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贸易之争中，正确理解“倭寇”现象是理解两国贸易之争的关键。梳理历史文献发现，“倭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沿海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外贸易需要而产生的、带有掠夺成分的新兴商人群体。明朝前期，中国沿海出现的倭寇纯属日本海盗掠夺集团，完全是由日本国内因素造成的。明朝中后期，由于受到明政府海禁和闭关政策的钳制，中国人便在不同形式的走私贸易中与日本的大名、武士结合为一体，并成为这种结合体的主要组织成分和领导者。我们结合中日两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多维度看看“倭寇”与中日贸易的关系：

明朝时期的倭寇图

第一，从日本国内的政治、生产力水平和户籍情况看，日本无能力组织一支掠夺中国沿海的大型队伍。日本的武士和大名刚刚夺取国内政权，政治上还没有站稳脚跟；生产与生活水平较低，流浪的下级武士和大名根本无力造出众多的掠夺中国的大中型海船。综合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和谈迁的《国榷》记载可以知道，日本当时最大的海船能容三百人，中型船能容一二百人，小型船能容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1]据胡宗宪统计，当时日本有五州七道五百七十五郡，户仅七万余人。^[2]日本也没有提供充足兵员的可能。

第二，从“倭寇”的来源和成分分析，“倭寇”成员在明朝早期主要来自日本本土，在明朝中后期，主要来自中国浙、闽、粤三省的宁波、温州、绍兴、台州、漳州、潮州等地，并有马来西亚、安南、琉球、佛郎机、彭亨、暹罗等国的海贼。曾任广西兵备佥事、河南副使并在嘉靖末当过胡宗宪平倭幕僚的茅坤在他的《条上李及泉中丞海寇事宜》中写道，他同村的一名男子自昆山为海寇俘虏五十天后逃出魔窟，这名男子把自己看到的倭寇情况说得清清楚楚：“归语海寇，大约艘二、百人，其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十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3]作为明朝平倭重臣的胡宗宪也不得不承认：“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4]

曾在万历时期任户部尚书的谢杰研究了明朝中期政府的防倭御寇政策，并在万历年间著录了《虔台倭纂》。他在这部书里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沿海加入倭寇队伍的八种人员成分：“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于寇者；有凭藉门户因势而利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有佣债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有抢掠人口因壮而投于寇者。”^[5]

礼科给事中钱薇看到东南沿海倭寇猖獗的情况，给嘉靖年间巡视闽浙平倭军务的王忬提交了《与当道处倭议》。他认为，加入倭寇队伍的中国人主要是谋求营利的商人，他说：“今（嘉靖）也，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奸阑出，傀易与为市，况复杂以商舶……”^[6](www.daowen.com)

第三，从“倭寇”的主要领头人员看，他们是闽、浙、粤三省沿海的金子老、李光头、许栋、汪直、徐碧溪、徐明山、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徐海、毛海峰、彭老生、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萧显、陈东、叶明、邓茂七、张琏、许朝光、吴平、刘香、郑芝龙、周三老、李芝奇、徐文亮、李华山、洪朝坚^[7]等中国人。

第四，从形成倭患事变的原因看，明政府以嘉靖二年（1523）日本贡使互争真伪事件为口实而关闭国门，使海商走上海寇的道路，加上内地一些从事中外走私贸易的豪族大姓久赊海商的账不还，致使一场经济纠纷演变为政治事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刑部主事唐枢说：“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寇势盛……”^[8]曾在嘉靖年间担任刑部尚书的郑晓在他的著述《今言》中认为，明初设立市舶司，中外贸易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以欺海贼，并其货而乾没之，以至于造成倭乱。明朝藏书家郎瑛在他记载明代社会风俗和民情的《七修类稿》中也认为，朱纨的禁海令招致了汪直等人勾引倭寇到沿海骚扰劫掠^[9]。可见，“倭寇”的出现，是中国政府与商人不协调的表现，日本人是倭寇事件的导火索。

第五，从沿海百姓对待倭寇的态度上看，参与和勾引海寇（商）的人大都是中国人。这使得倭、商、民合为一体，他们在未入内地时，生活上相互接济，对道路之迂曲、民间之虚实、官府之动静等了若指掌。当官军至某地了解倭情时，“问道路，悉为所误”^[10]。“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注：明代称总督与巡抚为军门）如世代仇雠……”^[11]因此，胡宗宪也不得不认为：“倭寇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12]经商的海寇公然反对明政府的禁令，这吸引着以海为生的沿海百姓及商贩，倭寇受到欢迎就理所当然了。在这个政治气候下，“兴贩之徒，分错于苏杭，公然无忌，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今虽平昔本分者，亦往通之……”^[13]

因此，所谓倭寇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沿海的商人、百姓、势要、官吏与日本的大名、武士，南洋的商人，欧洲的商人，都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在中国沿海进行各种各样的走私贸易活动，如果没有这个时代背景和条件，日本不可能在东亚与中国争夺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