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国并存的主要经济模式有小农自然经济、商品生产经济和商品流通经济三种经济形式。其中，小农自然经济模式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主要分布在内陆和山区，加上天然的武夷山脉和南岭两大屏障，使得这种传统的经济长期生存，同时，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经济的迅速壮大，这种经济形式受到严重削弱。

明朝的织布机

商品生产经济是沿海崛起的新型经济模式，在苏州和杭州等一些老牌城市中，商品生产的作坊、规模、雇佣关系都体现出一种新型的面貌，与此同时，各种手工业生产专业作坊和商业市镇大批出现，并且每个市镇的专业性都非常明显。据台湾学者刘石吉研究，此时江南新兴的米粮市镇有13个、蚕桑与纺织市镇有26个、棉花与棉纺织业市镇有53个，合计不同性质的新兴市镇共有92个。这九十多个专业性商品生产中心在16、17世纪商品生产中成为一股新生的强大经济势力，直接冲击了旧有的经济体制，为沿海开放准备了丰厚的商品。

伴随着商品生产经济的不断壮大，与之相适应的商品流通经济应运而生，中外商人成为中国新的商品经济传播者。从世界各地商人贩运的产品看，商人从中国运出的物品仍然居世界前列，亚洲其他各国在各个方面仍落后于中国。欧洲新兴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16世纪及17世纪的四十年代，还没有发达的新兴工业产品，他们来到东方不是输出本国工业品，而是转手贩卖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货物。有的甚至害怕碰到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国商船。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中世纪中国航运史的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田汝康在《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一书中引用了《密尔顿爵士航行记》中一个真实的事例：1640年4月22日，在东南亚的英国商船遇到一艘晚到的中国大帆船，英商抱怨说：“它（注：指中国商船）这一来，铅钱的折换率年内将要很低，这对于我们售出货物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势必只好采取赊卖的办法，否则必然错过今年销售的季节。”^[11](www.daowen.com)

史料记载，中国商人把商货从沿海生产基地运到各个口岸，或者直接运到东洋的日本、琉球和南洋的菲律宾、马六甲、安南、占城等国家或地区，又把从这些地区中转来的货物运回大陆销售，搞活了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流通与交换，为沿海省区的生产与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

三种经济并存，并且后两种经济模式直接冲击了传统小农经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侵害了生产粮食的耕地，明后期，太仓与松江地区的棉花种植几乎占了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六七。同时，新兴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经济吸引了很多农业人口涌进城市，从事粮食生产的在业人员大幅度减少，城镇中非农业户口日益增加，沿海商业市镇的米粮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靠从外地运输米粮以接济，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末成为“湖广熟，天下足”。江南米粮专业市镇的兴起，便是先进的商品经济冲击小农自然经济而形成的新型经济形式。所有这些经济新动向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坚强的经济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