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成长的目标为其他三个方面的宏大目标提供了基础架构，是驱使上述计分卡三个方面获得卓越成果的动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今天的技术和能力已无法确保其实现未来的业务目标。削减对企业学习和成长能力的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增加财务收入，但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将在未来对企业造成沉重打击。学习和成长指标涉及员工的能力、信息系统的能力与激励、授权与相互配合。

从企业在上述四个指标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企业的成长能力，与“三好学生”的逻辑关系一样，“四好企业”各指标的逻辑关系为：财务指标是企业最终追求的结果，但财务资金是从客户处得来，而客户心甘情愿掏钱买单是因为得到了满意的产品或服务，而满意的产品与服务是来自企业内部清晰的流程与高效的运营，能够实施运营的高效率与高品质，在于员工的成长与学习。反过来亦可以说，只有员工的成长与学习得到保证，才能有高效的运营，客户才能满意，财务收入才能增加。企业的成长度量，体现在四个层面，凡是优秀的企业，必定在这四个层面表现非常优秀，可以称为“四好企业”。

图4-3　平衡计分卡四个指标的关系图

◆ 案例：大疆创新成长史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从2006年建立大疆，汪滔掌舵的大疆创新（简称DJI）默默无闻走过了大部分日子，没有过多包装，也没什么游说；汪滔自己还曾用“偏执”的股权分配，让公司濒临分崩离析。

汪滔甚至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过多提及时下火热的互联网概念。并非他冥顽不化，而是在他看来，对一家科技公司而言，科研本身更为重要，而互联网仅仅只是个工具。“套上互联网这层皮，感觉好像很高大上，但事情的本质还是掩盖不了。比如一件产品还是没办法将欧美变成核心市场，当它在中国卖饱和后，跑到一个更落后的地方，在一个更没品位的地方卖出去。”汪滔在接受网易科技的独家专访时说。言下之意，似有 所指。

DJI的产品在欧美很受欢迎，其拥趸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包括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也有传言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为了DJI的无人机，买了台iPhone。作为公司创始人，汪滔觉得这样的成果必然不是来自某种商业模式的胜利。他的确对所谓“互联网营销”很不感冒，并坚持，起码DJI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花什么功夫，哪怕公司会因此过得更加顺风顺水。

汪滔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变得“聪明”。

虽然在外界眼中，DJI只是家无人机公司，但其未来可能并非与无人机完全重叠。背靠着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深圳，DJI也许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做一家无人机制造商。在DJI纯白色调的新办公楼里，DJI副总裁潘农菲告诉网易科技的记者，去年《经济学人》曾将DJI的无人机列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5个机器人产品”之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产品，这让大疆上下振奋。说到这里，这个腾讯产品经理出身的DJI高管略显激动，如同自己多年的苦心难得被人理解一般释怀。

同样做机器人的石金博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石金博与汪滔同出一门，是汪滔的师妹，她认为机器人需要完成感知、计算、传输、执行这四件事，DJI做到了，“DJI无人机在空中的自主规划、避障等，已经在机器人范畴之中”。而汪滔、石金博的导师李泽湘，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机器人技术教授。围绕被誉为机器人产业基地的东莞松山湖，DJI、固高、李群等李泽湘门下弟子的企业，陆续成为机器人这一“中国创造”领域的代表公司。但汪滔不是个着急的人，单论DJI在机器人产业的进展，DJI难以言快。

他依旧显得很谨慎，即便外界如何热炒机器人，他还是觉得技术不够完善，DJI可能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新机会，一旦有这个机会，DJI当然会把握住，去扩展到更多机器人领域。而机器人自动化，在汪滔眼中，有着相当大商机，甚至会如他一直期待的一样，会“改变全世界”。

不过，谨慎归谨慎，汪滔并没有无动于衷。事实上，DJI已经将一个叫RoboMasters的机器人大赛运作了三年。虽然前两年只是夏令营形式，但今年在团中央、全国学联的参与下，这项赛事正作为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运作。

在这项机器人对抗赛事中，DJI给每个参赛队伍发放了一台形似“遥控车”的机器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的主控和无人机的飞控一脉相承，技术上不仅先进，甚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www.daowen.com)

而这项比赛虽然和DJI现在的主营业务毫无关系，DJI却拿出了5000万元人民币承办。潘农菲向记者透露，最初DJI对RoboMasters有两套方案：一是继续以小规模夏令营的方式举办；二是重金承办，将其推向全国。最终汪滔拍板了后者，“这个决定几乎没有办法用财务逻辑来推演”。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RoboMasters夏令营进入DJI工作的大学生为数不少。而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无人机本身就是广义机器人的一部分，二者技术相通，人才也相通。这也让DJI意识到挖掘和培养中国自己的工程师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而汪滔的本意，就是想让工程师、发明家也能当明星。RoboMasters，也许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已然成为汪滔理想的一部分。

无论是无人机，还是机器人，可能人们更关心的是，现在的DJI是一家什么公司。“我们可能有点像无人机里面的英特尔、微软，如果非要类比，我们可能更像做整合产品的苹果。”但即便如此，汪滔还不忘向网易科技的记者强调，DJI只是在模式上和苹果有一些类似，绝不代表是在学它。汪滔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路。因此，他不想走捷径。

事实上，在创业之初，像无人机这种门槛高却没有太多市场的蓝海领域，做好了是个巨大的机会，做不好就是个巨大的坟墓。汪滔“不聪明”，选择了技术研发这条最难走的路，也因此几度陷入困境。最艰难的时候，DJI账上只有2万现金，汪滔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此收手，要么勉力维持；他想赌一赌，试着出售最后一批设备，“幸运的是，东西卖出去了，大疆活了下来”。潘农菲向记者透露。在经历数年沉默期后，DJI开始崭露头角，同时在通信、控制、动力、相机、陀螺仪稳定云台等一整套技术上有了一定技术积淀；在市场份额上，保守估计，目前DJI在全世界无人机市场中有过半份额。

虽然取得了初步成功，甚至潘农菲认为DJI“在技术上超越竞争对手两年”，但崇尚技术的汪滔并不敢掉以轻心，“的确有可能会有人超越我们，只是，我们800人的核心研发团队会尽量让这件事不发生”。汪滔充满自信，虽然他带着的鸭舌帽及圆框眼镜并没有为之增加几分严肃。不过谈到“未来”这个话题，这个35岁的掌舵者再次显得相当谨慎。他喜欢说“走一步算一步”，这似乎和他“理想主义”的标签不甚一致，反倒像一个切切实实的现实主义者。而未来，首先要立足于对现在的考虑。“现在的无人机产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汪滔向网易科技的记者做了一个比喻，“就像汽车刚刚发明时，发动机经常会坏，车也不够安全，全身上下都不能和现在比”，所以短期内，无人机产业主要还是要沉下心做一件技术攻坚的事情。

在这其中，整个行业最需要的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包括关键的避障和续航问题。DJI的Matrice 100据称已经在避障方面有所进展；续航能力也有改进，未来随着技术的改进，可能还会不断提升，但最后还是需要电池技术有所突破，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显然，避障技术需要缓慢积淀，电池技术需要倚仗其他行业的进步，问题的解决都并非一朝一夕能 遂愿。

然而，时势不等人，汪滔明白，无人机越来越大众化后，人们对技术的要求已经越来越苛刻，包括安全性、应用性以及整个重量方面；不仅仅是上述的避障和续航，更多的地方都需要对核心技术进行完善、迭代。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无人机产业正在扩大的应用边界。更庞杂的应用场景，向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提出了更多挑战。毕竟，天空的故事，并不只有“航拍”一个版本。

于是DJI提出了第三方参与的生态平台计划。在这个计划中，DJI一改此前为人所诟病的“封闭”印象，开放DJI 的SDK（软件工具开发包）给第三方开发者，并向各个垂直细分行业应用开发者提供无人机解决方案，将无人机覆盖到更多领域。核心技术需要去研发，商业模式需要去探索，当前DJI给出的答案是这样一种合作互赢的模式；但SDK刚开始进入行业，还不是那么成熟，后续Inspire、Phantom上会搭载更加成熟的版本，只是都还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展现出第三方姿态的DJI并未完全摈弃自己做行业应用的可能。潘农菲告诉记者，如果某个垂直领域无论如何都做不到DJI希望的程度，DJI也会考虑自己去做；但扶持第三方合作伙伴是DJI的首选。DJI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各个领域都垄断，“而是要的是一个合理的利润，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外界很多人一直好奇，汪滔及他执掌的这家科技新贵，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业界追捧的明星创业公司。在汪滔这个“不聪明的偏执者”眼中，每个人理应去试着把喜欢做的事情做成，同时让世界因此变得更美好。他喜欢谈“梦想”、谈“坚持”、谈“纯粹”，以至于外界给他贴上了“理想主义者”的标签。只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听起来“逼格”甚高的“理想主义”四个字，一次都没有从他自己口中吐出，取而代之的是“品位”——似乎这才是通向汪滔“自有王国”的钥匙。

汪滔强调，DJI是一个有品位的公司，而品位最终会是DJI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是为了有品位而有品位，只是我们非常崇尚一个比较酷、比较美好的东西；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会转化成一种战斗力，这种战斗力最终会做出好产品。”汪滔向网易科技如此解释。而品位对于DJI的影响，正如汪滔所言，“商业上的决策也好，产品设计也好，技术上的取舍也好，最终都会落在品位上”。

影响并非只对DJI自身。用更通俗的话说，品位可能是DJI的文化和价值观，DJI希望用产品将DJI的文化和价值观散播出去。就目前来看，DJI也许真的做到了，哪怕是被称为一直在输出文化的苹果，也有很多员工是DJI的粉丝。汪滔为自己的品位能被输出而高兴。毕竟输出品位，向来不是名声不甚好的中国企业擅长的东西。早年汪滔曾想过在德国注册空壳公司，可还是打消了念头，中国人的标签最终也并没有影响到DJI的品位输出，“我们是中国人，也是中国公司，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目标，跟国家、跟中国人的命运其实是分不开的”。汪滔想借DJI改善世界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或者说，试着输出中国人的品位。这时的汪滔，不太像个商人，更像是一个充满实干理念的理想主义者。

汪滔一直贯彻着“品位”，这可以看作是汪滔对其事业的坚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其喜好的东西设下的标准和底线。他说，无人机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这是对一个技术、一个特定东西的梦想。这样的一个梦想，需要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呵护。他甚至因此反感某些圈子里的一些风气，比如创业，“为了创业而创业，其实就跟以前说华为招通信专业工资给得高，市场很热，大家一股脑儿去学通信一样；后来就变成学经济、金融，到如今又变成创业、创客这些东西”。汪滔认为，用这种态度去做事情的人，跟以前这批什么流行去做什么的人没什么区别，没有品位，也谈不上有梦想。

更多的方面，诸如在融资问题上，汪滔依旧用“品位”来解释：大疆商业上不缺钱，也不会为了钱而忽悠，“如果明摆着是坑，这个时候让投资者进来，让他们没有得到应该期盼的收益，最后这个单还是得我们去买；所以DJI不会去过多承诺什么，DJI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样的品位”。而汪滔口中不做过多承诺、“实在”的DJI，近期据传获得100亿美元的估值。他觉得估值并不能完全体现一个公司的价值，但这个价格，算是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