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讨论开放事宜

据粗略统计，明朝参加大论争的中央、省级主要官僚有五百余名。论争的中心是改革开放还是遵守成宪。赞成开放的官员代表有两广都御史林富、总督戴耀，广东布政使吴廷举，淮扬巡抚唐顺之；福建巡抚涂泽民、徐学聚、许孚远，右给事中钱薇，福建都御史庞尚鹏；兵部尚书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等。要求遵守祖宗之法或直接反对开放的有浙江巡抚朱纨、杨九泽，刑科给事中王希文，都御史胡琏，内阁首辅夏言，御史冯璋，南京光禄寺卿茅瑞征等。

改革派正视现实，从地方财政和军饷需要出发，强烈要求对外国商人开放中国沿海省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税收。经梳理《皇明经世文编》中刊载的明朝大臣奏疏、文集和书牍，他们要求政府对外开放贸易的观点有：

1.外国人来华目的志在谋取利益，明政府应敞开国门，不应闭关拒绝；

涂泽民画像

2.中国沿海地区老百姓以海为生，禁海则断其生路，生活无着则生乱；

3.为防止中外交往时贩运违禁物和发生暴乱，政府应把出洋海船编立字号，建立保甲制；

4.中外商人交易完毕后，应立即各自散回原地，不允许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

5.内地商人出海贸易时，各种出海和纳税手续要齐全，运回销售的货物也应有合法手续；

6.明政府应设立专职机构、人员和军队，主管海关事务，保护中外互市有序开展；

7.对参加海（倭）寇组织的沿海商人，实行招谕安抚政策；

8.对开展合法贸易的中外商船征税，增加明政府财政收入。

反对改革与开放的臣僚从成宪出发，唯恐中外交往导致中国内部混乱。加上嘉靖时代海（倭）寇事件接连不断，并且给明政府造成了一定损失，因此，他们不希望政府进行离经叛道的改革开放，夏言和冯璋两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www.daowen.com)

夏言认为，嘉靖二年（1523），日本贡使在浙江宁波互争真伪的“争贡之役”，给浙江造成军事、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这是明朝政府对外开放市舶贸易引起的重大事件，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政府要关闭对外交往的官方机构——市舶司。但嘉靖三十年五月六日，明政府颁布第2685号勘合文件，准令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开通番舶，照常征税，以资国用，并谕地方官员讨论，审议是否需要开港贸易。

夏言画像

【延伸阅读】

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是明朝时期日本两大势力集团为争夺对华朝贡贸易权引发的武力冲突事件。嘉靖二年（1523），左京兆大夫内艺兴的使臣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的使臣瑞佐和宁波人宋素卿先后到达宁波港口。按照明政府规定，外国使节以先后到达顺序入港盘验，因为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货船后至却先行盘验。明朝官员举办欢迎宴会时，端佐和宋素卿又被安排在宗设的上座，宗设遂怒杀端佐和宋素卿，焚烧其船队，侵掠宁波附近州县，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

御史冯璋认为，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重开对外贸易，不符合福建省情，也不利于国家收税，他的主要观点有：

1.对外贸易违背老祖宗规定。明政府初期在福建沿海设立卫所的目的是备边，《大明律》也明确制定了防范外国人的条例，再加上福建省沿海海岸线较长，岛屿四散，随处可以停泊船只，如果政府贪顾眼前的关税，华夷难测，一旦生事，扰乱地方，则与祖宗之意相悖，政府的税收不但收不了，反而需要劳师征剿，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

2.贸易物品达不到征税目的。中外商贩贩运的胡椒、香药等货物，民间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贩运到境内的大米多了，会压低交易价格，待二三年后，商人见无利可图，自然会停运大米，这样，政府靠中外贸易征税的初衷就会落空。

3.商人偷税防不胜防。一些奸商把中国境内的抢手货运到境外贸易后，不是以货易货，而是换取金银财宝。待他们回归国内时，为躲避政府征收关税，不惜烧掉船只，偷偷潜逃回国内，政府根本得不到他们的贸易关税。

4.中外贸易物品对华不利。明朝法律规定，不得把违禁物品如盐、硝、火药、枪炮之类私运出境，中外商人慑于律令限制，不敢大胆运输贩卖。如今允许中外互市贸易了，这些违禁物品的交易成为公开买卖，中国人从境外得到的洋物用处不大，却卖给了外国人有用之器，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认为，从南宋到元朝对外开放海禁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得到的是牙料、品香等无用之物和海上之祸，“无资中国之用”，所以，中外交易的东西对华不利。

5.频繁交往导致内外无别。中外商人贸易或以童男幼女做抵押，或者互相通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力度加深加大。如果政府开纳税之门，就是鼓励中外交通往来，导致夏夷无别，生人混淆，其祸害将不可收拾。

6.人员管理难度加大。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私商贸易本来都很厉害，如果明政府在法律层面放宽管理尺度，光明正大地允许互市贸易并收税，那么，中外商民就会以此为借口，擅自出海的人会更多，更加肆无忌惮，人员管控难度肯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