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葡、西、荷等国的商船来到东方，分别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占据不同的贸易据点，并以此据点中转和贩运中国货物。

葡萄牙在澳门独占广东对外贸易，在中国海禁年代，成为中日商品交流的中转站。荷兰船只在中国闽、浙沿海游弋，相继把澎湖、台湾作为转贩中国货物至日本和南洋的中转站。西班牙人占领南洋交通要道马尼拉，控制菲律宾至中国和美洲的贸易大权。

欧洲人在东方贩运中国货物不仅获取厚利，还把一个真实的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欧洲大陆，也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带到东方。欧亚两个大陆文明自古以来就保持的大陆中心平衡发生倾斜，中西文明面临着第一次历史大碰撞，长久以来被欧洲人视为神话一般的中国向欧洲的客人揭开了面纱。

明朝的外国人画像

欧洲大陆认知中国的确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二百多年的猜想和观望。

在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首次把中国的情况带到欧洲，他的游记对中华帝国的古老、法律和政治的严明、中国的繁荣与富饶、贸易的兴盛和城市的华丽、人口的众多及汉儒文化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但他的描述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是不真实的传言。他们认为，马可·波罗“那不寻常的游记，看起来像是想象出来的，不像是忠实的观察家的报告”。他们还认为，“相信三千里格之外会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它胜过欧洲最文明的国家，拟属荒谬。哼！在那么多野蛮国家的彼方，在世界的另一端，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古老博学和文明的民族，像这位威尼斯游历家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一种痴想，只有那些头脑简单易于相信的人才会去相信的”^[38]。因而，13世纪以后的二百年中，欧洲不承认古老中国文明的存在，并把马可·波罗的游记看成是一种杜撰。

到了16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把在中国见到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欧洲人，并验证了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宣传是真实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便以传教士的报告和译著为依据，他们开始相信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述。但由于传教士接触的人员有限，况且早期倾向于在士大夫、上层贵族与官僚中活动，他们对中国的全貌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华帝国面目并没有被他全部传到欧洲。所以，欧洲人说：“我们对中华帝国还不能说有足够的认识，不足以刻画出这个迷人的国家的轮廓来，除了传教士的报告之外，我们还没有足以依据的东西。”^[39]

明代青花瓷

这个时期东来的欧洲商人到了东方后，在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不但接触了中国赴南洋贸易的华商，而且还接触了中国沿海省份的官员、豪族势要、知识分子、宦官、商人和普通百姓，他们把亲身经历的中国情况告诉了欧洲人，并带去了从东方赚取的金银和大批精美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于是，欧洲大陆一些人对中国的认识与传教士的慕华论调发生了冲突，其主要原因是商人报告中的中国形象不但有对中国古老文明和富裕的称赞，也有中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浮华不实、好逸恶劳、父权专制等一系列阴暗的曝光。因而，欧洲人在如何认识和接受中国文明上展开了热烈讨论，16、17与18世纪是欧洲学术界对中国论述最激烈的年代，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中国热”。当时，著名的欧洲学者来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波维尔、孟德斯鸠、格利姆、魁奈、方隆、卢梭、歌德等都加入了这场空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形成对华推崇和非难的两大派别，一个完整面目的中国被欧洲商人介绍到欧洲大家庭，又被他们认真讨论和最终认识。德国学者利奇温在他所著的《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说：“即使到17世纪，最不能使人置信的传述，还是被人们信以为真。”^[40]

明代青花瓷

16至17世纪的中西接触，导致了18世纪中国瓷器、丝织、漆品等大量涌向欧洲，从而影响了欧洲的工业。贩丝者从中国运到欧洲的丝货可获利100%至200%，中国丝货排挤了欧洲丝织业，法国巴黎成为进口中国货物的时髦中心。一些国家的商人为利用中国货的名声来赚取利润，开始在欧洲本土仿造中国的瓷器与法器以争夺市场。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明西渐，也对欧洲的绘画、建筑、社会生活等产生了影响：

16世纪中叶，荷兰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绘像；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从中国带回大量瓷器，收藏中国瓷器成为欧洲贵族的新风尚；

17世纪后半叶，法国雕刻家摹仿了中国画；

18世纪第一个新春，法国宫廷采用中国人节日庆贺新年；

1756年，法国路易十五国王通过情妇庞巴都接受重农学派先驱魁奈的建议，仿效中国皇帝举行了春耕仪式；

18世纪，法国、英国、德国相继出现了中国式的花园与建筑。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16至17世纪中国的开放，对欧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认知度不断提升，历史上欧亚大陆文明的第一次真正大交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

【注释】

[1]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第2页。

[2]［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3]［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4]［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5]［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6]〔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7]〔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四部丛刊本。

[8]〔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9]〔明〕吕维祺：《四夷馆增定馆则》卷一、卷四，《玄览堂丛书》第三集。

[10]〔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11]〔明〕钟薇：《倭奴遗事》，《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9册。(www.daowen.com)

[12]〔清〕《浙江通志》卷九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明〕钟薇：《倭奴遗事》，《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9册。

[14]〔清〕《浙江杭州府志》，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清〕《福建通志·风俗》卷五十五，同治十年重刊本。

[16]〔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四部丛刊本。

[17]〔明〕王临亨：《粤剑编》卷二。

[18]［荷］弗兰克·适威思尔昔，《东印度之航海军事纪实》，黄素封、姚楠译：《17世纪南洋群岛航行记两种》，商务印书馆，1935年。

[19]克尼尔·辛格·桑杜著，梁英明译：《华人移居马六甲》，《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3页。

[20]〔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户口》卷七十七。

[21]〔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户口》卷七十七。

[22]克尼尔·辛格·桑杜著，梁英明译：《华人移居马六甲》，《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4—195页。

[23]克尼尔·辛格·桑杜著，梁英明译：《华人移居马六甲》，《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4—195页。

[24]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5页。

[25]〔清〕张廷玉：《明史》卷五十三。

[26]转引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湾稻乡出版社，2008年，第261页。

[27]〔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

[28]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页。

[29]［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4页。

[30]［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4页。

[31]《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07页。

[32]〔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四。

[33]〔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三。

[34]〔清〕张廷玉：《明史·外国五》，列传第二百十二。

[35]〔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二。

[3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

[37]〔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澳蕃篇》。

[38]F.背内：《中国的专制政体》，黎国彬等译《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商务印书馆，1962年。

[39]F.背内：《中国的专制政体》，黎国彬等译《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商务印书馆，1962年。

[40]［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