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金矿发现之前，澳洲已有华人零星进入。1848年10月2日，第一批华工120人乘坐“宁波号”帆船从厦门抵达悉尼。以后几年华工陆续到达澳洲，到1850年，澳大利亚总人口为405 356人，其中亚洲人不超过3 000人，华人在1 000人左右。1851年澳洲发现金矿，在淘金热带动下大批华工移居澳大利亚。1851年以来，华工乘船来到盛产黄金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等地。由于维多利亚境内的金矿较多，华工前去淘金也最多。维多利亚首府墨尔本便被华工称之为“新金山”。据统计：华侨人数最多时约在1870年左右，澳洲约有华工5万多人，后来因为澳洲政府推行“白澳政策”，华工人数逐渐减少，1881年减至38 523人，1902年减至29 907人，1911年减至20 775人。^[7]

澳洲淘金热的最初五年，金矿事业兴旺繁荣，华工很受欢迎，和白人移民相处和睦，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进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且人数成倍增加。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种族冲突，白人与黄种人在经济利益上处于相互对立关系，加上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澳洲出现了排华浪潮。1855年6月，维多利亚议会通过法案，凡经登记的船只每十吨位准载一名中国人，每位入境华人需缴纳人头税10英镑，标志着澳洲排华的正式开始。

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内的开明人士已经提出向澳洲派驻领事的设想，但由于受到英国的阻扰，最后不了了之。进入20世纪，形势发生了变化，澳洲政府推出了限制华人移民措施，华人再度渴望并鼓动设立中国总领馆，以维护华侨的合法权利。1906年清政府派黄厚成赴澳洲调查华人情况和设立领馆的可能性。清政府终于在“光绪卅四年（1908年）四月廿二日外务部奏准在澳大利亚设总领事一人，驻美利滨（墨尔本）”。^[8]首任总领事梁澜勋于1909年3月抵达墨尔本，外务部还在悉尼、珀斯、布里斯班设置了领事馆，任命当地三位著名华商刘汝兴、雷华、王占元分别担任三地副领事。但他们的任期都不长，1911年起，上述三地不再设副领事。中华民国成立后，延续了前清的外交系统，继续在英属澳大利亚设置总领事馆，中华民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先后由黄荣良、曾宗鉴、魏子京、桂植、骆介子担任。

1870年以后，澳洲浅层金砂已经大部分被淘净，许多金矿逐渐使用疏浚机向深层挖掘，受资本所限，很多华工都开始放弃淘金，而另寻其他职业。中国赴澳移民一般以农民和小手工艺人为多数，从事种植、农耕为他们的擅长，至1901年，从事园艺业（种植和贩卖水果、蔬菜）的中国人在新南威尔士占有职业华人人口的35.76%，在维多利亚占33.02%，中国人所从事的主要行业还有淘金、其他农牧业（如放牧、清除灌木、家具制造、家庭仆役、洗衣等）。另据有关报告，1888年前后，有5 000中国人参加修筑从达尔文至排因克瑞克的铁路。华人工作不再是高度集中于某一个行业上。(www.daowen.com)

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时代，大批华人登上澳洲领土，其中不乏商人。华侨虽然身在澳洲，但依然保持中国式的生活习惯，因此，他们需要中国货物，包括大米、茶叶、丝绸、瓷器和其他适合口味而又价廉物美的食品，经营中澳进出口生意的商号、零售店便应运而生。

早期澳洲华人商号多是香港商行或香港华人资本开设的，也有在澳华人致富后投资开办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创办于1890年、1893年和1896年的永生、泰生和永安3家果栈，他们主要经营的是澳洲与昆士兰、斐济之间的大宗香蕉贸易。1870—1890年间，维多利亚与中国的贸易主要被华商所控制，新南威尔士与香港的贸易也是如此。^[9]著名侨领梅光达在拓展早期中澳贸易、发展华人商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欧洲人并不被鼓励去促进中澳贸易，华商在早期中澳贸易中占据优势，他们往返于中澳两地，把中国商品运往澳洲各地，同时带回澳洲特产。19世纪后期中澳贸易表现为中国对澳输出长期出超，华商掌握贸易主导权。

1901年，澳洲统一的联邦成立后，实施严厉的移民限制法，加上华人离澳渐多，使贸易量比淘金热时期有所下降。20世纪初期，澳洲政府加大对华商品输出，中澳贸易慢慢呈现出澳对华输出长期出超，中国处于不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