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书，都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正如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一样，她必须在自己的思想指挥之下，向内管理自己，向外阐释自己。以此观之，《开放与挑战——全球变局下的明朝外贸》一书，以其宏观的世界史视野，以其微观的明王朝国家治理措施，以其问题导向下的叙事结构，毫无疑问，这本书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的研究主题和思想灵魂。本书的灵魂就体现在一个追问之上：面对一个个硬闯到家门口的陌生面孔，我们是闭门谢客还是开门迎接？

中国的地理环境极易造就一个“天下之中”的世界观。北为朔风大漠，西为高原峻岭，南为热带雨林，东为群海环绕，中原山河表里、沃野无垠，居中而控四海八荒的地理空间观念，自然而然地滑向衣冠文物冠于四方的文化优越感之中。华夏文化的优越感自夏商周以降，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其间，尽管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屡屡威胁，甚至短暂统治中原及江南地区，但华夏文化的独立性却从未受到根本改变，即所谓“道不变”也。但自16世纪初开始，来自东南沿海的武装军舰和商船混编的舰队却引起了北京皇帝们的警惕，这些完全不知朝贡贸易为何物的佛郎机人的到来，开启了中华帝国的新威胁——海疆危机。自此，中华帝国不得不陷入陆疆和海疆的双重威胁之中，或单独或同时，并且随着贸易而来的还有军事、技术、制度、文化和宗教的新威胁，尤其是文化层面，直接威胁了中国的“体”与“道”。中华帝国“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和文化观念开始动摇。

相对应于典型的大陆国家的中国，欧洲沿海诸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它们自15世纪开始为寻找通往东方中国和印度的海路，狂热地进入大航海时代。由国王、贵族、探险家、商人等组成的股份制式的海上探险船队，在国家拓海政策的支持下，先后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而发现了美洲和亚洲，殖民全球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拉开了序幕。与欧洲拓海政策相反，东方的明帝国仍陶醉于禁海政策的成功自大里。禁海政策的基础是国内经济的自给自足，由朝廷控制和主导的朝贡体系的宗藩或外交贸易，遏制和禁止民间海外私商贸易。但随着西方海上列强逐步殖民明帝国的藩属国，明帝国的霸主形象坍塌，葡萄牙武装海商海盗与中国、日本海商海盗的利益结合，进一步威胁到明帝国的海疆安全，明帝国的禁海政策也随之受到冲击。拓海与禁海的两种政策观念在明嘉靖年间终于酿成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

中华帝国自明正德年间开始进入北有蒙古骑兵、南有西方与日本海上势力双向威胁的政治格局之中。以此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华文明雄踞欧亚大陆东部独立发展和进步；在此之后，中华文明不得不随着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而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不得不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碰撞、交战和缓和、交流之中曲折前行。从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来看，明帝国也包括后继的清帝国显然没有做好与西方、日本等海上力量交锋的思想准备。葡萄牙帝国在16世纪初相继在非洲东海岸、印度洋海岸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地建立了珍珠链式的兼具商业和传教功能的军事城堡，当葡萄牙舰队于1517年进入广东沿海时，明帝国对葡萄牙人的以上情况还一无所知。对国内社会治理缺乏反思，对海外世界茫然无知的明朝廷，显然不能以力不从心来解释其当时行为。实际上，16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农业、手工业、技术发展水平，还是海上军事力量，与西方相比，当时还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甚至在整体国力上还远优于西方的海上诸强。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华帝国在全球格局中自明中后期其影响力开始衰落了呢？(www.daowen.com)

显然，我们不能将明帝国的衰落与灭亡完全归因于外来海上势力的侵扰，甚至也不能完全归因于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略朝鲜而引发的战争，明帝国的灭亡自有其复杂的综合的内外部原因，其中包括土地高度集中引发的尖锐阶级矛盾、大面积异常气候引发的天灾、内外交困引发的财政空虚、政治分裂的党争、卫所军事组织的衰敝、农民起义和努尔哈赤的崛起，以及诸多的朝廷误判和失误等因素。尽管导致明王朝灭亡的内因居多，但从已经发生的重大世界历史事件角度去回观明帝国的衰落，我们可以看出帝国衰落的原因外因也不少。更确切地说，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而明王朝却依然手忙脚乱于内部的纷争和内战。西方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同时，开始朝向海上殖民、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开展工业革命的方向前进，而中国在文化、学术上仍沉醉于心学、理学和传统汉学，科学技术上更是固步自封，对外关系上或闭关锁国或开闭政策摇摆不定，整体上的因循守旧造成保守主义的追求社会结构和治理稳定，但殊不知西方在技术、资本和治理方面已经走向全新的、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海外殖民掠夺到了大量外来资本，资本的增加又刺激了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财富的集中造就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挑战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国富民强。相对而言，明帝国则开始进入历史的衰退期，历史的落差由此而形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反思明王朝的衰亡，精彩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不可胜数。但这些论著大多集中于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尽管经济史的研究也比较广泛与深入，然而真正从对外关系中的外贸角度研究明史的专著却十分稀见。肖胜的这部著作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称得上是先行之作；经过20多年的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又广泛吸收当下新的研究成果，又可称之厚积厚发之作。更重要的是，这部专著向我们揭示的问题至今依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开放并全身心走向世界和拥抱世界，中华文化才能在挑战中创新，在创新中引领，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也许，本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由此，我怀着钦佩之情和赞叹之意，推荐给方家硕学，愿与更多的读者和同道共读这本具有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史学佳作。

2021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