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业环境概念构思的提出与验证为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奠定基础,使区域创业环境与创业活动相联系成为可能。对区域创业环境形成机理的分析是其动态分析的尝试,对不同地区区域创业环境差异的分析是其横向分析的尝试,而对区域创业环境作用机理的探究,则是其纵深探究的尝试。从而可能形成纵横交互的立体分析框架。本研究对区域创业环境作用机理的探讨建立在社会学习理论对行为解释的行为、环境和认知的互动因果框架,从这一逻辑出发,本研究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采用实证调研方法,对区域创业环境的作用机理加以解释,尝试为区域创业环境研究的认知视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创业效能感的剖析
创业效能感从本质上来看是个体对其创业能力的感知,从理论上而言,创业效能感的维度分析属于创业过程的分析框架(Krueger等,2000)。创业警觉是创业主体对环境中的刺激或变化的感知与解析,是一个对创业机会认知地图开发和解析的过程;风险管控从本质上来说是机会的选择机制,对风险的知觉与管理反映了快速制定、评估、选择创业机会,是一个抉择过程;资源获取则是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机制实施创业行为,是一个实施过程。创业警觉、风险管控、资源获取体现了从机会识别到机会实施的创业过程。
本书基于此,从创业过程角度,提出创业效能感是创业警觉效能感、风险管控效能感和资源获取效能感的整合,对大样本数据分别进行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创业效能感三维度构思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创业警觉效能感、风险管控效能感和资源获取效能感共同演化、相互耦合,创业效能感正是在这三种效能感的互适互促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提升与演化。
2.区域创业环境对创业活动的作用机理
(1)区域创业环境对创业活动影响的直接效应
从区域创业环境对创业活动影响的直接效应检验可以看出:区域创业环境中对创业意向直接影响显著的维度有政府政策和创业资源;区域创业环境中对创业活动直接影响显著的维度有政府政策和创业服务;创业文化和创业网络对创业活动没有明显的直接作用。
政府政策对创业意向和创业活动都有显著的直接作用。以往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政府政策对创业活动的重要作用。《创业理论与实践》杂志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了以“政府政策与创业活动”和“制度理论与创业”为主题的专辑,对政府政策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赵都敏和李剑力(2011)将政府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途径分成三类: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创业活动。George和Prabhu(2003)研究了公共开发金融机构对技术型创业的影响。从国家层面看,公共开发金融机构属于准政府机构,他们以印度为例分析了公共开发金融机构对经济体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印度以开发金融机构为核心的技术支持政策促进了印度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也刺激了印度基础设施投资,最终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二是营造创业环境。Wagner和Sternberg(2004)研究了德国不同地区创业支持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人们的创业态度不仅受个体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地区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他们认为地区政策应当充分考虑企业集群等创业环境对个体创业态度的影响,以及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三是政策的导向作用。Sobel(2008)对以美国本土48个州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地区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质量水平对生产性创业活动水平和非生产性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制度质量较高的州表现出更高的生产性创业活动水平。高质量的制度通过促进生产性创业活动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考虑到生产性创业活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政府促进创业的最佳方式是进行制度改革,增加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回报(降低或取消州所得税),降低非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回报,而不应该仅仅强调诸如贴息贷款、劳动力培训等创业支持项目。四是政府政策作用的复杂效用。Kerr和Nanda(2009)研究发现,对创业活动的金融支持会极大地提高新创企业的数量,但同时也会导致创业失败率上升,这是因为降低金融支持标准会导致创业活动的总体质量趋于下降。
(2)创业效能感在“区域创业环境—创业活动”中的中介作用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创业效能感三维度在“区域创业环境—创业活动”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www.daowen.com)
第一,创业警觉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在两条路径上得到验证,其在“创业政策—创业意向”和“创业网络—创业意向”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
内部知觉、内部响应、外部知觉与外部响应四者相互作用,构成了基于信息流所形成知识链(Koulopoulos,1999),信息流动的过程又形成了由感知(sense)、解析(interpret)、决策(decide)与行动(action)构成的“调适环”(Haeckel,1999;转引自李大元,2008)。个体对环境信息、机会的搜寻与解析受一定基模(Schema)与框架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个体通过对区域内部气氛线索的编码与意义赋予来意会情境,因而区域创业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基模的作用。本课题的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政策比较丰富、创业网络构建得比较发达的地区,创业个体对其创业警觉能力有更强的感知,并且创业警觉效能感最终影响创业意向。这与相关效能感的研究结果一致。效能感与行为导向和结果强相关的结论相符。创业政策在鼓励、引导和支持个体创业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有助于个体感知市场需求变化状况与趋势识别创业机会,从而实现外部知觉与响应。创业网络则使创业个体有更多的机会以其经验和能力解析背景信息,从噪声中分离出有意义的隐含信号,从而实现内部知觉与响应。
创业警觉是创业主体开发对环境的认知地图的过程,是创业个体为了识别和开发有效的创业机会而搜寻内外环境信息并进行的有效解析。从这个意义上看,创业警觉更像一个过程而非状态,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信息量非常大、变化非常快,快速搜寻、发现与解析关键信息变得尤为重要。个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决策能力与行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信息的处理。创业网络关注创业个体对环境的调适,创业个体通过更主动的搜寻而获取更多的信息,通过信息交换而实现更好的沟通,通过同时吸收多维环境信息和多元视角的思考而更准确地分析更多的信息、提高有效重构与配置资源的能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Neill等,2007)。创业警觉能强化战略创造性和战略响应,更好地理解顾客需求,探寻最佳市场进入时机,生产或提供更合理的产品或服务,最终将创业机会转化为创业行动。
第二,风险管控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在五条路径上得到验证。其在创业资源—创业活动、创业网络—创业活动、创业文化—创业活动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而区域创业环境中的创业政策和创业服务两个维度主要通过风险管控效能感影响创业活动。
从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的结果来看,风险管控效能感对区域创业环境五维度与新企业成长间的关系,都有完全或部分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通常被认为是创业导向的核心维度之一(Covin和Slevin,1991),创业导向的企业通常都具有承担风险性行为的特性,为了追寻高报酬的市场机会而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然而,创业者(内创业者)并非职业赌徒,用“有限风险承受”来描述创业者(内创业者)的行为应该更为现实。对成功的无尽追求并不意味着敢冒任何风险,只有一定程度的、经过计算和分析的风险才是他们所偏好的(李志能等,2000)。Brockhaus(1980)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创业者对风险可能会采取谨慎规避的态度。Palich和Bagby(1995)研究也显示出创业者在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比较倾向于降低风险。在企业层面,战略应该为计划的创新划定恰当的范围,必须明确地为组织成员定义机会“雷达防线”。Begley和Boyd(1987)研究表明风险承担与公司的绩效呈现一种非线性关系,承担中等水平的风险可以促进公司取得高绩效,而承担极高或极低水平风险则无助于公司取得满意的绩效。从以往研究可以看出建立在风险知觉基础上的风险管控对创业活动的重要性。
创业活动的发展过程如同一种有生命力的组织活动,创业资源让创业主体有可能孕育成长。为满足新创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减轻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组织会对不同的资源产生不同的需求程度,充足的创业资源能让创业主体确信其能更好地管控风险。以往的研究表明,新创企业能够通过创业网络获取多元化的竞争性资源,提升创业能力(林嵩,2011)。在创业网络中创业个体对资源的获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动力机制,创业个体在搜寻创业资源的过程中不可能具有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完全理性,从克服信息不对称性和降低搜寻时间角度出发,他们会通过其所拥有的网络关系搜寻相关信息,并通过其关系间信任度的差异筛选信息。创业网络中的网络关系和信任关系成为创业资源搜寻过程中甄别与筛选信息的重要机制(周冬梅,2011)。创业政策的支持、创业文化塑造的创业氛围、创业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创业服务,会使创业主体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这时风险管控能力就像一种选择机制,只有分析和控制了风险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才能使新创企业获益。
第三,资源获取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在6条路径上得到验证。其在创业资源—创业意向、创业网络—创业意向、创业资源—创业活动、创业网络—创业活动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区域创业环境中的政府政策和创业服务主要通过资源获取效能感影响创业活动。
从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源获取效能感在“区域创业环境—创业意向”,还是“区域创业环境—创业活动”关系中都有作用。创业过程一般划分为三个步骤:识别商业机会、为了将机会资本化建立经营模式和战略,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经营模式和战略而获取或开发资源(Stevenson和Gumpert,1985),资源获取在整个创业过程中举足轻重。抢先发现并投资于未被其他人认识到的有价值的资源,以创新方式整合资源,可以使产出建立在更低的成本或更高差异化的基础上。争取资源是创业能力的一种体现,创业领域的资源不仅包括传统的职能领域内的资源(建立在行政管理基础上的资源),还包括信息、社会资本和创业警觉与经验,而后面这些无形资源被认为是创业稀缺资源(赫特等,2002)。从这个意义上看,创业警觉就是创业主体的重要创业资源之一。创业政策和创业服务为创业主体开发其潜在创业警觉提供了动机,而强调内外互动的创业网络则为创业主体开发其创业敏感性搭建了信息平台。新创企业可以与各利益相关者,比如潜在投资者保持互动,以累积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互换,以不断更新企业的信息资源库,进而使创业主体感知其获取创业资源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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