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观念得到解放。中国在16至17世纪中叶的世界开放大潮中，经过痛苦的反思与实践，从圆心外交政策下的独尊走向开放外交政策下的明智，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跳出传统外交理论的框架，允许多极并存，承认多极并存，并开始以平视的目光对待外部世界，这是中国人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世界观的惊人变化，这种思想影响了明朝中国上下各个阶层，并影响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政策。

2.继续引领世界经济。中国在16至17世纪中叶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批又一批人冒险走出国门，扬帆海外，把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带到世界各地，在东亚、东南亚一带与欧、亚商人争夺贸易权，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好处。如果把此时中国的外贸同唐、宋、元时期和明朝前期相较，明中后期的开放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元三朝都不同程度地得到飞跃发展，中外贸易与往来也相当频繁。但是，当时控制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是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他们来到中国的沿海港口，操纵中国对外贸易权。有名的阿拉伯巨商蒲寿庚，曾控制南宋市舶司几十年，有的史家甚至认为，蒲寿庚的降元使以海关税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南宋政权最终灭亡。可见，唐、宋、元三朝的外贸主动权并不在中国商人手中。及至明朝前期，政府为发展官方外贸关系，曾派使臣分赴海外，招揽外国人，郑和七次下西洋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但这种招揽活动的政治味太浓，甚至可以把郑和下西洋视作一种政治游行。明中叶以后，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商业意识冲击下也发生重大变化。民间贸易、走私贸易，直接的、间接的、转手的、长途贩运的、短途易手的等各种各样的贸易活动，把中国商人推向世界贸易的历史舞台。他们把中国的形象树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并在东西方贸易中取得了主动权，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确是破天荒的壮举。

3.经济文化受益匪浅。外贸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和沿海文化思想的影响作用相当巨大。从日本、南洋一带输入的白银不但弥补了明中后期财政的不足，而且促进了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壮大起了催化剂作用。同时，开放对沿海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奠定的沿海文化机制一直到今天仍可受益。因此，此时的中国改革与开放适应了国内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www.daowen.com)

4.对外交往重心转移。明中后期的开放使中国外交重心从不同的方面发生重大转移。从交往对象看，由政治、经济实力薄弱的周边小国转向新崛起的大国，尤其是日本和欧洲。从交往区域上看，由陆地及中国大陆本土转向海洋，即转向太平洋中的日本和来到南中国海区域内的欧洲各国。从外贸经营形式看，由过去国家独控局面转向允许民间、中外兼营，并且民间的对外贸易和交往成为中外交往的主流。从交往目的看，由过去虚荣的政治外交或赔本外交转向务实的经济外交。

明画《入跸图》中百官迎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