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不仅要受到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贸易竞争，同时还要承受出口国的各项贸易壁垒，包括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有些贸易壁垒是专门针对中国商品所设置的人为限制措施，以打击和限制中国商品的销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茶叶等商品在澳洲市场就遭到了各种贸易壁垒。

20世纪初期，中国茶叶在印度茶叶和日本茶叶的竞争下，在海外市场已成强弩之末，在澳洲的市场占有率也大幅下降。但是，中国茶叶在澳洲市场仍然面临着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1）商品质量：澳洲人喜欢饮用有色无味的茶叶，而中国所产的茶叶大多是色淡味浓。为了适应澳洲人口味，茶商将中国茶叶运到香港，在香港将茶叶加以煎炒，使茶叶色浓，只是煎炒火候尚把握不好，“茶到澳洲含有灰土，澳洲海关律凡茶含灰土百分之五以上者均不准入口，华商之茶叶所含灰土原有百分之十一，虽经税关准许将茶打开，用扇去灰，而结果仍含有灰土百分之五，遂不准入口。”^[14]为此，茶商蒙受了较大损失。

（2）贸易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茶叶在海外的销路趋于衰退，于是印度茶商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在英国及其附属殖民地领土严禁其他国家茶叶进口，对印度茶叶加以贸易保护。1917年2月英国政府下令非英属出产的茶叶进口禁令，同年6月19日澳洲政府也颁布命令，非英属出产的茶叶禁止进口。该条例实施以后，不仅使华商在澳洲茶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华人日常饮茶也受影响。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与澳洲政府进行反复交涉，得到部分通融。①华茶已经在水面及装船来澳者；②华茶于6月19日以前已经在上海、香港待船来澳者，取得驻沪英领事或香港官吏证明者；③华侨于6月19日以前预定的茶叶，如果有证据并经澳洲商部检查属实者可以进口；④华人自运自销的茶叶，每年按照人数，各省酌情允许进口若干，但此条尚在交涉中。^[15]

得到澳政府特准，1917年整年进口茶叶4 000箱，证明进口茶叶仅供华工自用，不能转售外人，此外尚有各商各自交涉，允许进口1 000箱，统计共5 000箱左右。1918年7月，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就此问题再次与澳洲政府交涉，希望澳洲政府允许茶商按照1915—1916年两年华茶进口数的一半进口澳洲，印度茶商听闻此事，纷纷要求政府严格实行禁令，以保护印度茶叶免受冲击。^[16]一直到1919年5月，澳洲政府禁止非英属出产茶进口法令才正式解禁。^[17]在禁令实施的三年内，澳洲的中国茶叶进口量大幅下降。

（3）卫生检疫：澳洲海关有时也会借口卫生检疫，限制中国商品进口。中国历来很少有水果运入澳洲，只因旧历新年将至，华商偶尔也会进口广东新会橙、沙田柚、甘蔗等，专供当地华人过节所需。1916年9月，澳洲政府因日本运来的橙子含有病虫，恐对澳洲种植业造成危害，所以澳洲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各国水果入口。华商因为很少贩运水果，也没有留意进口法令变化。1916年年末，华商总计运来橙柚六十箩，墨尔本、悉尼、昆省各埠也运到数十箩。澳洲海关依照法令禁止登岸。水果是容易腐败的货物，更没有运回中国的可能，经过反复交涉，海关虽然同意通融，但卫生局检查后发现多有腐臭，所以坚持不允登岸。^[18]

（4）限制奢侈品进口：澳洲政府禁止非英属所产茶叶进口之外，还颁布限制奢侈品进口条例，被列入禁止进口商品共有十种。①啤酒、波德酒；②烧酒及酒精；③香酒；④各种饼干；⑤五糖饼；⑥有壳无壳之蛋；⑦皮衣；⑧花露水、香水；⑨首饰金银珠宝及伪造之金银珠宝；⑩汽车。所禁商品与中国相关的主要是烧酒及蛋两项，华侨有自办自销者，据1916年澳洲进口统计，全年共进口蛋价值29 241镑，全年共进口烧酒价值11 283镑。第二批禁止货物：汽水、钟表、绸货、玻璃器、手套、麻货、男女帽、各种箩筐、草席、皮革货物等。^[19]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势必对中国商品出口澳洲带来消极影响。

（5）关税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澳洲政府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扶植本国制造业发展，澳洲政府修改了进出口税率，这个税率分为三等，优待税、中等税和普通税。优待税适用于英国的货物，中等税适用于大英帝国各属地，或者特别商定的其他国家，普通税适用于其他一切国家。例如：丝绸的优待税为15%，中等税为25%，普通税为30%。瓷器的优待税为25%，中等税为30%，普通税为40%。^[20]后来等级及税率也有所调整，但优待税与普通税一直保留下来，两者之间的税率差少则5%，多则20%。这种税率等级使得中国物品特别是诸如茶叶一类的大宗对澳出口商品，在澳洲难以立足，竞争不过荷属东印度、锡兰等地的同类商品。澳洲政府关税保护及对华商的限制无疑阻碍了中澳贸易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初期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大量进口澳洲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使澳洲成为英国的农牧场和果园，澳洲也主要从英国输入工业品和消费品，当时澳洲对外贸易总量又不大，这样的经济结构使澳洲不必担心本国商品没有市场。澳洲对外贸易市场的狭窄性和对英国的依赖性，使得澳洲政府不重视开拓对华贸易。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之间展开，以致于中国政府同样不重视对澳洲的贸易。中澳两国如此的贸易特征使得双方对彼此的行情了解甚少，本该有利于中澳两国而又完全可以由双方直接进行的商品交换，没有能够得到很好开展，中澳贸易的商品和主导权也被其他国家所占。

【注释】

[1]谭乾初：《古巴杂记》第12帙，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册，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

[2]“驻古巴夏湾拿华侨之沿革”，《外交部公报》第3卷第11号，第133页。

[3]“古巴商况”，《商务官报》1909年己酉第13期。

[4]“驻古巴夏湾拿华侨之沿革”，《外交部公报》第3卷第11号，第133页。

[5]“驻夏湾拿总领事馆人员调查全古侨务之经过”，《外交部公报》1931年第3卷第11期，第134页。

[6]“古巴对外之贸易概况”，《外交部公报》第3卷第9号，第284页。(www.daowen.com)

[7]陈直夫编：《澳洲及旅澳华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9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70年版。

[9]杨进发著，姚楠，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10]“澳洲领事禀粤督述华侨商务情形”，《砭群丛报》1909年第5期。

[11]“巡视大金山华侨报告”，《农商公报》1915年第2卷第4期，第33页。

[1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40页。

[13]“最近五年澳洲货品输往中国之统计”，《外交部公报》，1933年第6卷第3期，第201页。

[14]“澳大利亚与中国之商务（五年冬季报告）”，《农商公报》1917年第4卷第4期。

[15]“澳大利亚之中国商务（六年夏季报告）”，《农商公报》1918年第5卷第2期，第53页。

[16]“澳大利亚之中国商务（七年春夏两季报告）”，《农商公报》1919年第5卷第7期，第51页。

[17]“澳大利亚之商務情形（八年夏季報吿））”，《农商公报》1919年第6卷第5期，第57页。

[18]“澳大利亚与中国之商务（五年冬季报告）”，《农商公报》1917年第4卷第4期。

[19]“澳大利亚之中国商务（六年夏季报告）”，《农商公报》，1918年第5卷第2期，第51页。

[20]《外交部公报》第10期，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