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若公共产品由私人生产并在市场销售，其产量一定会偏低。因为公共产品很容易产生免费搭车问题。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搭便车问题是一种发生在公共财产上的问题，是指经济中某个体消费的资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额，或承担的生产成本少于他应承担的公允份额。

免费搭车（free rider）又叫搭便车，就是指某些个人不付费也可以同享公共产品的好处，完全依赖于他人付费。在这种情况下，愿意支付代价而消费的人必将大幅度减少。例如，假设同住一层楼的8户居民，其公共走廊并没有照明，出入十分不便。一旦有人付费安装电灯，其他人则可以不付任何费用而享受电灯所带来的好处。这就产生了免费搭车的问题：既然不付费也同样可以享受公共产品，那何必要自己支付公共产品的费用呢？如果每个人都不支付成本或支付很低的成本来享受公共产品，那么就没有公共产品可以提供出来。在上例中，公共走廊必定是一团漆黑。

免费搭车现象缘于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免费搭车行为往往导致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搭便车行为妨碍市场的自动调节过程。因此，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可找到搭便车的例子，例如，许多轮船公司不肯兴建灯塔，他们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此种搭便车问题会影响公共政策的顺利制定及有效执行。德国的高福利政策也是搭便车问题的例子，高收入者支付的高额税收对同样享用高福利（医疗、教育）的低税收贡献者来说是被后者“搭了顺风车”。

显然，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在这里不起作用了。在这里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产生了无效率。即使有些消费者不存在免费搭车的心理，愿意自己付费购买，他也只会根据这种公共产品给他个人所带来的私人利益，来决定自己所愿意支付的价格的高低，他不会根据社会利益来决定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和需求量。因此，如果由私人生产并销售公共产品，必将与具有外部经济特征的私人产品相同，使产量小于社会福利最大的产量。

假设在一条街道有25名住户，并且本街道即将进行卫生设施改造，改造的费用为$2500。因此分摊到每个住户的改造费用为$100。虽然设施的改造会使得所有住户都可以受益，但当费用是自愿支付时，肯定会有一部分的住户拒绝交纳。这部分住户盘算着其他住户会分担改造费用，而此种卫生设施肯定会投入使用。解决方法是使得25名相互独立的住户作为一个整体支付这笔费用，即集体意志代表个人意志。在此情况下，住户可以通过投票决定是否进行设施改造。如果投票的结果认为应该进行改造，则所有住户都必须交纳费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公共服务，如国防、公共治安等，就必须由政府组织提供。当然，仅仅通过投票决定还没能把问题解决。住户们还需要对费用的分摊比例进行讨论，因为一种平均分配费用的原则又显得无法公平地反映用户之间的差异。

我们再看一下TCL的成功案例。为了迅速普及和推广一个品牌，很多企业都选用与品牌相适应的明星来代言，这种“名人效应”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搭便车”。TCL为了打造“国产手机第一品牌”的国际化形象，花巨资1000万元聘请“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并力邀国际级导演张艺谋担当广告片的拍摄。金喜善美丽、高贵、大方，符合产品本身的特质，同时她的国际化背景和对中国年轻时尚群体的巨大感召力也是TCL品牌可以搭便车的重要因素。在金喜善出演的TCL手机品牌形象的广告中没有一句台词，金喜善只是利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表达出她对TCL手机的喜爱和信赖。这部广告片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进行了投放，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TCL手机“中国手机新形象”的传播语传遍全国。应该说，邀请金喜善的策略对于迅速打响TCL手机品牌而言是正确而有效的。

在图书市场上同样存在搭便车的例子。比如，前几年有一本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又如《绝对隐私》一书，跟风的“隐私”一片，脱得光光追着让你看，哪有“隐私”可言。书倒是都畅销了，手法却耐人寻味。善于投机的企业总是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性坐收渔翁之利。同时也正是由于便车的便利性的存在，行业的先导者在大张旗鼓地进入某个领域的时候，也应该尽量减少投机者利用自己的宣传声势所形成的便车的机会。“搭便车”与“反搭便车”的斗争就像一场猫与老鼠的战争，其中的妙义就在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谁的手法更为天衣无缝，巧夺天工。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免费搭车问题是一个“囚犯困境”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假定一层楼只有两户人家A和B，安装电灯的成本是30元，每户对路灯的评价是20元。由于他们对电灯的评价总和超过安装电灯的成本，安装电灯是有效率的。如果他们认为应该安装，那么他们就平均分摊安装成本15元，各户的净价值为5元（20元-15元）。如果他们都认为不应该安装，那么每户的净价值为0元。如果其中一户认为应该安装而另一户认为不应该安装，并假定认为安装的一户有义务独立承担全部成本，那么安装电灯的一户的净价值为-10元，而另一户的净价值为20元。以上情况概括于表15-2的支付矩阵中。

表15-2　免费搭车与囚徒困境(www.daowen.com)

显然，如果A决定安装则B决定免费搭车符合自身利益，如果B决定安装则A决定免费搭车符合自身利益。如果A选择不安装则B也会选择不安装。这样，他们都选择不安装（0，0）就是一种占优战略，但这种选择并不具有效率。

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是无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等于政府生产全部公共产品，单纯由政府生产和经营公共产品，由于多种原因往往缺乏效率。因此，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生产公共产品。特别是对准公共产品，政府常常通过预算或政策安排给企业甚至私人企业进行生产。还有政府也可能通过对生产公共产品的企业进行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物品提供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政府提供。政府直接向公民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这是现实生活中最普遍的方式。如国防安全、公共道路、给排水等。

2.政府与私营机构签订合同。国家与企业签订经营公共产品，这是最普通、范围最大的一种形式。适应这一形式的公共产品成本，主要是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然垄断性产品，如大部分基础设施。如国家允许私人企业以建设——经营——转让（BOT）的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的提供，即政府允许私人企业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并通过若干年的特许独家经营，等到收回自己的投资并获得利润后，再由政府接手该公共基础设施。如广西的马江至梧州高速公路。

3.政府授予私营机构经营权。政府将现有的公共基础设施以授予经营权的方式，委托给私人公司经营，如自来水公司、供电等。此外，还有很多的公共服务项目也是由这种方式经营的，如政府将城市卫生管理、绿地维护、市政设施维护等委托私人管理。

4.政府给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提供补贴。例如，补助津贴、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政府提供财政补贴的主要领域是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图书馆、博物馆等。

5.私人提供。以广播节目为例。广播节目是公共物品，既无竞争性，也无排他性。但却由私人提供。如私人电台，或者私人办的节目。在中国的官办电台里，一些节目也承包给私人。提供广播节目的私人，如私人电台或承包官办电台的节目的个人或者企业，虽然不能从广播节目的消费者中收取费用，但却可以向广告发布者收取广告费。一些海上灯塔也是有私人经营的，经营者虽然没有办法向使用灯塔的船只收费，但却可以向港口收费，因为如果港口不交费，灯塔经营者就关闭灯塔，从而船只也就不能来你这个港口了。这与广告商愿意交付广告费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