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制度下，农业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明确地指出了农业在奴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论述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时，就指出它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9]。恩格斯在论述古罗马奴隶制时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加获取了这样的意义。”^[10]

农业对于奴隶社会的决定性意义，首先在于奴隶制经济的产生和成熟发展是以氏族制度下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前提的。由于农业与畜牧业中剩余生产物的增长，使用奴隶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再加之以氏族范围内财产分化的加剧，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奴隶制的经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奴隶制经济产生的前提，可以从东方国家在公元前数千年进入了早期奴隶制度看出来。如在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恒河领域，以及我国古文化发祥地的黄河流域等地方，自然条件特别有利，土地肥沃，在原始公社制度时期就已经过渡到灌溉农业。由于灌溉农业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这正是许多东方国家在公元前数千年就进入奴隶社会的物质前提。

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进入了奴隶制度，在商代不仅有发达的畜牧业，而且有发达的农业。卜辞记载的农作物有禾、麦、黍、稷、粟、稻等，在工具方面开始使用青铜器，并过渡到犁耕农业，农业在当时已经超过畜牧业，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商代酿酒业很发达，反映了大量农业剩余产品的存在。商朝定居于黄河流域地区，商代文明与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尽管甲骨文中尚无关于水利的记载，但是在关于中国上古的许多传说中，都有兴修水利的内容。《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传说中又有禹疏九河的记载，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这些表明有利的自然条件促成了灌溉农业的早期发展与大量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这是我国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就进入奴隶制度的决定因素。

在奴隶社会出现了国王、大臣、各级官吏、僧侣等一大批不事生产的人。整个奴隶主阶级以及社会一整套的统治机构，都是以压榨农业剩余产品为基础。古埃及王国仓库清单中表明国王搜刮的财富有：谷物、亚麻、蜜、牧畜、鸟类、鱼类、织物、衣服、装饰品、黄金、白银、铜。总之“凡有天地及尼罗河所生之物”应有尽有。农业剩余产品（及必要产品）作为维系统治阶级存在与发展的基石，在这里是表现得很明白的。(www.daowen.com)

在奴隶制社会中，较之原始公社制，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有着发挥作用的更大场所。首先，它表现为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农业中所提供大量的粮食（这或者是由公社农民所提供，或是由大奴隶庄园、自由民经营的农业所提供），因而在国民经济中便有果园、菜园的专门性的生产，它显示了农业分工的出现。而手工业的分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古代城市中出现了分工极其细致的、由奴隶生产的手工业部门。如在我国殷商时期，已有石工、玉工、骨工、铜工、陶工。此外，甲骨文中还记载有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绵帛、制裘、缝纫等手工业生产。商朝遗文《盘庚》三篇更有“百工”的记载。从商代遗址发掘出来的铜器、陶器品种各有数十种，反映了分工的发达与奴隶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而贩运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业也成长起来，成为奴隶社会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的发展。如宫室的构筑、都城的建造、宗教性和艺术性的营造，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1]。马克思说，古代人“他们把大部分的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的消费上，艺术的作品上，宗教仪式的用品上，社会性的工程上”。显然地，这种剩余产品根本上乃是农业剩余产品，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奴隶制度下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奴隶制文化的兴盛是不可想象的。

农业作为奴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作用，还可以从欧洲希腊奴隶社会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在古代希腊的一些城邦国家，如雅典、哥林斯、厄齐那、麦加那、米利都、优卑亚各城市，大体上说都是处在不利于种植谷物的地区，农业上主要是从事蔬菜园、葡萄园、橄榄园的经营。发展农业生产条件的不足，成为这些地方奴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希腊各个奴隶制城邦便致力于通过殖民政策，开辟海外的农业基地，借助于输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来弥补国内农业生产的不足。我们看见，古代希腊正是由于海外农业基地的建立，才加速了国内手工业的进一步独立和聚集于城市，促成了城市奴隶手工工场以及商业的兴盛，以及整个的希腊古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希腊古代奴隶城市经济的发展，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典型的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不过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之上的城市的历史”^[12]。而一旦由于其他民族的军事侵略，使这些国家的海外农业基地遭到破灭时，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便会遭受严重的桎梏。

奴隶社会中农业既然是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因而，它也是奴隶制下各个王朝的盛衰所系。奴隶制度下的自由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马克思曾经引述道：“在古代，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被认为不名誉的职业，而农业则享有极大的荣誉。”“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13]而在古代东方国家，国家还对农业生产进行某些直接干预，如殷代有“农政”，东方国家常从事水利灌溉的工程，以保证农业的好收成和攫取更多的剩余生产品。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农业这一基础是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壮大的。由于奴隶成为奴隶主的财产，在生产中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因而奴隶对改良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漠不关心的。马克思说：“在这种生产方式内，有这样一个经济原则：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并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14]因此，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剩余生产物很少。特别是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与公社农民的敲骨吸髓的搜刮，更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加速了农业的衰败与可能供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资源的衰竭。奴隶主的国家在国内农业危机越加严重的情况下，凭借对国外进行军事掠夺，以夺取劳动力和各种财富，但是这种军事征服的成就，只能带来城市经济一时的兴盛，却不能挽救农业基础的根本衰败。我们看见，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的一些强大的奴隶国家，都因农业基础的衰败，而很快没落瓦解。罗马帝国农业的解体，是帝国覆灭的最重要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描绘了作为古代世界决策性生产部门的农业衰亡的基础上，罗马帝国加速解体的状况：“古代的奴隶制已失去了它的活力了。无论在大规模的农村经济上，或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上，它都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了——因为销售它的生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奴隶经济生产已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没有收容大量奴隶的余地了。”^[15]“普遍的贫穷，商业的缩小，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落、农业退到较低的水平——罗马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就是这样。”^[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