有可能上新的台阶，并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一决雌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四川地区经济或者西部地区经济，以其农业优势、原料优势、能源优势、军工优势，因而它的现实生产力不弱，待发挥的、被桎梏着的生产力很大，它的潜在生产能力更大，某些生产为不少东部省份所不能比拟。这个地区经济已走出艰难的工业化奠基阶段，使其顺理成章地向结构调整与优化阶段推移，将带来很大国民经济效益。延误它的发展，对我国全局不利。不发掘与利用四川西部的现实的生产力，而基于某种未经证实的理论，或是从某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见解出发，在沿海地区投资，另起炉灶，不仅目前这是多费而少益的，从长远的国民经济效益看，更将是不合算的。

归结起来，我认为，观察地区经济，具体说四川经济，或更概括地说，西部地区经济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这就是应该从当前四川经济的现状，从它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从它的近期和远期发展将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与潜力，来加以认识和估计其作用。而不能从静态的角度，用一两个指标——比如平均的经济效益指标，特别不能用地区每年对中央财政上交额——来判定地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