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武汉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在经济等领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通过“银圆之战”和“米粮之战”打击了投机资本对市场的操纵，确立了政府对市场的领导权。通过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接收，生产和市场秩序得以恢复稳定。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全市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

1953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立即转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贯彻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我国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从发展目标到项目、资金、物资调拨、土地等，均按指令和设计进行。“一五”期间，国家对武汉工业建设的投资达5.41亿元，新建企业32个，相当于计划执行前全市2500多家工厂总产值的2.5倍。华中地区一座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初具雏形。

这一时期，还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和汉水铁桥和公路桥，接通了京汉和粤汉铁路，沟通了南北交通，结束了自古以来武汉三镇被江河阻隔的历史。长江流域出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观，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至1965年，全市人民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以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为重点，全市人民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协作、相互支援，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建设项目。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为把武汉建设成以钢铁、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新中国时期的恢复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直至1949年6月10日，中共全面接管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1949年5月16日以后，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国营专业公司和合作社商业，统一领导市场，同时平抑物价，打击黑市交易，稳定市场，之后，从1954—1957年，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到采取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商业体系。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波及商业，“八字方针”亦运用到商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1967年，新商区和大型国有商场建立并取得良好效益。文化大革命时，全市商业机构又经历了大精简、大合并，商业体系发生了更大变化。

（一）全面接管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抗日战争后，国民党通过接收日伪工厂，建立大官僚资本的工厂，掌握了武汉市的经济命脉。内战爆发后，这些工厂成为国民党内战的支撑，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国共内战结束后，没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显出特别的重要性。因为没收官僚资本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建立国营经济，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保证。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共产党已经早有部署，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配合，军管会制定政策，其所属部门具体执行下，接收工作顺利完成。

武汉市军管会采取“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政策，即不打乱原有的机构设置，仅对个别分子进行清洗，尽量保证原有企业和社会公共事业的正常运转，尽早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武汉市的官僚资本及公共物资财产，由军管会物资接管部接收，物资接管部下设工业处、财粮处、金融处、海关贸易处、农林水利处、军政处、后勤处、房产管理处、卫生处。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共113个大的单位，其中工业处12个、海关贸易处19个、金融处8个、农林水利处14个、卫生处17个、财粮处18个、房产管理处5个、后勤处20个单位。这些接管单位分工细密，保证了接收时的效率。

渡江战役后，白崇禧准备南撤，撤退前国民党制订了周密的拆迁计划。中共地下党1949年3月的调查情况显示：武汉解放后应接管的工厂有31个，内业已拆迁的8个，计划拆迁的3个，不能立即开工的3个。

武汉应接管工厂简表　（1949年3月）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汉口地方组织调查》，湖北省档案馆，全宗号GMS，目录号1，卷宗号103。

◎　1956年1月22日，武汉各界集会，庆祝武汉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　1956年湖北省武汉市公私合营企业私股领息凭证。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3月的时候，除去被拆迁的和准备拆迁的及不能开工的，仅有17个厂。白崇禧撤离武汉前，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摧残与破坏，大多数工厂在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一两个月即因资金被抽光而被迫停工，如3月时汉口碾米厂被国民党把所存的10 600石米全部提走，以致该厂除机器外只剩一堆麻袋。南洋烟草公司工人被国民党遣散，解放后全部职工只剩下28人。几乎所有工厂经国民党搜刮所剩的只有来不及搬走的机器厂房与若干成品^[1]。接管前，武汉三镇仅剩余公营工厂12个，“工业汉阳”仅剩些破铜烂铁。

对武汉市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接收是比较迅速的。1949年5月28日武汉市军管会工业处开始接收国民党在武汉大冶地区的工厂，并积极筹划复工。该处29日已开始接收华中钢铁公司、新华水泥公司、湖北省机械厂、武汉玻璃厂、湖北省汉口化工厂、湖北省汉阳炼油厂、五丰面粉厂、五丰碾米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厂等12个单位。工业处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接收。6月10日，召开了武汉市职工代表会议。

在接收的过程中，中共在职工中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工作，因而职工的工作热情较高，如湖北机械厂工人张汉卿、阂炳钧、徐恺等10人自动组织起来协助接管工作，清理账目清点库存，两天的时间，清点工作已顺利完成，第三十兵工厂职工也已成立了清点小组，协助接管，并成立了设计股，负责计划复工工作，各处搬运已疏散的机器。在这些工厂职工的热心帮助下，中共能够较快地掌握内部的财产状况及人事状况，实现对国民党武汉的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快速接收。

（二）设立交易场所与稳定市场

1949年5月以后，人民政府着手统一市场，加强领导。武汉市先后建8个专业公立了花纱布、粮食、百货、土产、盐业、煤建、信托、零售共司，下设有24个批发部。后来又设立棉纱、棉花、棉布、粮食、竹木、烟类、工业器材、土产交易所和水产、油盐两个交易市场。

1949年5月后，经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建议成立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至10月26日，即召开筹备大会，正式成立工商业联合会，同时开始办公。

◎　精益眼镜公司的广告。

1949年6月至1950年3月，武汉市场上出现3次物价上涨风。先是银元，次是棉花、棉纱、棉布，后是粮食。政府和工商业联合会通力合作，通过取缔银元黑市、打击囤积居奇以及国营商业大量抛售粮食等措施迅速平抑物价，稳定了市场，使社会趋于安定。

（三）经济恢复与生产发展

武汉是一个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重于重工业的消费型城市。解放后，武汉市军管会与市政府在接管原有工业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重建工作，并大力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恢复生产。由于物价稳定，城乡购买力提高，扩大了国内市场，武汉市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标志着生产工业用电以1949年指数为100，1950年指数为174，1951年指数为471，1952年增至597”“三年内增长了三倍以上，武汉主要轻工业如纱布、面粉、卷烟、食油、火柴等几种产品总值1951年较1949年增长了12%，1952年较1949年增长了50%。”^[2]

◎　1956年5月，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宫举行。

武汉市工商业的恢复与武汉市经济改组是分不开的。所谓的经济改组“系指由半殖民半封建的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使得五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解放前武汉的工商业组织机构臃肿，事少人多，经营分散，技术落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依赖性，对农村存在着超额的剥削”，“再加上十二年来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影响，囤贱卖贵获取暴利的非法经营，更大地压倒了正当的营业，在市场上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虚假繁荣”。武汉解放后，市政府认真谨慎地贯彻中共中央的入城政策，严格入城纪律，沟通城乡关系，恢复工商业。1949年5月武汉解放直到年底，“表现在工商业方面的，除原有1 3000余商店迅速恢复营业外，申请开业的商店7个月达2909户。平均每月有415户，而核准歇业者每月平均27户。工业生产亦是逐月恢复逐月上升，市场较为活跃。工商界对公私关系和负担反映较少，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劳资关系。在提出不低于解放前的工资实际所得的原则下，公私企业商店均做了调整，工资调整后，一部分是保证了实际工资未动，但一般均提高到超过解放前三个月平均工资水平。鄂南电力公司平均工资超过了30%，市营武汉化工厂超过11%，电信局超过10%，私营纺织增加5%～13%，烟草10%到50%。同时在私营生产部还存在一个问题，不仅原工资就高，且用员多，职工工资比工人高，如源华煤矿职工最高800分，合大米3100多斤，工资占成本的42.6%。^[3]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长期战事、通货贬值及反动统治的掠夺，较战前已大为削弱。解放后，私营经济经历了虚假购买力消失后的暂时困难，在政府调整工商业及加工、订货、货款等扶植下，逐步获得好转，1950年“工商开业六三二七户，歇业二三二四户，实增四千零三户，工商业从业职工十四万一千余人，较四九年增加就业人数一万四千一百余人”^[4]。

私营工商业在好转的过程中，进行了调整和改组，首先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过去为封建阶级及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金号银楼及奢侈品，最早受到淘汰，其次由于国营经济成长壮大，物价稳定，城乡关系畅通，过去投机倒把的居间商，如棉纱、香烟等业及封建性质的牙行货栈，则渐趋于没落。解放后面向农村的运销业如土布、山货及为生产建设与广大人民服务的，如五金器材、国际贸易、文教用品等低落商业都获得了恢复与部分发展。过剩商业资金开设转入土产运销及工业，如棉业资金200余亿元转入工业，220余亿转入土产，这是资金流向的发展方向。此外，联营组织亦逐渐推广，至1951年初调查，已有工业858户，组成联营所47所。^[5]

在经济改组的过程中，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然而部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了获得利润，开始偷税漏税，向政府官员行贿。为了巩固政权，1951年底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法行为，也对武汉市工商业的发展有所影响。

（四）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通过推行经济核算制，改革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国营商业按经济区建批发站，各级企业核定资金，独立核算。中南行政大区撤销后，湖北省建立专业公司，陆续按行政隶属关系分配和调拨业务，武汉地区有省和市两级批发机构，市级的批发业务，主要限于市属区域和部分邻县范围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6月—1956年底）。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条件，采取统购、报销、经销、代销等多种形式，由单户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

1949年5月，武汉全市有民族资本工商业1.86万户，分别占工业、批发、零售的87%、82%、92%。从1949年6月起，开始对工业、金融、交通运输等资本主义大企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从1954年开始，有计划地扩展工私合营企业，至年底，金融、轮船、棉纺、搪瓷、火柴、卷烟、制漆、砖瓦行业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以前，公私合营的商户只有4家，职工306人。私股34万元。至1956年1月，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达891户，职工7 654人，私股651万元，私股人数4 906人；饮食业244户，职工2 747人，私股20万元，私股人数446人；服务业418户，职工3 037人，私股101万元，私股人数960人。1956年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在职资方人员中一共安排了3 731人的职务。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从私营批发商开始，采取限制发展、国营代替、指导转业、安排改造的“逐步代替”政策。1949年底，全市私营批发商有40个行业，2 000余户，其销售额占全市纯商业批发额的82.24%。1953年6月，私营批发商销售额比重下降到31.17%，1955年下降到5.56%，1956年1月，最后64户私营批发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至此，私营批发商全部被国营商业所取代，市内的小零售商、夫妻店都成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1949年底有私营商11 858户、饮食业1 742户、服务业1 723户，全部于1955年实行了公私合营。

从事批发贩运的行商1949年为3208人，1951年为3 845人，1955年不到240人，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分别由国营商业公司归口安排。1953年上半年私营零售商有9 566户，采用批购零销、经销、代销，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个体小商小贩按行业组成合作小组，自负盈亏，归口管理。

1956年1月18日，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原来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业发生了重大变化。1月20日，全市各行各业共15万人，敲锣打鼓举行联欢大会，庆祝武汉市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

（五）商业“大跃进”与“八字方针”

1958—1960年，中国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实行政企合一，商业企业分级管理，层层下放，取消专业公司系统的垂直领导关系，批发机构改按行政区划设置，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造成地区封锁，环节增多，流通渠道单一化；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又急于升级过渡，使商业网点和商业人员大幅度减少；在浮夸风、高指标的影响下盲目采购，虚假销售；加之农业遭灾连年减产，更加大了商业工作和市场购销的困难。(www.daowen.com)

1960年下半年起，国营商业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恢复专业公司系统的垂直领导关系，恢复供销合作社机构，调整批发机构的管理权限，恢复与发展贸易货栈，开展代理业务，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从国营商业中划出2 557人，从合作企业中划出4 597人，重新组合合作商店的有1 716个，组织合作小组和单干的有5 438人，至1962年，全市合作商业网点由4 370个增加到10 413个，方便了群众购买。通过恢复与发展集贸市场，扩大商品渠道，增加了农副产品的供应量，1960年农副产品的成交量为2 450万公斤，1963年上升到5 200万公斤。调整了农产品收购政策，稳定了18类主要商品价格和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疗、学费等费用。改进了工业品经营方式，日用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活跃农村市场。贯彻调整方针的结果，使全市商业又有所发展。市属国营商业购销总额，1965年比1957年分别增长36%和53%。

（六）新商区形成与大型国有商场建立

1949年以后，武汉三镇在延续原有商区的基础上，汉口有车站路、江汉路、六渡桥、硚口路为主的市场中心；在武昌有解放路、水果湖和红钢城3个市场中心；在汉阳有钟家村市场中心。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加强对合营商店的领导，武汉市6个城区相继成立了车站路商场、六渡桥商场、硚口商场、汉阳商场、武昌商场、青山商场、水果湖商场等大型国有商场。1959年10月1日，友好商场开业。各个大的国有商场主导了城市的商业，成为市民购物最主要的商场。

1.武汉市中心百货商店

武汉市中心百货商店，前身是中国国货公司武汉分公司。1937年设立，武汉沦陷前夕停业，1946年10月10日复业。50年代，经过相关清理和债务处理，改组和建立的新董事会决议，“将公司全部资产转让给中南区百货公司经营”。移交后更名为“武汉市中心百货商店”，为市内第一家国营大型百货商场。

◎　1968年在“破四旧”运动中，盛锡福帽厂被改为人民制帽厂。

2.六渡桥百货公司

六渡桥百货公司，创建于1950年5月，位于汉口闹市中心，是武汉十大零售商店之一。商店以经营日用杂货为主，文化用品、针棉织品、棉布、杂货、红白糖等商品共600余种，批零兼营。1956年扩建店堂，并按商品类别成立针织、棉织、内衣、童装童玩、化妆、搪瓷、文具、鞋帽、绸布、五金交电10个商品柜。减少了杂货，扩大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扇、毛呢、毛毯等高档耐用商品的经营。花色品种增加到8 000余种，年销售额突破1 000万元。

3.武汉商场

武汉商场原名“友好商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后第一批兴建的综合大型商场。1956年筹建，苏联援建，1959年10月1日竣工开业。1959年至1965年“创业”，初步打开了市场，赢得了信誉，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型百货商场，三镇市民以在友好商场购物为最好，是全国十大百货商场之一。1967年更名“武汉商场”。1966年至1976年十年“徘徊”，增长缓慢。1977年至1983年“恢复”，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大关，受到国务院表彰。

二、“文革”时期商业机构大合并

“文化大革命”中，全市商业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商业机构大精简、大合并，商业体制和管理陷入混乱。1970年，将一商业局、二商业局、供销合作社、工商管理局、对外贸易处合并，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商业局。1972年以后，又恢复原来的5个机构。但各商业专业公司在组建新公司时，思路较粗糙，造成不良效果，有的把两个公司合并为一个公司，有的甚至“三合一”，以致商品流通渠道不畅，经营环节增多，企业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下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降低。但广大商业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尽力安排市场供应，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本章扩展阅读1〕

蔡林记热干面^[6]

20世纪30年代初，黄陂县蔡家榨镇人蔡明纬为了谋生来到汉口，在长堤街、满春街一带挑担卖面，手中拿个小皮鼓边摇边叫卖。当时卖的面有点像广州的捞面，生面下锅煮熟到顾客手中，既费时间又费功夫，老蔡就在家里事先将生面一次下两三斤，煮个八成熟后捞起来倒入冷水盆中浸泡，然后又很快用右手抓起来挽到左手的四个手指头上，形成一圈圈小把子放在簸箕中存放待用。当顾客买面吃时，只需把一个面圈放入开水烫一下，倒入碗中加作料就可食用了，这种面叫“把子面”。

随后，老蔡又动脑筋，他早年在汉口华清街天保和中药店当过学徒，老板爱吃香麻油拌面。老蔡当年又经常经过一家小麻油作坊，沁人心脾的小麻油和芝麻酱给了他灵感：何不试着用芝麻酱做拌面的调料呢？他把把子面加上香葱和芝麻酱，很受顾客欢迎，老蔡把它叫麻酱面。老蔡年幼得过天花，满脸麻子，老顾客经常开口叫“蔡麻子，来碗‘麻’酱面”，那时老蔡也不在乎。后来他又把八成熟的面淋水弄干、加油、扇冷散开存放待用，这就是热干面的雏形。

解放前，汉口满春路像北京的天桥，五花八门云集于此，现在的满春路1号就是原来的满春戏园，老蔡腿有些不便，就固定在戏园门口摆摊卖面。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万祥在满春路口盖了几间二层楼房，第二年春季老蔡就租了其中的一间开面馆，买了一台压面机雇请了工人，还把在外剃头为生的弟弟蔡明经接回一起干。看着门口的两棵苦楝树，又是兄弟俩卖面，双木为林，预示着吉祥兴旺，老蔡就取名为“蔡林记”。

老人家上门，面条就多烫一会儿，使面条软一些；年轻人光临，面条略烫即起，因此显得“有咬嚼”。原料选的是上白精粉，用来和面的碱水浓度掌握得非常好，毫无涩口之感。师傅们按照顾客的要求，一一满足，然后装进碗里，淋上一圈芝麻酱，中间加上萝卜丁、榨菜丁、葱花、胡椒粉和小麻油、辣椒油等，看上去色香味俱全，拌匀后挑面进嘴，香辣爽口。

1956年，蔡林记改成国营，迁到中山大道水塔对面，一度改名为武汉热干面馆，但考虑到老字号对顾客的吸引力，后复名为蔡林记。蔡林记在此期间越卖越红火，1973年，该店曾达到日销面粉60包的高峰，每天进食的顾客川流不息，数十张方桌座无虚席。

那一年，民众乐园有两个人说相声，曾经用蔡林记热干面作为逗哏材料。甲对乙讲：“你就是蔡林记热干面！”乙高兴地说：“大大有名！”甲出人意外地伸出食指：“只值一角钱。”听众哄堂大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蔡林记热干面的物美价廉和深入人心。

一群勤劳的小商贩，开创了热干面的新时代；一碗普通的热干面，展现出几代人的执着热爱；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演绎着“蔡林记”的过去与未来。

〔本章扩展阅读2〕

大中华酒楼与武昌鱼之缘^[7]

在武汉餐饮业中，徽州菜馆曾颇有盛名。曾几何时，徽州来武汉经商的人特别多，随之而来的徽菜馆、酒楼也遍布武汉三镇。其中最著名的有光绪年间开设于黄鹤楼对面的同庆楼，继之而起的有海洞春酒楼和大中华酒楼。

大中华酒楼的创始人章在寿，12岁就进入武昌同庆楼当学徒。由于章在寿勤劳肯干，得到老板胡桂生的赏识，因而学到了一手徽帮风味的手艺。

1930年章在寿离开了同庆楼，与陈明开等人合伙经营芝麻岭的五香斋面馆，以经营红烧鱼面为主，兼卖点炒菜。几个人搭伙求财，同心同力，注重特色，讲究质量，生意日益兴隆。在股东中有三人是在上海学艺的，当时上海有三家徽州餐馆，店名都叫大中华，于是他们1932年把店子搬到柏子巷口（现彭刘杨路），重新开店的名字就叫大中华。

20世纪30年代，餐饮业一度较繁荣，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同行的竞争，大中华又扩建了三楼，布置为活动客间（相当于今天的包房），可大可小，以适应各类顾客需要。在经营上，严把质量关，以优取胜，进货选料从严，为保食物新鲜，做土冰箱储存食品。用原汤做菜，以增加菜肴的味道鲜美。厨师精研菜谱，保持特色风味。1949年迎来武汉解放，大中华获得新生。

1958年8月初的一天，武汉市委通知大中华酒楼，有位中央首长要用餐，要品尝武昌鱼，要做到“原料新鲜、烹饪精细、特色浓郁、品种多样”。接到任务后，经理立即召开厨师会议进行布置，认真研究武昌鱼宴的菜谱，设计了10道特色菜，如清蒸武昌鱼、杨梅武昌鱼、松鼠鳜鱼、抓黄鱼片等，两道徽式传统鱼肴是鲭鱼划水和清炒鳝糊，另外两道蔬菜，一道空心鱼圆汤。事后，厨师们才高兴地得知，品尝他们手艺的是毛主席。不多久，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诗词。

当时武汉财办主任王健提出要求，要根据毛主席的词句搞个“武昌鱼”新菜品，随后，市财办邀请全市名师共同商讨研究如何开发。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认为学名叫团头鲂的鱼，可定名为武昌鱼。此鱼肉质鲜嫩，形如银盘，是湖北特有的、有代表性的鱼种，恰好也是毛主席品尝过的鱼。为了更加突出武昌鱼品牌形象，1959年市委专门召开全市大宾馆厨师在大中华召开“武昌鱼”命名大会。从此以后，大中华酒楼在店门挂上“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并用“武昌鱼”菜名对外营业。

说起来，大中华酒楼有别的酒楼所没有的特权，武昌鱼一直是大中华酒楼的特供，哪怕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紧张，在大中华一样可以品尝到武昌鱼。许多食客慕名而来，节假日的时候，定座位还要托熟人找关系。可以说，那时候是大中华最辉煌的岁月。

【注释】

[1]《长江日报》，1949年6月2日。转引自李珊珊：《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2]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21，目录号1，案卷号99。转引自李珊珊：《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3]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3，目录号1，案卷号320。转引自李珊珊：《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4]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3，目录号1，案卷号99。转引自李珊珊：《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5]武汉市档案馆，全宗号13，目录号1，案卷号99。转引自李珊珊：《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6]王琼辉编著：《武汉老字号故事》，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徐明庭：《老武汉丛谈》，长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此处有删节。

[7]王琼辉编著：《武汉老字号故事》，长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