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中国货物运销各个国家，活跃了各国国内经济生活，商人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因此，华商在各国，尤其是日本、南洋各地受到隆重欢迎，并享有部分特权，如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政府对华商加以保护，在本国闭关时仍给中国商人贸易经营自由。在南洋各国，华商受到优厚接待，至爪哇、亚奇（苏门答腊）、真腊、暹罗、吕宋等地的中国商人，甚至可以得到当地国王或酋长的接见，当中国船舶到达亚奇港口时，“舶到，有把水了望，报王，遣象来接舶，主随之入见，进果币于王，王为设食，贸易、输税，号称公平”^[32]。大泥的华商可免征税，“贷卖彼国，不敢征税，惟与红毛售货，则湖丝百斤，税红毛五斤，华人银钱三枚。他税称是若华人买彼国货下船，则税如故”^[33]。在真腊国“番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鬻身赎罪。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34]。暹罗“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35]。前已述及的马尼拉华人“巴礼昂”商业区，已在菲律宾及西班牙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可以说，没有华人的杰出贡献，就不可能有16、17世纪菲律宾的外贸繁荣。因而中外很多学者趋向认为，西班牙开辟的马尼拉—美洲大帆船贸易航线的亚洲一端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的漳州月港，马尼拉只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而已。

华人与华商除了在经济上对亚洲国家产生作用外，还利用经济实力参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当时各国与明朝发生邦交关系的通事，大都是中国商人，到琉球、暹罗等国经商的中国人还身居要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政人物。据《明史》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福建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起家到暹罗后，“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36]。后来，他还在成化年间充使臣来华开展贸易活动。嘉靖末年，被广东驱逐的张琏至旧港后，担任了旧港的税收官员，往返该国的福建漳州和泉州的商人都把他当成靠山。万历中期，一个姓王的漳州人当上了渤泥国的那督（高官）。^[37]

华人定居亚洲各地还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汉儒文化，他们与居住国的人民共同开发了居住国的经济和文化，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www.daowen.com)

外国贡使跪拜明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