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开海贸易和中外商人的海上贸易争夺，导致了中国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18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国潮，大批华人移居日本、南洋各地，在境外各国形成了很多华人居住区。17世纪荷兰人到达巴达维亚时，巴达维亚城中各国侨民极为繁杂，“而以华人为最多”。一位亲临该城的荷兰军医记述道：“华人机巧敏慧，为最聪明之商人，除钟表业外，几无业不有其店铺。”^[18]华人还在城中修建了庙宇和公共墓地。一位外国学者对比研究了中文、马来文、葡文关于记载华人定居马六甲的资料后认为：“至迟到1511年，在马六甲这一港口城市里已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华人社会，这是没有多少可怀疑的……然而到17世纪初，在马六甲已存在一个华人定居地则是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因为这时华人的数目已经多到足以拥有一座‘华人村落’，它位于今马六甲市内杭卡斯图里街附近。”^[19]

查阅明清时期沿海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地方方志，我们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即在籍户口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而是户数和人口数大量减少。以下明代各府县的人口变动情况，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沿海部分府、县人口变动情况

按照中国封建社会历代人口发展规律推测，明自洪武年间至中后期的嘉靖、万历时代的户口数量应该是逐年增加，但实际情况是户数和人口减少。《明史》记载，正德年间福州的户口数：“旧志载正德时户口视洪武间不能增之二三，顷视正德，又所增矣。”^[20]福宁府的情况是“自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分之二，口减五分之三；自今以视嘉靖，不能加其什一”^[21]。

据史料记载，整个明朝一代的户口数目是不断增长的，但明中期以后，人口不是增长而是下降或基本持平。

洪武二十六年至万历六年的户口总数表^[22]

把沿海人口的减少与全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作一对比，我们发现，明代全国人口（包括沿海省区的人口）增长符合封建社会人口发展规律，到了明朝中后期，沿海省份在籍人口减少，人口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商品生产经济和流通经济发展导致了两种人口流失：

一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由于在籍农业户口弃农从商者增多，很多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为手工作坊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苏州城桥畔每天早上聚集着待雇的人们。沿海各手工作坊内汇集了众多的手工操作者，这些情况是明中后期人口流动的很普遍现象。

二是沿海农村很多人弃农经商。这些人漂洋过海，从事中外国际贸易，商人和百姓利用开放之机，纷纷移居外国，从而形成中国18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出国潮。凡在当时中国商人涉足的地方，都有华人定居，日本、菲律宾、马六甲、巴达维亚、爪哇、印支半岛及南洋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居住着不少的中国人。

如：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后，在总人口2706人中，华人占300—400名。1648年，荷兰驻马六甲总督巴塔萨尔·博特在《马六甲报告书》中说，在居民总数4884人中，华人占716人，其中成年男子127人、妇女140人、儿童159人，男奴93人，女奴137人，童奴60人。除290名奴仆外，这些人主要是商人、艺匠和木工，他们比较富裕。在马六甲137座砖房和583座亚答屋中，华人拥有81座砖房、51座亚答屋，此外还拥有290名奴隶。^[23]据学者张维华估计，“明后期中国人散居于南洋的数目，至低亦当在十万人以上”^[24]。

明朝大量人口出洋和定居外国，使在籍人口减少，海上游动商人新出生的人口及定居地新增人口，也不可能载于明政府的户籍册，可见，新、旧人口离籍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口数量减少。《明史》记载，正德以后，中国人口减少的原因是百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25]。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17世纪东南亚地图^[26](www.daowen.com)

拿唐代与明中后期的泉州人口增减作一个比较，也很能说明明中后期泉州的人口流失问题。

唐朝沿海地区对阿拉伯、波斯人的开放，使泉州港成为外商民的汇集地。唐天宝年间（742—756），泉州总户数为23806户，较晋代南渡时的晋安郡户数增加近六倍，人口上涨为160295人，因该城人口的增加，元和六年（811）泉州从中等水平的州上升为上等水平的州。^[27]

明代中后期的泉州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南洋、东亚等国和地区的进出口商品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走私贸易中心，但从嘉靖元年（1522）到明末清初的人口增长却令人失望，嘉靖元年总人口为219303人，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人口为190349人，到了明末清初，在籍人口只有11158人，非但较前没有增加，反而各减少28954人和208145人。这种情况，恰好与唐代泉州人口增加相反。

同是开放的历史条件，却导致不同的人口变化。为什么？因为唐代的开放虽然使泉州户口增加，主要应归结于阿拉伯、波斯人的东来，他们留居在泉州而使户口总数增加。他们来华不但对泉州的贸易繁荣与人们的生活改善都起了很大作用，也能刺激泉州当地人口数量递增，加上阿拉伯、波斯人运来了中外交易的货物，泉州人无须驾舟远航以贩运物品，当然，也就不可能定居外邦了。明中后叶的泉州繁荣景象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商人，他们不再像唐代那样坐等外国人运贩货物，而是主动走出家门，把中国的物质和文化文明带到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把勤劳朴实的中国人带到贸易所达的地方。为了商业目的而出现的出国潮，是泉州明中后期人口大减的重要原因。

史料记载，明代以前，华人侨居国外的情况亦存在，如宋代遗民流落在日本及南洋等地，但数量不多，没形成一个社会潮流，这些在《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异域志》中都可找到相应记载。

但到了明代，尤其从明中后期开始，为适应中外贸易需要，中国出海的人数越来越多，侨居的地区也越来越广，主要侨居地是南洋各国，尤以菲律宾为最多。复旦大学研究海外华侨史的专家田汝康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认为，爪哇、巴达维亚、马六甲等地的“唐人”，多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的泉州、漳州一带。1605年，有十八艘船将5500名华人运至菲律宾，1606年，二十五艘船抵菲，运华人6533人，1625年，一只抵达巴达维亚的帆船载运了40名商人、80名水手、360名乘客，共计480人。^[28]

17世纪初期，由于大批运至菲岛的中国货冲击西班牙本国的丝织业和白银半数以上流入中国，华商在马尼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西班牙便利用“机宜山金案”大肆屠杀华人。1603年，2.3万名马尼拉的华人被杀；1639年，有两万多名华人遇害，财产损失七百万比索。17世纪的后半期及18世纪，西班牙人又分别在1662年、1686年、1762年对华人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尽管华人被西班牙人多次所杀或驱逐出境，并且被征收重税，如居住税六十四银币、贡赋税五银币、房屋税十二银币^[29]，但中国移民还是继续迁往菲律宾，迁往的人口从1571年的150人增到1603年的3万人，至1748年为4万人，1886年为6.7万人，1896年为10万人。^[30]

有人对泉州安海一带的十一个族谱进行了统计，发现这十一个族姓中旅居吕宋且留有名字的华侨有66人，其中明末前往的有39人，清初前往的有14人，鸦片战争以后前往的有13人；侨居旧港及印尼爪哇西部顺塔（即新拖）的有8人，全部是明代出去的。^[31]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统计，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已有数千万，其中绝大多数在东南亚，而80%以上的华人又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等国家，这些地方都是明代华人移居南洋的重要地区。因此，今日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国的分布与明中后期的这次出国经商潮有着重大关系。

【延伸阅读】

吕宋机宜山金案

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残杀菲律宾华侨的案件。万历时期，皇帝委派的税使至各省课税，控制了全国的市舶司和银矿开采权。当时有一名叫张嶷的人，为迎合皇帝求财心理，便上疏说：“吕宋有机宜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采之，可得巨万无禁。”（《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万历皇帝在朝中廷臣极力反对下，仍下旨福建派人前往。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干一成与张嶷领命至吕宋稽勘有无金矿，无果而还，张嶷被诛。西班牙人以此为口实，怀疑定居在菲律宾的华人与明政府勾结图谋不轨，遂在重价收购完华人的铁器后而准备杀害华民，华人闻知，聚而起义，后被西班牙残酷镇压，华侨被残杀者达2.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