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19世纪后期，清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更不可能主动向国内生产者提供海外商业信息。目前似乎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清政府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作过任何主动情报收集的努力。

由于政府没有开辟制度化、日常化、持续化的渠道向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提供信息和技术，也没有对新工业提供必要的援助。因此，中国商人和普通生产者对海外市场行情始终表现出茫然无知，对海外市场变动的反应往往也是犹豫迟缓。在中西市场相隔如此遥远而电讯工具又掌握在外商手里的条件下，中国生产者没有能力为他们的产品去寻找市场，而只能是呆在家里等待买主来购买。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商品生产者和商人陷入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只能依洋行购货规模和价格来调整其生产，所谓“洋庄发动则色然以喜，洋庄停滞则猝然以忧”。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丝茶出口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墨守成规、不求精进、技术落后、粗制滥造”等，笔者认为产生上述原因的根源是在于市场信息不灵。近代中国缺乏英美列强的实力，可以强行向外推销商品。在国际贸易日趋买方市场时，不了解海外市场的行情，谈不上改良生产；不了解海外市场的风俗嗜好，谈不上投其所好；不了解海外市场的技术进步，谈不上推陈出新。

中国生丝主要销往欧洲市场，19世纪80-90年代美国作为新兴市场生丝需求量不断扩大。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及时把握这一重要信息，或者说是组织国内生产出符合美国市场质量要求的生丝，因而错失因美国市场需求放大而实现生丝外贸增长的绝佳机会。日本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在80年代及时将生丝出口重心由欧洲调整到美国，赶上了美国市场需求放大所带来的利好。

同时，由于美国丝织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新泽西等织造中心大量使用动力织机，需要标准化原料。中国辑里丝虽然质量远胜于日本生丝，但由于生丝生产小农特征，始终无法克服“均度不一”的毛病。而日本生丝质量虽然一般，且在早期也普遍存在“均度不一”的毛病，后经各方努力，终于生产出了符合美国大工厂机械织造业需求的、粗细质量划一的生丝。这都与日本政府长期不懈的情报活动有关。

茶叶情况也是类似，“粗制滥造、掺假、着色”是中国和日本茶叶在出口过程中遇到的最普遍、最棘手的问题。1883年初，美国对中日输入茶叶质量采取更严格检查标准。驻美国日本领事在短期内密集发回了“日中两国输入美国红绿茶伪制件并附改良意见书”“关于输入不正茶禁止的报告”“不正茶没收之件”“制茶性质鉴定的报告”“日本着色茶的报告”等调查报告，通报了美国市场假茶输入状况、美国对输入茶叶的鉴定标准，以及改良意见。事实证明，这些商情通报对日本国内及时调整茶叶生产、整顿出口秩序、建立统一的茶叶出口检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中国丝茶出口全面溃败的局面，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曾不无感叹地认为：“如果能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对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丝产品市场变化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判断，并认真参考的话，养蚕工业就会更早地开始现代化了。中国丝的生产者如果较早地采用现代纺丝工艺，定会从世界贸易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普遍存在的是对市场条件的无知。当人们开始认识到市场情况已经改变时，他们立即开始向现代纺丝技术改变。然而他们的转变能力却表明资本缺乏的情况并未好转，税赋也未减轻。很可能有的厂商确实搞过粗制滥造从而失去了他们的顾客。”中国另一项主要出口商品茶叶的生产和销售也面临着同样海外信息缺乏的困境。“他们没有作出努力去调查世界茶贸易的发展以作好应变的准备。当他们了解到南亚有一种经过科学计划的种茶方法时，已为时过晚。原因与上面谈到的一样，政府没有组织力量向茶农提供信息，也没有进行改进茶叶质量的努力。”^[7]

清政府对海外贸易和市场调查的重视是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特别是1903年商部成立之后，重视市场调查，改进产品质量、积极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这种情况似有所改观。《商部开办章程》中规定：“各省各属土产及制造所出之资若干类，又及各关各埠出口土货若干类、进口洋货若干类，……除由该丞参等考察详记外，应由各该省将军督抚先将以往情形、现办情形详细咨报臣部，查复嗣后，并应将有无更改情形按年报部一次作为课程。”^[8]在农工商部开列的1909年拟办之要政清单中，共有27项事宜，前两项分别是：一曰调查外洋丝市情形；一曰调查外洋茶市情形。^[9]

商部对海外市场的调查主要是通过驻外领事和商务随员。表6-2是1904年清政府驻外领事对丝茶的调查报告，最早发回的生丝调查报告是刊登在1904年7月23日《商务报》第19期的“查勘法国里昂埠丝业实情表”“欧洲各大埠丝业市场十年表”。虽然此时调查报告比较简单，大多以贸易统计报表为主，缺少驻外领事对产品质量、竞争品情况、市场前景预测和领事建议等核心内容，但这毕竟是清政府第一次运用驻外领事报告向社会通报海外市场信息，显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情报对海外贸易的作用。

表6-2　1904年清政府驻外领事对丝茶的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商务报》各期。

1904年4月，驻法国商务委员水钧韶发回“查勘法国里昂埠丝业实情表”，报告中对中国生丝在法国里昂市场的成本价格、市场价格、运费、税收、近两年输入量比较等作了调查，最后对中国生丝改良提出了建议，“查里昂所销中国丝全系洋商机器缲成者，内地土丝不甚来法销售，广东因手机之丝甚佳，故畅销格外起色，若求改良，似宜劝商用机器丝成，或照广东手机办法，则可更起色，渐夺回洋商之利。”^[10]

1904年4月，驻法国商务委员周惟廉发回“调查中国茶叶销数比较表”，报告中对1901—1902年中国茶叶在英国、法国市场的输入茶叶品种、成本价格、市场价格、运费、转运、税收、近两年输入量比较等作了调查，最后对中国生丝改良提出了建议，“其一焙制时务求清洁，本原之计在集公司与制造厂，仿西法以机器制作，则货物自必精美，销路乃广，凡一切假冒之弊，严行杜绝。其二出卖时务宜捡选纯净，不可掺杂别枝叶，以图射利。其三装运出口时份量务宜真实，装具大小亦宜配外洋之用，如上海运来之箱，每箱斤量宜皆一律，最好每箱内净装茶叶二十五基罗或五十基罗，箱外标明茶若干斤，箱若干重，货抵税关时，检查易而不致遗漏，且便批发，至于门市零卖，宜用小盒，每盒以能装半基罗为宜，再如洋铁盒，以能装四分之一基罗者为宜，以此间零卖，大都自半基罗起至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五基罗为多。”^[11]从两位驻法商务委员的调查可以看出，中国丝茶生产墨守成规，拘泥土法，不注重国际市场的需求。欲振兴中国丝茶出口，必须提倡用机器制作，讲求质量。同时茶叶包装方面不仅要便于通关，更要符合外国市场的销售需求。

1904年，驻美国纽约领事夏偕复发回“商部考察美国商务”，调查了中国输美主要商品的数量、价值，并对中国商品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妇女喜用华制之顾绣、夏布、几巾，形式画法粗拙于日本。”驻外领事也深感厘多之害，“从前外商自内容运货出洋，但纳出口及子税，而华商运货则有节节厘金之输纳，故成本重于外商，而货物之销钝相戒裹足遂致，丝茶大业尽归外人之手，且是之故。华商均趋而运日本货，以无厘复无税而成本轻也。”^[12]显然，厘金人为抬升了中国商品出口成本，不仅消弱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使商人转售日本商品，中国商品销量进一步减少。

为了挽回中国茶叶出口颓势，1906年农工商部饬令驻外领事馆调查海外茶叶市场，在半年内陆续收到各埠寄回的 “奥国华茶销路情形（驻奥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比国华茶销路情形（驻比商务随员刘锡昌报告）”“美国茶叶情形（驻美商务随员容揆、孙士颐、唐虞年报告）”“世界茶之生产及消用考（驻美纽约领事夏偕复报告）”“德国茶叶情形（驻德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各国茶叶情形（驻美商务随员容揆、唐虞年报告）”“德国历年进口茶考（驻德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伦敦中国茶商会考察中国茶样报告”（代办驻英使署事宜参赞官陈呈报）等近十份调查报告，并将结果刊登在《商务官报》上，以资生产者参考。(www.daowen.com)

驻奥国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称：“奥俗近数年来绅贵妇每日下午烹茶邀客群聚饮名曰五钟茶会。自秋迄春不可间断，中人之家幕之，亦多仿效，且自誉其为华茶，茶市因而大盛。业茶者遂制作蜡人冠华冠，衣华服，招揽买主，亦有用中国幼孩小照为标记者，其实质卖印锡爪哇茶为多，间有稍掺华茶者已为极品。故其嗜好华茶举国皆然，如果中国有人运茶至奥，大可畅销。”^[13]同时，对奥国的茶叶税制、茶箱包装、运费作了一一介绍。

驻比利时商务随员刘锡昌报告称：“比国城乡茶肆饭店皆用英茶，即锡兰茶，以英茶价贱而华茶价贵，故英人常以锡兰茶假充华茶。查比国昔饮茶者极少，近有一比人设中国杂货铺，内销东洋瓷器中国茶叶，始有人知华茶之美。去年黎业斯赛会，通运公司设茶肆于中国村庄，茶客颇多，啜毕各购一罐一包而去，以为示人之品，即富人亦罕购一整箱，从可知其好尚，仅在皮毛，非真必需之物也。”^[14]

驻德国商务随员莫镇疆报告称：“查德国所有进口茶叶，华茶占百份中之五十九份五有奇，其销数亦不为减色”，对中国茶叶在德国的进口额和市场占有情况作了介绍，接着对中国茶叶的价格和利润作了分析，“至华茶进口大盘行价概算每基罗合二马克零二厘五丝，而市价每基多至少五马克，其利约一倍双半。若以上等白琳茶论，行价四马克一基罗，市价一十二马克，其利则加两倍，且更有价昂者，如乌龙茶每基罗约为三十马克。”“其获利之厚不在进口之大盘行价，而在批发零沽之市价，则欲挽回华茶之利权，非有华商来德开设行栈不为功，查前有浙江人田阿喜，在德开设茶店，获利颇巨，现又有浙江乌程县人顾顺福在德零售华茶，并未设店，专销各茶馆酒肆间，销至附近乡间，所用商标，曾在商部注册，不准别人假冒，询据所售之茶，俱从德国汉堡海口之茶行批购，小包每包四两，价银至少一马克五十分，大包或八两，或一磅，价银照加，每年计获利息总在两倍之上，是华人在德，与德商转购华茶，以行销德境，尚获两倍之利，若华商自运华茶来德，开设茶栈，或批发，或零沽，其获利当不止此数也。”^[15]

驻美国商务随员容揆、孙士颐、唐虞年报告称：“其国人嗜尚亦颇以省界为区域风气为转移，从前西北各省多用青茶，凡进口青茶西北省十之八，近年易而用日本茶。东方旧用福州及厦门乌龙，近而易用台湾茶。福州虽尚行销，而厦门茶已几尽绝于市。现时市业情形，日本茶行于西北及大西洋滨海各省，青茶行于中西南各省，工夫茶行于旅美之异国人，乌龙行于东方各省，印度锡兰茶均销于全国。现时进口多数仍推中国为第一，日本次之，印度锡兰又次之。然详审印度茶，递年渐有增进，中国若不急起直追，势将为其所逐。”对美国茶叶市场情况作了全面介绍。同时“近有韦成业公司设一制茶砖茶机器厂，以成片茶叶压为茶砖，每包重一磅或半磅。每磅拟售美银三角五仙，已颇有利。窃计茶砖运来或可不减香味，模范包装，如能合宜，当可争胜。”^[16]对美国新式制茶方法作了介绍。

驻美国商务随员容揆、唐虞年报告称：“中国虽为种茶合宜之地，工价又微，然不从早设法整顿，挽回将墜之茶业，再过整年，美国之种茶已成，缅甸等处产茶已增，出口茶必日多一日，出口茶既多，华茶销路必减，其时虽设法整顿，亦难收复旧日之利权矣，日本茶颇极鲜嫩，台湾茶味亦浓美，印度锡兰茶制法精巧，此三处各擅所长，皆足夺我茶业，而以印度为尤甚。印度所产者红茶，甚货色比较中国，系属中下货，各国所销红茶，以每担价银十余两之中下皆为多，昔日英俄每年各销中国红茶一百万箱，今英仅销十万箱，俄仅销七十万箱，利权全归别人所有，印度乃英属土，英弃华茶而用印茶，固在情理之中，然别国茶市今亦被印度所夺去，皆由中国厘税太重，既有落地税、出口税，又有厘金，有各捐，故成本较重，印度茶出口概免厘税，故成本轻，又因中国制茶拘泥古法，专用日晒，一遇雨天，茶叶霉坏，鲜味全失，印度制茶俱用机器，随摘随焙，随焙随装，故味鲜且浓，更在各国广卖告白，动人心目，甚所以夺我利权者，一由成本之轻，二由制造之美在，三由告白之广，无怪其然也。若不急图改良，恐有潇洒日下之势，今若能裁减厘税，分别上下茶，其上茶即使照抽无害，其中下货减抽一半，使成本较轻，销流自旺，若能兴茶商合力设立公司，购买茶山，自行种茶，仿照印度用机器制焙，茶味必佳，兼在各国分设代理人，广卖告白，使人皆知中国有此茶，销流必畅，土人见公司改良获利，转相效尤，红茶定有起色。”^[17]

驻美国纽约领事夏偕复报告称：“印度制茶手工多为机器所代，除摘叶外制茶已变为工厂之业矣。”“印度之制绿茶甚少，美国所销绿茶大半由日本输入。”“英伦销茶之数每人过于六磅，在欧洲各国中每人销茶之多无有及此者，除荷兰外其余欧洲各国每人销茶未尝过一磅也，俄美亦为销茶多之国，均计每人由一磅至一磅零三分一，英属各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销茶总数虽甚小，而每人销茶之数则甚大。没有澳大利亚远过加拿大，而以西澳为最多。”“英国茶之来源则来自印度及锡兰者居多，中国茶则近年逐渐减少，1904年所销中国茶不及二十年以前五分之一，以英人近年每人消茶六磅而言，此六磅茶中三分之一为中国茶，其余为印度和锡兰茶也。”“俄国销茶现仍以中茶为主，美国消用之茶，中茶不及其半，有五分之二来自日本。澳大利亚所销之茶三分之二输自印度锡兰，其余输自中国或香港，新西兰所销之茶由中国直输入者至微极少，仅有若干，由澳大利亚转往者，或为中国之产耳，加拿大则日本茶叶居五之一，其余大半为印度及锡兰茶，或直输入，或由英国转往，现时中国茶之在该地不过于其销茶总数内占百分之七而已。”

留美学生刘成禺在“旅美华商商务情形”中称：“出入口大宗悉操自美人，今则日本也大兴太平洋航路，与美为敌，来往金山口岸，日本有八千吨以上之汽船三艘，图日美间商务进步，又丝茶入口，大半操诸日人，夫丝茶二项，向购自中国，自日人投其所好，故此二大宗贸易品转入日本。该美人喜欢绿茶，中国惟办红茶，于绿茶不甚注意，日本生丝精细纯一，中国则精粗不齐，故美商不得不改道日本。”^[18]

综上所述，中国茶叶虽然整体质量上乘，价格较高，印度和锡兰茶常有仿冒中国茶叶，但中国茶叶的销量却是一路下滑，驻外商务随员和领事提出的改良建议有以下几点：

（1）提高茶叶质量。倡导机器制茶，讲求卫生。

（2）减轻税收。中国不仅有厘金，还有各种杂税，在出口成本上无法与印度和日本茶叶竞争。

（3）夺回商权。外商所垄断了茶叶出口，利润均为外商所占，建议直接到海外开店，摆脱对外商的依赖。

（4）加大宣传。在各国广做宣传，提高中国茶叶的知名度。

（5）航运保障。日本丝茶在美国市场的进步与航运配套分不开，有了本国商船保护，对出口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农工商部根据各驻外商务随员和领事的调查报告，向相关产茶省县发出了通知，“中国运往奥国之茶销场甚旺，商部近据驻奥商务议员禀报，即将各情形札行产茶各地方，益加改良以扩销路”，“又驻美驻比议员近亦各禀陈所销华茶情形，当由商部札饬闽粤苏鄂等省商会转告茶业商董知照”。^[19]上海商务总会积极响应商部的倡议，劝导茶商筹集资本，设立专营华茶出口贸易的裕生华茶公司，于1906年代该公司禀准立案，并请商部札饬驻各国商务随员，俟该公司货到时帮助照料。

农工商部“准如所请”，对中国丝茶出口予以大力支持，同时还在《商务官报》上刊布，以引起各地茶商注意。同时，为了提高茶叶质量，保护国际市场，札饬商会“传知茶叶各董，认真整顿”，“以冀销场畅旺，挽回华茶利权”。显然，农工商部已经充分意识到驻外领事和领事情报的重要价值，为茶商出口贸易牵线搭桥，并将领事情报及时转发给地方政府、商会组织，督促生产，推动茶叶出口。^[20]

20世纪初期，类似日本的官方情报传递网络，“驻外领事、商务随员→商部、农工商部→《商务报》《商务官报》→民间生产者、工商业者”的清末官方海外信息传递网络初步形成。由于近代中国丝茶出口涉及税收、航运等多方面原因，驻外领事和商务随员的海外商业信息和改良建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的衰败地位，但在当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