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主导权掌握在洋行手中,海外市场远在千里之外,国内生产者和商人对海外市场的变动知之甚少。在中国商人向海外市场扩张非常困难的年代,驻外领事成为向国内传递海外商业信息的重要人群。驻外使领人员经常主动为国内产品的质量改良,开拓海外市场献计献策。1906年至1911年期间,农工商部依据驻外使领人员建议,改进草帽辫产品质量就是典型一例。
1906年4月28日,驻美商务随员容揆、孙士颐、唐虞年报告称:“帽辫为旧日中国独占销市,近为日本攘夺,大形减色,曾于制帽厂见运来草辫,熏以硫磺,修葺整齐,始以制帽,据言日本来货较为洁白,且可省修葺之工云,草席近年也为日本所夺,复有以纸质制成者,尤为精洁,中国来席朽败情形。”“华商所设之店,间有与外国人交易者,无不兼售日货,且或以日货冒充华产,中国器物之苦况概可想见,日本运美货物,除丝茶及农产矿产外,实以制造零件为多,其值极廉,其销场亦极广,中国工业幼稚,且与欧美风气悬绝,惟有以日本为最近之师资耳。”[30]
1907年6月15日,驻纽约总领事夏偕复报告称:“最减者为草席,现时美国自制之草席,式样颇多,加以日本货,中货似难与为竞争焉。”[31]
由于不诚实贸易的影响,导致草帽辫“在各国市场的信誉和价值因而受到了损害”(1887年天津贸易报告)。1907年12月2日,英国牛敦商会致函出使英国大臣李,提出“中国运来草辫,何以为数少而尺寸日短”,并称“欧美贩运草辫商人已议定自一九零九年正月一号起,凡遇此项尺寸不符之草辫一概不为运售”。李大臣立刻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将此情况反馈给农工商部,“本大臣接牛敦商会函称:中国近年出口草辫为数日少,本会调查有年,知其故皆由尺寸减短货样不符所致。从前由华出口之草辫,计各长三十英码或六十英码或一百二十英码,现皆短至五英码之多。商人购买此项草辫全凭货样,若货到不符,凡业此者必皆大受亏折。查中国出口土货丝茶之外,草帽辫亦为大宗。近来丝茶两项较前皆日见减色,商业中人即不能将各种土货日见改良,借广销路,亦不宜取巧弊混,自蹙生机。贵部崇奖实业,欲为中国自保利源,若于此种蠹商恶习不亟为铲除,诚恐于商业前途不无阻碍。应请札行出产草辫省分之直隶、山东、河南商会及各省商会广为诫谕,将此项货样不符弊病,亟行杜绝,庶免外人借口而商业可渐期发达。为此照译原函,咨会贵部,希烦查照施行。须至知者。”[32]
草帽辫不断增长的需求量让经营此项货物的中国商人乐不可支,也让从事手工编织的农民们也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但面对海外市场激烈的竞争,草帽辫出口价格并不看涨,为了维持利润,国内商人们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在草帽辫的长度上做文章。当时草帽辫的加工点都准备一块长木板,一般为10码或20码长。草帽辫编好后,在这块木板上缠上几圈,长度自然就可以相应算出来。但是,“聪明”的商人们把当作标尺的木板长度相应缩减,使长度不到10码或20码,但依然按照规定的长度记数。从前由中国出口的草辫,长度分别是30英码或60英码或120英码,现在都缩短了5英码。”按照“英码”与现在的长度计量单位“米”的换算,5英码相当于4.5米。草帽辫出口按包或箱计算,120英码的草帽辫为一把,一箱或一包有240把。如果这样计算,一包(箱)草帽辫就有近1 100米的差距,成批量出口差距要更大。一顶草帽大概要10码长草帽辫编织而成,1 100米的差距相当于少了100顶帽子。这种投机取巧的方法肯定无法持续,英国和德国两国商会不但向驻在两国的中国使馆提出抗议,而且还将目光转向了其他供货地区。农工商部同样发现草帽辫的出口额逐年减少,得知本国商人投机的手段后,立即向各地商会发出警告。
1908年1月3日,农工商部向各商会下发了“出口草帽辫尺寸亏短信用丧失请速整顿文”,并附“照录出使英国大臣李文”和“照译牛敦商会来函”。札饬“合行抄录原文原函饬该商会,札到,仰即剀切劝导各业商,切实整顿,以杜弊混,而维实业。勿违。此札。”[33]
同样,文件也下发到了山东省劝业公所,“……凡我商民,具有明白事理者,当不忍再存欺饰,以致因小失大。嗣后编制帽辫者,务照百二十码、六十码、三十码三等尺码为准,不得搀杂减短,欺人自欺。”[34]
驻外领事的信息不仅通过农工商部下发至各地商会、劝业公所等,而且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希冀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1908年1月28日《申报》刊载了《农工商部札饬改良草帽辫》一文,“农工商部札饬天津商会文云:接准出使英国大臣咨称,接英国牛敦商会函称,中国近来出口草帽辫为数日少,推原其故,皆由于尺寸减短,货样不符所致,此事于商务极有关系,应请将此种弊端设法力为杜绝等语。查中国出口土货,草帽辫夙为大宗,不宜取巧弊混,自蹙生机,应请札行出产草帽辫省分各商会,广为劝诫等因到部合行札饬该商会札到仰即剀切劝导各业商切实整顿以杜弊混而维实业。”[35]
因草帽辫尺寸问题导致出口锐减的状况,驻德使领人员也采取了类似行动。1908年6月29日,驻德大臣孙钦宪责成商务随员水钧韶调查“华商所售草帽辫不合西商常用式样,应如何设法改良”。水钧韶因患眼疾,病愈后经过详细调查,认为“窃思世界商战,于今为烈,华商信实久著,草辫自应改良,力求进步。乃该项商人暗短尺寸,自损名誉,推原其故,或因近来物价昂贵,成本较重,西商不能因时加价,不得已缩短尺寸为弥补之计。或有奸商蒙混尺寸,减价出售,一经买主觉查,同业均受影响。若不竭力维持,诚于我国商务有碍,受拟补救之法三则”。细致调查后的水钧韶心情异常沉重,世界商战愈演愈烈,中国商人此时更应该注重信誉,草帽辫自应改良,力求进步。但商人自损名誉,同行业均受影响,这不能不让人痛心。尽管其中有物价昂贵、成本较重、洋商不能提高进口价格等原因,但这不能成为信用缺失的借口。比照国内外同业的现状后,水钧韶发现,中国的草帽辫商人有三个致命缺陷,不但在竞争中无法与国外商人抗衡,而且也在内部产生不和谐音调。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水钧韶提出了提高草帽辫生产质量,促进对外贸易顺利发展的具体改良方案:“一、拟请传知各商会,仿美国突拉斯特、德国加尔代尔之例,联合草辫商人设立总会,或附设上海商会之内,以结团体;二、拟请传知各商会,分立草辫调查局于出产之地;三、拟请传知各商会,凡产草辫之地,劝设制造草帽公司。”[36]大名府商务分会创办的缘由正是为了整顿草帽辫业,以挽救利权,并在商会试办章程明确规定,“第十一条,南乐草帽辫为本郡商业大宗,去年出场货价至一百余万,今年顿形衰落。故本会对此项须有特别之研究,对于南乐附近之商行尤须联为一体。至清丰相距较远,异日人会,亦于南乐一体。”“第十二条,南乐草辫为一大宗出产,应极力保护,以图扩充,并应详细调查,始能大兴商利。”对于外地商人设立的收辫客庄,“责成该处之草辫行商承认办理”,同本地商号一样受到商会保护。
1911年4月16日,农工商部向各商会下发了“驻德商务随员水钧韶调查草帽辫外销锐减情形与改良办法”,札饬“前准驻英李大臣,驻德孙大臣先后咨行改良草帽辫一事,当经分别札饬劝导各商,并咨驻德大臣转饬商务随员调查改良方法各在案。兹准咨送商务随员水钧韶调查清折前来,全行照录,札饬该商务总会传知各商遵照可也。须至札饬者。”[37]
驻外领事把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评价及时发回国内,通过“驻外领事、商务随员→商部、农工商部→《商务报》《商务官报》→民间生产者、工商业者”的清末官方海外信息传递网络,通过各地商会的劝导整顿,有力地推动了草辫业的商品化发展,其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一些地方的草辫业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主业。
【注释】
[1]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页。
[2][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著:《开港和维新》,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207页。
[3]外务省记录局编:《通商汇编》明治十五年,第51页。
[4]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4页。
[5]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12期,第61页。
[6]周德华译:《19世纪80年代浙海关、津海关和瓯海关丝绸调查》,《丝绸》2001年第9期,第44页。
[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8]《大清光绪新法令》第3册,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78页。
[9]王奎:《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10]“查勘法国里昂埠丝业实情表”,《商务报》第19期,1904年7月23日。
[11]“调查中国茶叶销数比较表”,《商务报》第20期,1904年8月2日。
[12]“商部考察美国商务”,《商务报》第18期,1904年7月13日。
[13]“奥国华茶销路情形(驻奥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商务官报》第5期,1906年6月6日。(www.daowen.com)
[14]“比国华茶销路情形(驻比商务随员刘锡昌报告)”《商务官报》第5期,1906年6月6日。
[15]“德国茶叶情形(驻德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商务官报》第27期,1907年1月9日。
[16]“美国茶叶情形(驻美商务随员容揆、孙士颐、唐虞年报告)”,《商务官报》第11期,1906年8月4日。
[17]“各国茶叶情形(驻美商务随员容揆、唐虞年报告)”,《商务官报》第29期,1907年1月28日。
[18]《商务官报》丁未第1期,1907年3月9日。
[19]《商务官报》第1期,1906年4月28日。
[20]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21]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2册,制造业(下),华世出版社印行,第1003页。
[22]日本外务省:《在芝罘日本領事館管内状況》,第189页。
[23]“大英国事:草帽辫”,《万国公报》1874年第311期。
[24]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山东之物产》第二编,1921年,第52、83页。
[25]“山东草帽辫调查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2期,第26页。
[26]《日本草帽辫子之进步》,《商务官报》,1910年第25期,第74页。
[27]日本《官报》1896年6月5日。
[2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8月第1版,第291页。
[29]吴承洛著:《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88页。
[30]“调查报告:美国华商情形及推广商务办法”,《商务官报》丙午第1期,第34页。
[31]“纽约中国商务情形”,《商务官报》丁未第11期。
[32]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4-1116页。
[3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4-1116页。
[3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08月第1版,第291页。
[35]《申报》1908年1月28日。
[36]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7-1119页。
[37]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7-1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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