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武汉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全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武汉认真探索、寻找改革的途径与突破口。

武汉深具水陆空交通立体优势，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各类交易市场辐射全国30个省区市的600个县市。1984年以来，武汉以“两通”起飞战略，以交通和流通为抓手，以活跃市场为载体，引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潮头，推动城市经济起飞。

“两通”起飞战略构想是由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1916—2008年）根据武汉的区域优势、历史与现状，借鉴国外经验，率先提出以优先发展交通与流通促进武汉、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受到武汉市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经过学界的探讨和建议后，武汉市以“两通”突破为着眼点形成了武汉发展路径的战略决策。

在“两通”起飞战略构想提出和实施之前，汉正街开创初步的繁盛局面是“两通”起飞的重要实践来源。汉正街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并形成“天下第一街”的辉煌格局，得益于“两通”起飞战略的深入实施带来的政策红利与驱动力。

1984年，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两通”为突破口，加快了商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两通”起飞这一战略冲破了旧体制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从此，武汉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的局面，拓宽了各种流通渠道，调整了全市产业结构，出现了“万商云集，一派兴旺”的繁荣景象，使武汉逐步成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

在汉正街成为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之后，武汉商业零售企业续写辉煌。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的新百货商场和老牌的国有百货商场大楼数量开始飙升，规模越来越大，建设发展进入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武汉的百货商场无论在规模上、零售额上还是零售额增长速度上都位居内陆城市第一，成了武汉商业新的巅峰时代。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上市。随后，汉商、中商、中百、六百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五家商业上市公司，全国绝无仅有。武汉商业板块这种集聚效应使武汉商业有着雄厚的商业资本优势，在商场竞争中毫不逊色。

商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外地、外资商业蜂拥抢滩，武汉成为全国商业竞争最激烈、市场面貌最繁盛的城市。

武汉本土商业得以在外地、外资商业冲击下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得益于武汉公平公正的商业竞争环境，还得益于无数精英商人及商人群体在商场竞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武汉商业精神。这一精神必将指导武汉商业“直挂云帆”到达理想的彼岸。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沿海城市的商贸优势越发明显，武汉开始落后于沿海大城市，武汉开始对“两通”起飞战略进行反思，希望从中找到再次起飞的契机。

一、“两通”起飞的理论及战略决策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两通”起飞的理论来源于改革开放后汉正街成功实践的总结。在经过汉正街对原有商业体制的突破后，李崇淮教授提出了以工业为主体，流通和交通“两通”起飞的理论。经过学界的充分讨论并提出建议，“两通”起飞成为武汉市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实践中促进着武汉商业及城市大发展。

（一）1983年“两通”起飞理论提出及其内涵

1983年5月，在武汉市财政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李崇淮教授首次提出：武汉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交通和流通为突破口，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当时“生产决定论”是主流理论，李崇淮教授敢于顶住压力，提出武汉市改革必须从“两通”起飞抓起。“两通”的主要内容是：武汉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改革，要从武汉地处全国交通中心的地位出发，凭借加强交通（广义的交通包括运输和邮电）和流通（广义的流通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简称“两通”），两翼起飞，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地贸易中心，对外经济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及信息、咨询和管理服务中心等，即多功能中心），以带动促进武汉地区、湖北地区以及相关各省经济全面迅速的发展。

为了完善“两通”起飞理论，李崇淮教授曾先后撰写了一论、二论、三论、四论几篇文章，即《从交通和商业入手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1983年5月），《再谈从“两翼”起飞问题》（1983年8月），《凭 借“两 通”起 飞，把武 汉 建 成 为“内 联 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三论武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83年12月），《加快改革步伐，及早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内地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四论武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84年4月）。

◎　1985年 吴官正（前右）为李崇淮（前左）颁发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嘉奖令。

李崇淮还认为，为了实现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首先要发展“两通”，但仅仅发展“两通”是不够的，还必须配合实施其他战略措施。为此他提出了12条措施：加强交通运输条件；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网络；整顿工业，加快改革步伐；沿江开辟带形新市区；面向农村，支援农村；开发江湖，发展水产；支援湖北，发展中等城市；以武汉为金融中心建立地区的金融网络；大力发展服务行业；积极发展旅游事业；组织科技和教育的力量实行智力和生产的结合。

（二）学术界对“两通”起飞的深入探讨和建议

“两通”在全市引起很大反响。1983年7月5日，《长江日报》编辑部邀请武汉地区十几名专家教授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就武汉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崇淮认为武汉处于长江中游、京广线中点，在“十”字形的交叉点上，这是天赋的有利的战略优势。可以通过发展交通和商业，来带动武汉经济的发展，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的“心脏”。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樊民指出，武汉“内联九省，外通海疆”的交通与贸易中心的特殊位置，是任何别的内地城市无法取代的。武汉通过成本低廉而运量巨大的水路所联系的地域之广，在世界上是少见的，而且巨轮可以直通海外。武汉只有靠它的天生两翼——交通与贸易，带动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才能成为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

长航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钟幼鹏认为，武汉应是“东南西北通”，要在“通”字上做文章，要把“通”作为战略起步，要在“通”字上大发展，首先是要把港口城市作为武汉城市功能之一肯定下来。湖北财经学院副教授彭新闾认为，要把武汉建设成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武汉贸易中心，这是实现武汉战略目标的突破口。

1984年春，武汉市委、市政府采纳李崇淮的建议，开始制订以“两通”为突破口的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的科学性与可行性，1984年6月1日至7日，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理论讨论会在东湖召开，全国5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省市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千余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说长江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长江流域的经济活了，中国经济就活了。发展我国经济只开发沿海是不够的，还要依靠腹地。选定武汉试点“两通”突破可把长江贯穿起来。

经济学家钱俊瑞在报告中提出武汉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把武汉建设成为有强大经济活力的中心城市，成为一个有强大工业作为基础的、全国内地最大的交通运输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第二步是要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辐射地区，主要包括湖北省、江汉平原的工农商业发达富饶的武汉经济区；第三步是建立华中经济区，即以武汉为中心，南到长沙洞庭湖，东到南昌、九江，北到许昌、郑州，西到宜昌，这是一个广大的综合性的多功能的华中经济区。

李崇淮在会上继续阐述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心城市的发展要有自己的特点，“两通”起飞既突出了武汉的主要优势，又反映了自己的特点。对于如何加强“两通”，他提出了建议：一方面抓紧港口、机场、车站等配套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改革交通管理体制。武汉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应把“两通”作为重点，工业改革要同时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秦柳方认为，武汉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而应当看成是全国性的中心城市，以全国性的中心城市为目标进行改革，要考虑省内、长江沿岸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中心城市的协作。

经济学家宦乡做了题为《武汉要发挥全国内陆最大中心城市的作用》的演讲。他说武汉地处全国内陆中心，在国民经济的“东靠西移、南北对流”进程中将发挥“中间站”的主要作用，要把武汉市建设成为新的综合性的商业中心和信息中心。

尽管讨论会上提出了各种意见和方案，但大多数专家学者赞成把“两通”起飞作为武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突破口，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三）武汉市“两通”突破的战略决策过程

经过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武汉市委市政府做出了“敞开城门，‘两通’突破”的战略决策。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导。报导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武汉市人民政府现已拟定出改革试点的十条实施方案。方案的宗旨是以“两通”为突破口，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不改变省辖市的行政隶属关系下，国家赋予武汉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权力；开拓市场，搞活流通，把省属商业二级批发站下放给武汉市实行站司合一；建立各种贸易中心，建立综合交通网络，开发长江航运；将武汉市列为对外经贸口岸，有权直接对外经营，促进内外经济交流；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加速企业改组联合，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组织联合体，打破企业、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加强智力开发，组织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实行科技、生产、教学相结合等。

6月8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县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批复》。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搞活“两通”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指出要改变城乡分割、地区封锁、流通堵塞的状况，形成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要从建立贸易中心入手，即财办提出的“五个十”：十个工业品贸易中心，十个农副土特产品贸易中心，十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十个商业一条街，各县区办十个贸易中心；再发展两百多个贸易行栈。同时，市委准备成立统一管理、规划和协调武汉地区交通运输的机构，组建武汉市水上航运公司，兴办民间长江货运业务；与长江沿岸城市和沿海城市协调开展内外联运。还要采取措施，把陆运、空运搞上去，逐步形成以长江水运为主的水陆空综合交通网络。

6月29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长吴官正郑重宣布，武汉三镇市场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并提供24万平方米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前来开发流通或经营工商业。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武汉市成立了流通开发领导小组。

在此前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制订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并于1984年7月7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案中的第三和第五要点中，确定有关搞活流通和交通的内容：敞开三镇，开拓市场，搞活流通，围绕把武汉建设成为城乡结合的面向全省、沟通华中、联系全国和海外的现代化商流、物流、信息中心的目标，加快流通体制的改革；建立综合交通网络，开发长江航运，充分发挥武汉作为内陆通海港口城市的优势，加强对长江水运的开发利用，面向内地，通畅江海，逐步形成水、陆、空综合交通网络。9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了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武汉市以“两通”为突破口的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展开。

（四）“两通”突破促进武汉商业及城市大发展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商业的大发展。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改革流通体制，先后建立了一批以专业批发贸易公司（中心）为主渠道，贸易行（栈）为分支的一批批零兼营的批发企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完善扩展了8条商业一条街和以汉正街为代表的16个小商品市场，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少环节、网络型的批发体系逐步形成。敞开三镇不到两年，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余省市的43个县（市），以及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客商前来洽谈通商问题，客商人数达到30万人。到1987年，武汉市商业网点发展到3.3万多个，1988年，各类批发企业5 000多家。武汉市出现了“货旺连三江，物丰通四海”的兴旺局面。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的大发展。武汉市打破封闭分割，开展兴办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联合经营的运输企业，如由武汉、重庆等13个城市组建的长江联营联运公司，组织水路、铁路、公路联合运输，联运网络扩展到26个省市，实行全程计价，一票到家，做到货主“人在家中坐，收发全国货”。动员社会力量办交通，鼓励“民车上路，民船下水”，发展一批个体运输专业户；组建武汉航空公司，调整交通结构。武汉交通运输通达能力迅速增强。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工业的发展。1987年，武汉市上缴利税、产值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指标在全国8个计划单列城市中名列榜首。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对内开放和内联工作的发展。1985年武汉市委做出城城通开、城乡通开的决策，以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9月18日，武汉、昆明、郑州、南宁、长沙、南昌、成都、贵阳8市蔬菜联合体在武汉成立；11月，8市流通协作会在武汉成立；12月21日，由武汉、上海、南京、重庆4市参加的长江沿岸城市协调会在重庆成立；1987年5月22日，以武汉为中心，由鄂、豫、赣17地市参加的武汉经济协作区在岳阳成立，标志着武汉经济在向区域性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两通”突破实质上是搞市场经济，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后许多地方讲“两通”，或者“三通”“四通”，说法不同，含义和内容基本相同。1985年3月6日至13日，全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两通’突破，放开搞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5年1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向李崇淮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为武汉市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93年10月，武汉市召开纪念“两通”起飞十周年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市长赵宝江在会上指出：“武汉改革开放的十年，是‘两通’突破战略开花的十年。”2001年8月，武汉市委对“两通”突破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新一轮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中，以‘两通’为突破口，推动了全市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推动城市综合配套改革，探索新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对“两通”起飞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武汉市曾一度面临边缘化，是商业改革和开放激活了武汉，改变了武汉，内地商贸业地位变迁反映出我国商业改革开放给内地城市带来的机遇与变革。

1982年武汉汉正街兴起，武汉商业发展迅猛。经过几年的发展，汉正街一跃延伸至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我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股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商贸业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百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几家上市商业公司，当时全国绝无仅有。

也有人认为，1985年似乎是个分界线，南京、深圳等沿海大中城市在短短数年之内相继超过了武汉。广州挟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之势，取代了武汉曾经居全国继上海、北京、天津之后“第四”的位次，武汉从此无缘“四强”。20世纪90年代初，武汉的经济地位急剧滑落，GDP位于全国第十几位，工业总产值下跌到第20多位。

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到了21世纪，部分专家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主张以交通和商贸流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带动全市经济腾飞的“两通”起飞战略进行了反思。

2003年，湖北省社科院专家初玉岗在《湖北经济》上撰文，从学术角度对“两通”起飞战略进行思考，他认为“两通”起飞战略思想适合于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发展环境，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大城市来说，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容易处于劣势，在其他城市制造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导致城市地位相对下降。

他同时提出，把商业体制改革当成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武汉建设了全国闻名的江汉路步行街、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天河机场、阳逻港等，从政策倾斜来看，武汉有5家商业企业和1家交通运输企业进入证券市场融资，接近地方政府掌握上市指标总数的一半。

武汉经济地位滑落原因有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城市大力推进对外招商引资，经济迅速崛起，国家政策的倾斜效应和市场经济的极化效应不断削弱武汉的投资地位，资金、技术、人才向要素配置效率较高的沿海地区流动，武汉自身经济发展滞后，民营经济比例小、产业化程度低方面也拉大了与沿海城市的发展差距。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引进外资形成高潮，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0.08亿美元，而武汉仅3.7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3.36%。在商贸业的外向程度上，武汉也严重落后。2000年，深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武汉的50倍，上海则是武汉的40倍。沿海城市发展对内地城市的超越，使武汉从中心走向了边缘。

汉正街市场兴起之初，位于浙江中部山区的义乌市场，其销售额仅相当于汉正街的45%，到20世纪90年代初，义乌和绍兴柯桥市场的销售额均已超过汉正街。2002年，汉正街的销售额竟只有义乌市场的37%，蜕变为一个区域性的市场。汉正街的变迁代表武汉小商品市场的一度萎缩。

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发展证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交通和流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主要瓶颈的情况下，“两通”起飞战略的提出，冲破旧体制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的局面，在改革商业体制、增加商业网点、扩大市内外交流、刺激竞争、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方便人民生活、调整全市产业结构等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武汉逐步成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

在重视“两通”的同时，武汉市在工业、农业、建筑、旅游、金融、房地产和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方面，都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从纵向比较，还是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武汉市在商业、金融，以及钢铁、汽车、光电通信设备制造等方面，在全国都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二、武汉商业板块崛起于中国资本市场

武汉汉正街的商业辉煌战绩同时也带动了零售业和百货业的兴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百货商场大楼和老牌的国营商场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数量的激增和规模的扩大使效益迅速提升，在90年代武汉的百货商场销售总额和销售增长幅度均居内陆城市第一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商业网络。在武商总经理毛冬声的带领下，武商突破障碍，成功改制成股份制有限公司，并成功融资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紧随“吃螃蟹”的武商之后，武汉中百、中南、汉商等公司先后进行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融资，形成武汉商业的航母集群，在迎战外来的商业巨头时还能立于不败之地。武汉改革开放后在商业上夺得了多个全国第一，这些第一背后的精神支撑是武汉的商业精神，这是武汉可以在中国商场上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

（一）零售业勃兴，百货业独领风骚

改革开放后，武汉把“打造内陆商业第一城”作为商业建设的第一目标。1984年起，“两通”突破，敞开城门、开放市场，打破了市场分割封闭的旧格局，武汉商业百货的建设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开启了蓬勃兴起、独领风骚的局面。继老牌国营商场中心百货商店、六渡桥百货公司、武汉商场之后，各大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一样兴旺发展，群雄逐鹿，整体实力领先全国，开创了武汉商业新的巅峰时代。

◎　1988年2月初，随着春节的临近，在武汉中心百货大楼，前来选购电视机的人挤满了大厅。

1985年，中南商业大楼开业，建筑面积35 200平方米，七层楼矗立中南路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最新式的大型百货商场。同时，黄鹤大厦、扬子江商业大楼、利济商业大楼等新建商场亦异军突起。

武汉商场、中心百货商店、六渡桥百货公司、武汉工业品贸易中心、青山商场等老牌大中型商场经过改建扩建后面貌焕然一新，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能力。1988年，全市城区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3.56万个，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7.31亿元，比1987年增长4倍。

1991年，武汉市武汉商场、中南商业大楼、中心百货大楼、武汉商场、六渡桥百货公司、友谊公司、黄鹤大厦、青山商场8家商场入选全国百家最大零售商店，数量居全国之首。

1997年，全市10家商业企业进入全国商业百强，17家零售商业企业商品销售额超亿元，其中3家企业超10亿元。1998年，全市全年实现社会零售总额达527.3亿元，增长幅度居全国19个大城市首位，流通规模占内陆城市第一位。

武汉初步形成以国家、区域性市场为龙头，地区性市场为骨干，多层次、多功能、大中小结合、较为完备的市场网络体系。

（二）中国商业第一股

“两通”起飞发展战略让学术界备感振奋。专家学者进一步建议：“立即在武汉筹建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全国发行股票，以更快地把武汉建成为内地最大的贸易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与新型工业基地。”

这一理论构想很快在武汉商业领域生根发芽。“两通”起飞战略催生湖北首家上市公司，中国商业第一股，并形成五大商业上市公司集群，在全国蔚为大观，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做出重要贡献。

在武汉市实现“两通”突破、三镇开放的过程中，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强调突破对入股的限制，导致全国各地和海外客商云集江城。1986年，围绕解决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武汉商业企业掀起了一场改革浪潮。早在1983年初，武汉商场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全员实行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大锅饭”被初步打破。后来，武商认为承包责任制等模式已不能解决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决心探索试行股份制改革。

祖籍浙江宁波的毛冬声1950年进入武汉百货公司，1959年以“劳动改造”的身份进了武汉商场，1982年当总经理主持工作。1983年，在毛冬声的带领下，武汉商场在全国商界首开贷款改建旧大楼的先河，大胆地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贷款，对原武汉商场大楼第一次进行改扩建，在传统的计划投资体系中冲开了一个很大缺口。

◎　1986年11月20日武汉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1992年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深交所第一家异地上市公司。

◎　1992年11月，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异地上市的商业股票，集团董事长毛冬声成为媒体焦点人物。

装修改造中没有营业场地，武汉商场租用武汉展览馆近4 000平方米的空地，搭盖了简易营业棚易地营业。为保证装饰质量，商场在武汉市最先聘用香港装饰队伍。1 700多名商场职工，在武展空地上搭盖简易营业棚，度过了“三个酷暑两个寒冬”。

1985年9月1日，第一次改扩建工程竣工，雄伟壮观的商场新大楼开门迎宾。商场新大楼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比改建前扩大了一倍。新大楼开业第一年（1986年），销售总额突破2亿元大关，超过大楼改建前的一倍。武汉商场改扩建的成功，带动了全国国有商业的改造浪潮，商业部组织全国150家“老商业”到武汉来学习取经，北京、上海、沈阳、南京等地的大商场纷纷掀起改扩建的热潮。

1986年12月25日，由武汉商场、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及武汉市金鹿纺织集团（原武汉市一针织厂）共同发起，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七个政府部门批准，中国商界第一家同时拥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大型股份制企业——武汉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它开创了全国大型商业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先河。公司第一期发行股票622万元，被社会各界和员工认购一空。部分政府官员、一些理论家担心股份制是搞资本主义，风险太大，但也有少数理论家、经济学家支持搞股份制企业。全国工商界和新闻媒介指出，武商是中国商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企业。

1988年、1989年、1992年，公司分别发行590万元、118.35万元、6 500万元股票。至此，公司总股本达到14 004万股，向社会发行股票1.4亿元。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解决了“白猫黑猫”问题，解放了思想，中国资本市场翻开了新的一页，武汉商业股份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92年11月2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告深交所第一只异地股鄂武商A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异地上市公司、“中国商业第一股”、湖北省第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当年筹集资金2.45亿元，上市15年内先后融资8.47亿元，为武商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武商从单体百货店发展成为以商贸为主业的多元投资的大型商业集团。

大量资本注入后，武商开始实施加快发展计划，扩大“扎堆效应”，建设48层武广大厦，与香港资本合作运营武汉广场购物中心，1996年建设世贸广场。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世贸广场三家，总营业面积20万平方米，形成“武商摩尔城”，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在武汉市、在周边省份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武汉广场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单体百货经济效益第一，一度被誉为“中国商界一面旗”。2006年4月12日，47岁的老武汉商场大楼爆破拆除，次年9月，原址建起的“武汉国际广场购物中心”开业迎宾。2009年4月，法国奢侈珠宝品牌卡地亚开业，42大奢侈名品陆续入驻，提升了武汉商业的国际化水平。(www.daowen.com)

（三）武汉四大商业上市公司形成

在鄂武商A股票上市交易巨大资本增值效应的示范和带动下，武汉商业股份制改革进入了全速发展的快车道。

1989年8月至1992年，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中南商业大楼、汉阳百货商场、武汉六渡桥百货商场等先后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由纯国营转为国家、个人、社会法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2月15日，中百集团、中商集团提交《关于批准我司股票上市的报告》，报请批准由定向募集公司转为上市公司。1994年1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先在武汉证券自动报价系统挂牌交易，即所谓的“汉柜”交易。

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得到国家相关部委和证监会批准，武汉商业企业上市问题逐步取得突破。1996年11月8日，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在上交所上市的唯一一家武汉商业股票。

自此，武汉商业证券化喜讯频传。1997年5月19日、7月8日、11月3日，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六渡桥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相继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企业股份制改革为武汉商业带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先发优势。五家上市企业融资额均达数亿元，形成了在全国商界声名显赫的武汉商业上市公司板块。而此时，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商业企业上市尚未破题。据国家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对武汉商业股份制改革的调查报告，1993年武商集团销售130 706万元，比上市前的1992年增加107.7%，利润实现12 804万元，比1992年增加329.4%。

武汉商业股份制改革有力推动了国有商业企业经营机制变革，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巨额资金，扩大企业规模，组建商业企业集团。近二十年来，武汉商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和昂扬向上的发展态势，综合实力一直排名全国商业前列。

武汉本土商业在20世纪90年代积极发展购物中心、连锁商业、城市综合体等现代商业业态，以强者姿态迎战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等全球商业巨头，并立于不败之地，使武汉逐渐成为包容、多元、和平竞争的国际性商业竞技场。

（四）武汉商业精神评议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商界创下中部及全国商业多个第一：鄂武商是中国第一家商业上市公司，中商徐东平价创下中国第一个破亿元柜台，武汉广场是中国唯一连续10年单体销售额全国第一的商场，武汉拥有全国最大的商业上市公司集群。武商摩尔城、销品茂是中部最大的MALL（超级购物中心），航空路商圈是中部最大商圈。

武汉商业开创众多第一，助推及引领全国商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源远流长的武汉“商业精神”。其本质在于对“顾客就是上帝”理念的认同，“顾客永远是对的”，呼应了“人本主义”。武汉商业精神内涵还有几个关键词：勤勉敬业，全年大门永远敞开；敏锐好学，敏感捕捉商机；不惧竞争，以强者姿态抗衡外来及世界商业大鳄；勇于创新，刷新自我永不止歇。武商集团毛冬声巧妙的商业资本运营造就“中国商业第一股”，中商集团严规方“四不像”混业经营开启武汉平价风潮，中百集团汪爱群“金边银角”战略让百年老店成就新一代“超市王”等故事广为流传，在武汉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生动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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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崇淮教授^[2]

□郑　华

1959年9月，我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四，李崇淮老师为我们班讲授世界经济课英国经济部分，他认真负责，授课内容丰富具体，常用讨论或启发式教学与学生互动。他待人随和，常面带微笑，离休后仍非常关心党与国家大事，爱国之情与政治责任心令我终生难忘。

“竖起脊梁担事”

李老1916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淮阴教育世家，父亲李更生先生是江苏省著名爱国教育家。他从小受良好家教、家风、家传影响，儿时读书非常勤奋，15岁考入镇江中学读高中，后转入扬州中学续读，该校以数理教学见长。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1934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他与热血学子一道投入“一二·九”爱国运动。后因病辍学回家疗养。1938年入华西协和大学研修外国文学。他觉得中国社会贫弱与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要想更好地报效祖国，应从研究经济科学入手，由此下决心专攻经济学，并被选任该校经济系首届学生会主席。

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写出了论文《日本期待什么？》和《再度讨论“南攻”问题》，1941年在《国际与中国》杂志发表。青年李崇淮在两文中预测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美、英、法与苏联会结成同盟与之抗衡。形势的发展验证了这位未出茅庐大学生的过人胆识。1941年他以优异成绩在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并被选为斐陶斐（金钥匙）荣誉会员。

大学毕业后他到重庆交通银行工作。1943年10月由银行资助赴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教务长辛普森先生对他说：“本校近几年中国学生来得不多，他们的成绩也多半不太好，有的读不下去就中途转走了，你先试试看吧！”他废寝忘食，刻苦攻读，以超过所有中美同学的成绩获得辛普森教务长亲手颁发的绩优荣誉证，不仅被免去全部学宿费，同时获得了优等奖学金与美国“国务院奖学金”。毕业时顺利通过了德文考试，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工业化为什么来得慢？》《美国复兴金融公司》两篇论文，1945年6月以优异成绩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一再坚持留其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他以父亲生前座右铭“竖起脊梁担事”为己任，随即从美国旧金山乘船返国，被任命为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主持外汇工作。

“两通”战略构想

1949年4月武汉解放前夕，挚友张培刚突然到访，并邀他到党的地下工作者赵忍家中一谈，这时他才知道中共南方局驻香港负责人许涤新同志早已读过自己发表的一些有关物价指数本位（折实制度）等问题的文章，认为作者是新中国的急需人才。赵忍给他看《新民主主义论》等油印宣传资料，建议他留下来迎接武汉解放，他欣然表示接受，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交通银行十余份电文催他南迁的指令。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武汉大学聘他为专职教授，他参加了武大的接管工作，先后任银行专修科副主任与总务长等职，1951年因工作出色，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模范教师”称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春风，融化了李崇淮教授因多次政治运动在心中结成的坚冰，这位62岁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26岁，青春焕发，出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后任名誉副主席）和武汉市主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从1983年到1997年，他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领衔和会签议案都在10件以上，最多1年有17件之多，他的议案建议命中率极高，被誉为“议案专家”。

1983年5月，他被聘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根据武汉的区域优势、历史与现状，借鉴国外经验，率先提出以优先发展交通与流通促进武汉、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即“两通”起飞战略构想，受到武汉市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激活了武汉的改革开放局面，也使半个中国活跃起来，他因此荣获武汉市人民政府1985年1月25日颁发的“第一号嘉奖令”，这是武汉市政府36年来颁发的首个第一号嘉奖令。他被《武汉改革志》列为第一号改革人物。武汉实践发展证明，现已呈现的“两通”宏伟蓝图，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李老逝世一年之后，武汉地铁建设正加速施工，长江隧道已通车。新建的现代化武汉火车站即将落成，我国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武汉铁路编组站于5月正式启用，大部分货物列车将绕城而过。天兴洲铁公路两用大桥即将投入使用。武汉正高速迈向5小时都市圈，2小时到合肥，5小时到上海的动车组已开始运行。长江金属交易项目破土动工，武汉成为钢铁物流等交易之都的梦想即将实现。

终生爱国情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经济与管理学院80高龄的李守庸教授，于2005年6月24日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刍议爱国节》一文，随之《武汉晚报》于7月4日发表专访李守庸“首倡设立‘七七’全民爱国节”的报导。李崇淮教授与我读后都很受启发，一致认为这是涉及国家立法机关的大事，仅仅发表文章是不够的，应当征求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意见与支持，上报中央与国家立法机关。为此，2005年10月，他提议与我合写了《热烈支持李守庸教授关于将每年七月七日定为全民爱国节的建议》。他将此文拿到武汉市老政协委员联谊会传阅，征得十几位老政协负责人的签名支持。我带着此文在校内征得顾海良、刘道玉、陈昭方、齐友民、陶德麟、侯杰昌、马克昌、谭崇台、彭斐章、刘绪贻授、郭吴新等十余人签名支持。随后顾海良同志于20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将“关于设立‘七七’全民爱国节的建议”以书面形式向大会作为建议正式提出，并做了具体说明。

90岁高龄的李崇淮教授以及李守庸教授和我，近两年先后五次书写上报材料，得到党与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李崇淮教授曾几次对我说：中国近代百余年受尽了外敌的侵略与凌辱，是无数民族英雄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拼斗，才使国家有了今天，而抗日战争是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最长，损失惨重，捐躯的英烈人员最多，是第一次对外敌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它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无比丰富，应永远好好珍藏。根据我国国情、历史与现实情况及需要，单独设立一个“爱国节”是十分必要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使这个建议的实现。他为此告知我，说必要时可与支持该建议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联系。

李崇淮教授从青年到老年，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直到去世前得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心怀忧国忧民的悲痛心情，捐款2万元给灾区人民，他的终生爱国主义情怀与行动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他的一生，永远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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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商“资本论”^[3]

□郭淑芸　张隆太

中国商界有个谜。

在中国零售企业排行榜上，武商集团的商品销售额连续4年排在第三至第六名，利润却屡屡高居榜首。

1993年，销售13亿元，在全国排第三；利润1.28亿元，首次排第一。1996年，销售16.3亿元，比位居第一的“上海一百”少6个亿元，利润却实现1.37亿元，夺取“四连冠”。今年1—6月，全国商业企业利润滑坡，武商利润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

武商人特别能赚钱的“谜底”是什么？翻开武商十余年发展史，我们读到的是一部特殊的“资本论”。

新颖的“利润结构”

——办企业就是盘资本

1996年武商集团财务报表显示：在1.37亿元的总利润中，商品经营利润仅为6 200万元，而资产经营及其他业务收入分别高达5 000万元和2 500万元。武商集团盘了几十年的“主业”——商业，其利润已不到总利润一半。

自1993年以来，武商集团的财务报表已是第四次重复同样的故事。

奇特的利润结构背后众说纷纭。商界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武商集团董事长毛冬声这样回答：盘企业就是“盘资本”，就是让“钱生钱”。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只有资金和资产的说法，没有“资本”这一概念。毛冬声说：“实践已经证明，这是认识上的误区。过去我们总是说，资本是资本家掌握的，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其实，资本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本钱，让资本最大限度地增值，也是社会主义企业最大的追求。”

今天的武商集团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武汉商场了。紧邻武汉商场的武汉广场购物中心，营业面积6万平方米，是武汉商场的两倍；集团10多个经营门点遍布三镇；加盟店分布湖北省41个县市。集团的商业经营除百货商场外，还有大型购物广场、货仓式商场、连锁经营等。

这还只是构成武商“奇特利润结构”的部分因子。围绕壮大企业规模进行高效率的资本运作，是武商人苦心追求的目标。在武商人眼里，一切用来生钱的都是资本，资金是资本，企业有形资产是资本，几十年苦心经营的金字招牌、企业的信誉等无形资产也是资本。一切能生钱的经营项目，都是它的正业。

近几年，他们买地皮，搞起了房地产，还直接向其他企业投资参股。公司征用了待开发的土地350亩，建起了高50层、总面积17万平方米的武汉广场，3栋名为“东舜花园”的居民住宅楼，一栋面积为9万平方米的武商百盛国际批发中心。此外，公司还投入2 000万元的巨资，选择武钢自备发电厂、三峡证券公司、企业家海南开发公司、上海华联商厦等市内外企业进行参股。

新奇的“利润早产”

——资本转得快才能赚得多

谈起“钱生钱”，武商人津津乐道“武广三边模式”：边施工，边营业，边出效益。如今还未竣工的武汉广场，今年就给企业带来3 800万元的利润。

项目建成才能“投产”的经验在这里成了老皇历。

1993年，围绕进一步壮大企业的经营规模，集团决定紧靠武汉商场再建一个营业面积为6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购物中心——武汉广场，初步匡算将耗资6亿元。

钱从哪里来？武商人通过涉足房地产行业，创造了一个“花1亿元资金干6亿元的大事”的资本营运奇迹。集团与香港德信集团合资组建华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建设楼高50层、总建筑面积达17.5万平方米的武汉广场。通过到境外售楼花，华信房地产公司获得6亿元利润，武商集团分得3亿元。高楼还没建到一半，武商集团用4亿元的巨资，购买了武汉广场1至8楼的面积产权。

这1至8楼的产权成为武商集团的“新本钱”，租给武商集团与港商合资建立的另一个子公司——武汉广场购物中心。这个购物中心的商业经营利润投资双方共享，集团每年还另得5 000万元租金。

这一“早产的利润”源于资本马不停蹄的运动。经典经济学认为，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武商人则说，资本转得快才能赚得多。

资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大弊端恰恰是运动困难，不仅周转速度慢，而且常常死在条块分割的“围墙”之中。“武广三边模式”是武商资本快速运动的范例。它只是十余年来武商资本运动进行曲的一个乐句，更宏伟的乐章则是资本冲破“围墙”的进军。

武商的前身是1959年建成的武汉友好商场，到1983年走过24个春秋，净资产才108万元，目前已拥有资产21亿元。这14年迅速长大靠的是资本的流动和重组。

一个全民所有制商场兼并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事。1986年，武商跨行业兼并集体企业——长江板箱厂，一举赢得2万平方米地皮和上万平方米厂房，改建成上万平方米的仓库。尝到“甜头”的武商资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商职俱乐部、汉口服装厂、武汉纺织站、武汉商业大厦等企业都被武商资本一口气吃掉，一批沉淀的死资产变成了活资本，昔日所有制、行业、部门及一切人为设置的障碍和界限被打破了。

新鲜的“举债思维”

——资本是债务的变种

武商的发家史其实是一部举债史。

1983年武汉商场在全国百货业首开借债改建旧大楼的先例，在传统的计划投资体制中冲开一个缺口。

1982年底出任武汉商场经理的毛冬声发现，改革开放使顾客的购买力和购买热情空前高涨，新时期的商战拉开序幕。然而，由于店堂陈旧狭窄，仓库容量太小，武汉商场经营开始“失调”。还保不保得住全国十大商场的地位？武商人面临一个大问号。

已显老态的旧大楼必须改造。经初步概算，翻修大楼需资金1 800万元。这一比企业资产大近十倍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走老路，等拨款？建店20多年的企业个头跟刚出生时差不多，总也长不大。老路上走不出武汉商场的新天地。

一个举债改扩建的方案问世。工程上马，1 700名职工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压力，苦战三个春夏两个秋冬。1985年9月1日，改造后的武汉商场面貌一新，营业面积扩大5 000余平方米。一年后，商场年销售额突破2亿元大关，比改造前翻一番；年利润由500万元上升到1 200万元。压力终得回报，武商人备尝苦与甜：借钱要还钱，举债背风险；债务又是企业发展的本钱。从此，举债成为武商的一个常规动作，资本增值伴随着“举债还债”的一次次循环。

1986年岁尾，当理论界对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时，武商甘当股份制改革的“出头鸟”。毛冬声说：“选择股份制就是借股东的钱办企业。”武商用吸纳的第一笔1 600万元股金补充流动资金，盘名优商品，不仅每年节省200万元的贷款利息，还使企业销售额在2亿元的基础上每年以35%～40%的惊人速度递增。1992年底，武商股票在深圳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上市企业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更多寻求高额回报的股金。1992年、1993年两年间，通过扩股、配股，6.1亿元巨额股金汇聚武商。

除了向银行、股东举债，武商人还善于借外资办企业。从1994年以来，集团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等共组建7个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港资总额达6 000万美元。

在武商人眼里，举债其实是“借资本生金蛋”，资本就是债务的变种。

【注释】

[1]郑华：《怀念李崇淮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页·校友之家·校友风采：http://ems.whu.edu.cn/xyzj/xyfc/2012—01—18/15311.html。

[2]郑华：《怀念李崇淮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页·校友之家·校友风采：http://ems.whu.edu.cn/xyzj/xyfc/2012—01—18/15311.html。

[3]1997年8月7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