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独特的地理环境，迫使沿海百姓和商人必须走向海洋才能维持生计或赚取利润，因此，明朝中后期的东南海面上，不同形状的打渔船、采樵船、贩米船游弋往来，互市贸易十分频繁。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了福建省漳州府最南端的玄钟所往来海船的繁忙景象：“专造运船贩米，至福行籴，利常三倍，每至辄几十艘，或百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广浙之人亦大利焉。”^[25]

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多山少田，土地贫瘠，底层百姓生活困难，同外国商人经商往来，可以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当地许多世家大族，也加入到海盗集团行列，通过与外国商人的通商贸易活动获取钱财。有学者研究指出，16—17世纪，明朝中国东南沿海是一个拥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西班牙海盗、荷兰海盗的海盗世界。那时，商、盗不分，有生意做的时候是商，没生意做的时候是盗，海禁政策放宽时，海盗变成海商，海禁政策严厉时，海商变成海盗，因此，明朝的海盗集团也可以称为“海商集团”。这些海盗（商）集团组建了强大的舰队，在沿海岛屿建立据点，与朝廷官员相互勾连，寻求豪门望族和当地官员庇护，甚至可以左右明朝政治、军事局势。

17世纪的福州帆船^[26]

史料记载，明朝浙江宁波的双屿岛成为中国海商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16世纪，足迹遍布红海、东南亚、中国、日本等国21年的葡萄牙旅行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其所著的《远游记》中描述到：1540年的双屿有葡萄牙商人1200人，房屋千余所，每天往来于双屿的商船有1200多艘。史载，明代著名的海商兼海盗徐海的海商集团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拥众十余万，寇松江、嘉兴诸郡甚急。声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势张甚”^[27]。美国学者安乐博认为，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出现过三次高潮，其中第一次发生在1522—1574年，明朝实施严厉海禁政策，商人海盗和倭寇活动频繁。这一时期，中国沿海地区渔民、船工、商人、缙绅都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海上活动，隆庆开关后，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海盗转变成海商。

绕观这次论争的整体情况，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参加的阶层广泛，被卷入论争的人数众多。皇帝与皇族面对新生事物表现出两种态度，这就是从开始时的犹豫不决到后来的积极推动和参与。参加讨论的官吏不仅仅限于负责外交和外贸事务的人员，而涉及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众多臣民。

第二，论争的时间持续较长，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讨论话题。从嘉靖皇帝到崇祯皇帝，前后一百多年，其中，嘉靖时期讨论的重点话题是针对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引起的开关或闭关、如何开关、闭关有何危害等问题；万历时期讨论的重点话题是如何调整外贸经济政策和如何看待欧洲东渐的宗教文化；天启和崇祯时期则是如何更好地开放的问题。

第三，参与论争的官员以东南沿海省份的居多。由于他们接触实际，充分认识到了开闭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主张开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地方重要臣工；相反，一些不谙沿海事务的官吏，则从祖宪和开放必有弊端的角度，反对政府的变革，嘉靖时期中央派出的几位平倭要员（包括朱纨、赵文华等），是这种言论的实际执行者，尤其是首任浙江巡抚大臣朱纨在平倭事件中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却不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服毒自尽，此时距离他上任还不到两年时间。朱纨的自杀身亡留给我们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第四，开闭的论争使明政府顺应了国内外交流互鉴的历史潮流。明政府根据群臣论争和老百姓呼声，切实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放权让利政策，既给政府带来了财政税收，更受到沿海上下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

可见，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时机已经到来，内部、外部条件交互作用，使得明政府卷入了国际市场，积极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掌握外交主动权的开放浪潮。当时，变革与开放的主要基地在东南沿海，开放的主要领域主要是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和接受欧洲科学文化、宗教而引发的思想解放。

【注释】

[1]〔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

[2]〔明〕《大明会典》卷一〇八。

[3]〔明〕《大明律》卷十五、〔明〕《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三十八。

[4]〔明〕马文升：《敦怀柔以安四夷疏》，〔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皇明经世文编·冯端肃公奏疏一》卷六十二。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

[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7]〔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四部丛刊本。

[8]〔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9]〔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www.daowen.com)

[10]〔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四部丛刊本。

[11]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10页。

[12]转引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湾稻乡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

[13]〔明〕王临亨：《粤剑编》卷三，《玄览堂丛书续集》。

[14]〔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清〕《澄海县志》卷八。

[17]根据《潮州志·大事志》统计。

[18]根据〔清〕《澄海县志·海防》卷二十统计。

[19]〔明〕《潮阳县志·县事记》卷二。

[20]〔明〕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清〕《香山县志·海防》卷八。

[21]〔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22]〔明〕孙蕡：《广州歌》，〔清〕《广东通志》卷六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一），台湾文献丛刊，第1页。

[24]〔明〕谭纶：《善后六事疏》，〔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中华书局，1962年。

[25]〔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转引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7]〔明〕茅坤：《海寇议后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