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究组织间学习过程演变和发展的机制，不少学者对影响组织间学习的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学习主体层面、主体交互层面和学习环境层面（表2.1）。

表2.1　基于文献的组织间学习影响因素整理结果

注：该表根据1991—2019年收录于Scopus数据库的组织间学习相关研究文献整理得到，同时参考了多位学者（Mariotti，2012；Van Wijk et al.，2008；Beeby and Booth，2000；毕克贵，2012；张春阳等，2019）的研究成果。

（1）学习主体相关因素

Lane和Lubatkin（1998）提出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学习的能力，相对吸收能力（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是组织间学习的关键因素，它取决于两者在知识水平、组织结构和薪酬政策以及主要管理逻辑上的相似性。不少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都论证了相对吸收能力在组织间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意义（Van Wijk et al.，2008；Mozzato and Bitencourt，2018）。Schildt等（2012）还进一步发现，企业相对吸收能力对企业在联盟中学习过程的影响是倒U形的，最初主要受限于企业吸收知识的能力，后期主要受限于企业知识开发能力。在跨国信息技术产业研究中，王辉等（2013）提出企业的学习意愿和吸收能力以及跨国企业文化差异会影响供应商和制造商组织间的学习过程，这种影响受到企业间信任的调节（Liu，2012）。在高新技术产业企业间合作时，除了自身能力，企业对外学习过程还受到企业访问外部知识策略和知识本身的特性影响（Sammarra and Biggiero，2008）。Greve（2005a）提出跨组织间学习的速度取决于源组织传导性、目标组织敏感性和双方组织社会距离。而组织规模、组织绩效、组织地位、组织年龄、组织的松散程度以及组织内学习惯例会影响源组织传导性和目标组织敏感性（Greve，2005b）。Pérez－Nordtvedt等（2008）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知识价值和知识特征（知识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影响组织学习意愿和知识资源可获得性的直接原因。知识的模糊性也会影响组织间学习的效果（Van Wijk et al.，2008）。学习意愿和学习动机在企业制订组织间学习策略过程中的重要性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论证（Feller et al.，2009；Huang and Chu，2010；Huang，2010；Otto，2012；Gluch et al.，2013）。权力的对等性会直接影响双方学习共同行动的意愿，包括共同学习过程（Hong et al.，2009；Hao and Feng，2018），包括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相反，组织间信任可以增强组织对外知识交互的意愿（Otto，2012）。对于向外投资企业，企业对外治理模式相关因素，包括对外投资和风险关系等都会影响该企业向其对外投资企业的组织间学习过程（Schildt et al.，2005）。在企业竞争力研究中，企业战略也会影响企业关系学习能力，最终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关系学习双方的市场导向也会直接影响学习效果（Lai et al.，2009）。王国才（2010）进一步分析了反应型市场导向与进取型市场导向对关系学习的影响。此外，有学者关注到组织的权力和政治因素对组织间学习的影响，并提出组织政治（organizational politic）中的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中充当一种补充“动量”（momentum）来推动非寡头企业进行对外风险性探索式学习（Cheng，2012）。(www.daowen.com)

（2）组织间关系相关因素

组织间合作关系也被认为是组织间学习的一种能力（Ribeiro－Soriano et al.，2013），通过合作关系才能有效地把组织间学习产生的知识转化为共同价值（Choi and Ko，2012）。Jarratt（2004）指出关系学习是组织关系管理能力的一个维度。因此，关系学习、组织间合作关系和组织的关系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关联性（Raskovic et al.，2013）。通过组织间学习，不同组织可能创造出适用于组织层次的规则和机制（Grunwald and Kieser，2007），也可能只是不同组织各取所需，获得只适用于各组织内部的知识（Mariotti，2012）。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企业对创新合作依赖性越强，就越有意愿进行企业间的知识交互，而合作渠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促进企业间的相互学习过程（Sammarra and Biggiero，2008）。因此，组织间学习机制的研究需要系统分析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以充分挖掘组织间合作关系对组织间知识分享、整合和重组的价值（Ingram and Baum，2001；Fang et al.，2010）。联盟是组织间合作的重要形式。在联盟学习中，组织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比组织相对吸收能力更重要的影响因素（Fredrich et al.，2019），具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更倾向于向更大更强的竞争者学习。联盟的结构形式和联盟中组织的数目都会影响联盟组织间的学习过程（Levinson and Asahi，1995；Oxley and Wada，2009），而组织间的相互信任、组织间承诺（reciprocal commitment）、组织的社会资本等因素也会对联盟组织间的知识转移过程起积极影响作用（Muthusamy and White，2005；Van Wijk et al.，2008；Becerra et al.，2008；Fang et al.，2010）。信任被认为可以提高企业执行层跨界者对隐性知识的分享意愿，这不同于企业公司高层领导在制定学习决策时更依赖于理性的计算评估（Janowicz－Panjaitan and Noorderhaven，2009）。能力信任（competence trust）是组织间信任的重要维度，与正式管理机制中的合同机制相比，在组织间学习中的知识访问过程起更重要作用，而后者则对知识获取过程起更显著的影响，且时间因素可以强化这两种因素的作用（Lui，2009）。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信任在组织间学习中的重要性可能被高估，在研发联盟合作中，人员交流带来的交互学习并不受到组织间信任的影响（Feller et al.，2009）。尽管如此，如果组织间的信任度或组织双方的知识水平过低，组织间学习目的不可能成功实现（Otto，2012）。组织间沟通渠道和沟通信息化程度也会影响组织间的交互学习、相互信任和合作。Choe（2011）发现电子化沟通协调方式比传统沟通方式更有利于组织间学习的发生，而虚拟组织联盟比弱关系联盟对组织间学习过程更友好。当联盟中的各个组织是第一次合作时，比如在新产品开发合作项目中，组织间的交互学习往往由项目特点决定，再如开发项目的创新性和开发模式（Badir and O'Connor，2015），而这也是组织间合作形式的具体体现。在项目合作过程中，项目控制机制，特别是正式控制机制会对组织间学习产生深远影响（Beck and Schott，2012）。信息技术可以改善企业间信息沟通方式，加强资源控制，从而促进组织间的学习过程（Scott，2000）。在合作外包项目中，外包的程度也会影响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有效知识转移，这一点在信息技术外包案例研究中得到实证（Gottschalk and Solli－Sæther，2007）。对于企业与客户关系的管理，企业对客户关系管理过程（包括战略创造、客户的价值提升、客户的经验管理、绩效管理和知识管理）会直接影响企业与客户间的交互学习，最终影响双方的关系质量（Chakravorti，2009）。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asset）、组织间社会性强化（social enforcement）和组织间控制是组织间关系治理的重要体现，其中关系专用性投资、组织间社会性强化和行为监督控制可以有效促进组织向其合作组织学习过程，而结果控制则会适得其反（Hernández－Espallardo et al.，2010）。在供应链管理中，Zhu等（2018）指出供应链的整合有助于当地企业的组织间学习，但弱小企业获利更多。文化差异被认为是影响组织间学习过程中的重要负面因素，往往妨碍组织间的知识互动（Van Wijk et al.，2008；del Mar Benavides－Espinosa and Roig－Dobón，2011；Manuj et al.，2013）。文化对学习的影响可以体现在国家、组织、职业和小群体水平上（Levinson and Asahi，1995）。

组织间关系相关因素对关系学习影响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在传统制造业研究中，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学习质量取决于关系实践（relational practice）、社会资本和供应商对关系专用投资（Kohtamäki and Bourlakis，2012）以及合作伙伴间的关系治理结构（Kohtamäki，2010）。关系专用投资对组织间学习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基于知识的关系专用投资具有直接影响力，而基于物质的关系专用投资往往需要借助正式合同机制来影响关系学习（Zhao and Wang，2011）。在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中，Wang和Hsu（2014）强调了关系学习双方的权力对等性对关系学习的重要性。在全球企业贸易市场中，Cheung等（2010）提出企业间的互补性、相似性和兼容性对企业间学习具有显著影响，Li等（2015）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也论证了组织间的依赖性对学习的重要性。在电子产业研究中，企业的创新定位（innovativeness orientation）、企业间的信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不确定性是企业间学习的决定因素（Jean et al.，2010；Jean and Sinkovics，2010）。文化适应性也是企业组织间学习的重要体现（Jia and Lamming，2013；Slåtten et al.，2017）。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在不同研究情境下对组织间学习过程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得出一致性的研究结果，识别出共性的影响因素：信任（Jean et al.，2010；Jean and Sinkovics，2010）、合作关系（Downe et al.，2004；沙振权等，2013；马鸿佳等，2017；詹志方，2018）和关系承诺（Li，2006；Ling－Yee，2007；Chen，2007）等。张春阳等（2019）对关系视角下的组织间学习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3）外部环境因素

环境不确定性是组织间学习研究中考虑最多的外部环境因素（Liu，2012；Lai et al.，2009）。环境不确定性有助于提高组织向其他组织学习的意愿，从而更好地应对环境不确定带来的风险（Cheung et al.，2010）。政治环境和制度逻辑因素也被纳入组织间学习研究中。Mutiganda（2016）分析了组合权力、目标导向因素和特定组织设定因素对公共部门组织间交互学习的影响过程。Vasudeva等（2015）发现，当企业处于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组织间关系时，社团主义主导的制度环境比多元主义（pluralist）主导的制度环境更容易激发组织间学习现象的发生，这说明组织间关系与环境制度相互适应对组织间学习有积极影响。近年来，有学者认识到社会环境对组织间学习的影响，揭示了社会融合机制和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临时网络组织中成员组织间学习过程的：社会融合机制（social integartion machenism）和社会资本可以让这些成员借助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找到共同语言，并召开面对面的会议来形成共同认知。此外，时间因素也会影响组织间学习过程（Hartley and Rashman，2018；Harryson et al.，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