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270多年间,官方认可的朝贡贸易和非官方的民间贸易贯穿大明王朝始终,海禁政策的时紧时松导致中外贸易往来时好时坏,国家最高决策人物——皇帝的态度左右了对外开放政策。
洪武年间,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官方仅认可朝贡贸易;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松弛,成就郑和七下西洋壮举;永乐以后,海禁政策再度收紧;嘉靖年间,海禁政策虽然不断强化,但倭寇和民间私人贸易盛行;隆庆年间,海禁政策开放,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明末海禁几乎废弛,对明朝进一步开放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16—17世纪,明朝中国经历了明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六位皇帝。除了明光宗当了一个月的帝王无所作为外,如果评价其他五位皇帝的功过,我们暂且不论他们处理其他国家事务态度,仅就当时的开放与闭关问题而论,他们基本上善识时务,措施也比较明智。
(一)正德皇帝时代
正德皇帝画像
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是中国历史上最特立独行的皇帝,虽然他对政事不大过问,并放任国家政治与经济漫无边际的盲目发展,但却为他统治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大开了方便之门。据《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记载,当时很多国外商人冒充来华朝贡贡使,去来无时,争相在广东展开中外贸易活动,“而有司利其所榷,漫不立禁”[23]。正德八年(1513),佛朗机(今葡萄牙)人率领船队进入广东地区,请求登陆进行贸易,未能获得批准,只能在海上和商人进行交易。正德十三年,葡萄牙人皮莱资冒充满剌加使臣出使明朝,雇佣了包括火者亚三在内的五名华人充当翻译,次年,会说葡萄牙语的火者亚三与明武宗宠臣江彬搭上关系,经常随武宗游玩嬉戏,教武宗说葡萄牙语取乐,成为皇帝身边宠臣。在正德皇帝统治中国的后期,朝廷允许外国的商船进入广州开展市舶贸易,成就了中、葡两国短暂的贸易繁荣。
(二)嘉靖皇帝时代
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主政中国四十五年,对外交往时开时闭,议论纷起,各种奏章搞得他无所适从。经过初年闭关与开放的交替实践,嘉靖皇帝还是舍弃了闭关,选择了对外开放。嘉靖元年(1522),因葡萄牙商船携带火炮进入广州港,引起朝野振动,因担心洋人图谋不轨,明朝政府恢复海禁,不允许外国商船入境,导致正德年间合法的贸易活动成为非法。无法进入港口的葡萄牙、日本商人等境外海商大贾,趁机抢占福建月港、浙江双屿岛等中国东南沿海岛屿,大肆开展民间走私贸易,骚扰中国沿海居民,不同商队之间相互火并攻击,最终形成了嘉靖年间严重的倭患。这场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波及大明万里海疆,沿海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沉重的经济损失也迫使明朝上下开始反思海禁政策是否有必要继续施行,并在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开放海禁的争论,这就是有名的“筹海之争”。嘉靖三十六年,被捕入狱的倭寇头目汪直向明朝上书《自明疏》,请求明朝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参与海外贸易。
嘉靖皇帝画像
御史唐枢请求朝廷答应汪直的提议,并认为开放海禁有五利:一是能迅速消灭屡禁不止的倭寇;二是倭寇的形成是由于商道不通,商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于是转而为寇,如果开放海禁,就能从根本上禁止商人入寇;三是开放海禁可以收税,补充军饷不足和减少百姓负担;四是开放海禁能够安定沿海居民,减少倭乱发生;五是东南地区兵力不足,长期从其他地区调集军队抗倭不是长久之计,开放海禁可以减轻明朝军事压力。
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奏疏:“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而制之以法,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24]他请求朝廷允许有限度地开放海禁的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官员认可。
(三)隆庆皇帝时代(www.daowen.com)
嘉靖时代不稳定的外交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经济损失,他的皇位继承人隆庆皇帝登基伊始就批准了福建巡抚涂泽民要求开放的请求。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昭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时任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在福建漳州府月港(注:今福建海澄)开港,允许民间出海贸易。隆庆皇帝宣布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政府以月港为治所,设置海澄县,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月港成为明朝唯一的民间贸易港口,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
隆庆皇帝画像
与此同时,明穆宗在隆庆五年采纳高拱、张居正建议,册封北部边境的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下令开放边境,双方开展互市贸易,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蒙古族大规模入侵内地事件,北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
明朝北部边防图
“隆庆开关”对明朝中国的海外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打破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私人出海贸易取得合法身份,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二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约为3亿多两,相当于全球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极大促进了明朝商品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绸缎需求增大,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的发展;四是开关打破了严禁民间造双桅船船只限制,再现了郑和下西洋后明代造船业的复兴。
(四)万历皇帝时代
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除了因为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短期关闭官方外贸机构市舶司外,绝大部分的时间把贸易自由留给了中外商人,并积极接受了欧洲的宗教文化。
万历十年(1582),罗马教皇派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生活28年。他先后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将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中国文化传入欧洲,首次将《四书》译为拉丁文,与他人共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成为贯通中西第一人。由于他学中文、通儒书、穿儒服,得到明神宗和士大夫信任。
万历四十五年,明政府还顺应处理倭患工作和外国人来华人数增加实际需要,在山东威海卫、浙江台州卫、广东雷州卫三个大卫所设置协理司,主管黄海、东海片区沿海卫所政务、商贸和外交事务。
万历皇帝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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