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的中国开放不但使中国更直接地被卷入世界经济圈，而且对中国本国的经济发展、货币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史料记载，这个时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公私开支和军队的费用已无法离开对外开放。如驻守福建的军队每年需要军饷五万多两白银，但其中两万三千四百两需要从漳州的海关税中支付。林富、涂泽民和许孚远等之所以强烈反对闭关，其主要原因就是为此。

与此同时，精美的中国丝织品与瓷器吸引着中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南洋各国的商人，产于美洲、日本的白银及中转至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向中国，这些输入中国白银的相当一部分在购买中国的走俏商品后，又一次把中国的物品传向世界各地。据中国学者樊树志引用德国学者弗兰克《白银资本》对境外白银流入中国数量的统计^[1]，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为三万吨，日本生产的白银为八千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七千至一万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全世界白银有一半最终流入了中国。

对中国而言，因对外开放而流入中国的外国白银对明太仓银库收入产生直接影响。据统计，16世纪60年代以前，外国白银对明朝中央政府财政的影响很小，但自1571年库银收入增加时，进口白银的作用日益明显。

英国学者对15—17世纪明政府白银收入情况进行了粗略统计，发现进口白银因贸易繁荣不断涌进中国，具体情况如下：

15—17世纪明政府白银收入情况^[2]

史料记载，外国进口白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货币制度方面，使中国的银金比价从相差悬殊到基本相等，如1565年，中国的白银和黄金比价为6∶1，不到80年时间内，到了1643年，比价为13∶10，而日本和美洲在两个时间段内的白银和黄金比价基本正常；明朝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不同时间节点的铜银比价分别是320∶1、229∶1、112∶1，充分说明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白银越来越多了，一两白银购买的铜越来越少了，这可从以下的表格中看出端倪。(www.daowen.com)

1565—1643年中、日、美洲银金比价^[3]

1368—1627年中国铜银比价^[4]

从以上三个表格可以看出，明中后期国内产银量减少，但进口白银增加。英国学者威廉·S.阿特韦尔在他的《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1530—1650）中认为：“当15世纪外国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时，发现了明朝对白银需求的迫切性；而对中国商人来说，也发现了外国商人对中国货的需求是同样的迫切。”^[5]因而，中外互通有无，大批白银输入中国，不但弥补了中国国产银生产的不足，而且使库存银子数量增加，从而使中国金贵银贱、银贵铜贱。明中后期实行金花银银本位制，不能不与外国银冲击中国货币制度有关。

外国进口银的输入不仅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刺激，而且相当一部分银两被转输内地，对内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从广州进口的外国白银除经揽头分散给当地百工之肆之外，十分之三四的进口白银由梅岭转输内地。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说“商贾多运银而出，所留于东粤者，银无几也”，形成了广东“物贱银贵，无钱可替”^[6]的局面。

沿海开放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更为直接。明政府实行海禁时，他们反对闭关政策，是走私贸易、接济勾引外国商的主要力量。因此，当荷兰在福建要求与明政府互市而又被拒时，他们颇感不满，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漳泉间射利者意觖觖，以为此不费航海，而坐收远夷珍宝，利百倍，若之何失之！”^[7]海禁开放时，百姓又是直接受惠者，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辗转贸易，可以自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