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3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巴夏礼和驻华舰队司令贺布率4艘军舰、数百水兵抵达汉口，要求按《天津条约》，开放汉口，划定租界，随即订立《汉口租界条款》，汉口成为首批开埠通商口岸。外国轮船的往来，改变了长江孤帆远影的古典景观，催生了武汉现代化的萌芽。

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今天津路建宝顺栈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之后，俄、法、德、日陆续在汉口设立租界，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江汉关以下修码头、建库栈、开工厂、办航运，获取巨额利润，使汉口滨江租界区地区形成新型商业区。及至20世纪中叶，汉口共有水码头243个，码头工人5万多人。千万吨货物日夜装卸，水陆航线远至海外诸国，年货物吞吐量全国居前。汉口商业中心由沿河向沿江下移，汉口也因此从沿汉水发展的内陆封闭性商埠转变为内陆最大的国际性都会，繁茂格局延续百年。

张之洞督鄂后，决意“缔造先从江汉起”，大兴洋务。在工商业方面，前后颁布了举办商报、商学、商会、商业交易会以及主张振兴工业、生产土货等一系列的商政措施，收到联络商情、开发地利、拓展销路的效果，也广开风气，刺激人们对民族危机保持忧患意识。1898年，张之洞在汉口设立商业总局，以启发商智，联络商情为要义，又办商务局，立足于带动长江中上游各省经济；减免土货税厘，对民族资本工厂实行请免厘税政策。武汉的官办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1905年京汉铁路通车后，从整体上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格局。通车前的武汉，主要在长江横向传导中充当重要角色，通车后，有了南北沟通的交通条件，汉口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九省通衢。

京汉铁路的通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船进入内江内河，英国、俄国、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近20个国家近3000名商人在汉口，通过250余家洋行进行进出口贸易的竞争，致“商业贸易，极称繁盛”。汉口的城市地位也直线上升，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个港口城市中，位居第二，“使外人艳称为东方芝加哥”。

美国著名杂志《哈普》曾在《中国芝加哥》一文中，称汉口在中国的地位可以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并预言汉口必然会成为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武汉“东方芝加哥”盛名远播，与大上海共享大都市荣耀。

◎　汉口日清汽船码头。

◎　1904年京汉铁路头等火车票。

一、清末汉口开埠与近代国际港口初现雏形（1861—1889年）

清末汉口开埠后，外国势力侵入，租界与领事馆纷纷设立。洋商、洋行及银行抢滩登陆，库场与近代轮船码头兴起，中外航路开辟与进出口大宗商品贸易兴旺，且拥有全国最大的茶叶贸易市场，近代国际港口初现雏形。

（一）清末开埠与租界、领事馆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天津条约》，汉口辟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太平军已退出武汉，中英、中法的战事也基本结束，长江中下游也基本恢复平静，汉口开埠有了实施的可能。1861年3月7日，英国一艘火炮船载有上海宝顺行行主韦伯、英国官员威利同、翻译曾学时和杨光让及随员40余名，驶抵汉口。次日，威利同等入城至总督府会见湖广总督官文，要求立行、通商，并在汉口托都司李大桂代觅栈房，每年议给房主租金2900两，留下杨光让及随员数名留守栈房，韦伯等回上海。这次立行、通商和立栈揭开了汉口实际开埠的序幕。

1861年3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巴夏礼和驻华舰队司令贺布率领一支由4艘军舰、数百名水兵组成的舰队抵达汉口。巴夏礼会见湖广总督官文，要求按《天津条约》的规定开放汉口，划定租界。贺布则率军队在江面游弋，显示军力。3月21日，巴夏礼至湖北藩司衙门，与湖北布政史唐训方订立《汉口租界条款》，接着又与汉阳知府刘齐衔、汉阳知县黎道钧划定，从花楼巷江边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计458.28亩的地域，为英国在汉口的租界，每年只缴纳地丁银、漕米银92两6钱7分。^[1]汉口正式开埠。

◎　原汉口意大利领事馆。

◎　原汉口美国领事馆。

◎　原汉口日本领事馆，建于1929年。

◎　原汉口英国领事馆，建于1861年。

汉口开埠后，英、俄、法、德、日五国陆续在汉口设立租界。五国租界范围在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带，曾经是稻田和农舍杂处之地，后来却集中了众多的洋行、银行及轮船公司，沿江也辟出了把五国租界联成一气的河街，江边辟出了可停大轮船的洋码头。租界的设立，畅通了西方与汉口的物流，汉口于是成为内陆最大的国际性商场和近代化的都会。

◎　1889年《伦敦新闻画报》汉口与魁北克比照。

租界设立后，领事馆也陆续设立，从1861年英国领事馆设立至民国中期，共有英、法、德、俄、日、美、意、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墨西哥等国家在武汉设有领事馆（武汉沦陷时期瑞士也设馆于汉口）。其中英、法、德、俄、日、美、意等国设有总领事馆，外国总领事馆在汉的设置数，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二）洋商、洋行及银行业进入

19世纪60年代起，外国公司、洋行、银行、轮船及工厂开始进入汉口。1862年，英商怡和洋行便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经营航运、纺纱、房地产、公用事业，并大量从事丝、茶及鸦片的进出口贸易，一度有“洋行之王”之称。186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便进入汉口。同年，美国旗昌洋行的轮船便从上海直航汉口，至1870年，该公司已拥有17艘轮船。

1865年，俄商始在汉口开办砖茶厂，至19世纪末已拥有8家砖茶厂，顺丰、新泰、阜昌三家比较著名，尤以阜昌砖茶厂规模最大，雇工多达2000余人。随后，英、美、俄等国企业蜂拥进入汉口，在蛋品、打包、制革、卷烟、面粉和制冰、汽水、食品、金属加工和机械修理等方面大展身手。稍后，日本企业大举进入汉口，三菱公司等企业一度名气极大。这些企业成为汉口国际贸易的主力。

1862年，英商怡和洋行、德商美最时洋行在汉口开外国洋行设分行之先河，他们在汉口经营轮船业和进出口贸易。1891年在汉口的洋行达到27家。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洋行大量进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有142家洋行，其中日本占了62家。1925年至1937年，汉口洋行基本保持在130家左右，武汉沦陷后，大部分洋行歇业，唯日本洋行卷土重来，大量开张营业，独霸武汉市场。1949年5月，汉口仅有洋行37家继续营业。1949年底，仅有11家，其他全部歇业。

1.英商和记洋行

◎　1906—1907年，临江的汉口英商太古洋行。该洋行经营航运业，与其他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长江航运。

和记洋行是英国万国进出口公司（International Export Co.，公爵费史特S.Vestey独资经营）在中国的牌名，1902年开业，初期在今六合路用芦席搭盖临时厂房，收购鸡蛋、鸭蛋、鸽子、牛、猪、大小麦、蚕豆和芝麻，同时将英国产品输入中国。^[2]1903年投资建筑钢骨水泥楼房及其他房屋。并在六合路口建屠宰场和炼油厂各1栋。和记洋行在中国河南和湖南多处地方购有土地，在江西庐山牯岭购有避暑房屋，并在汉口江边建有轮船码头，有自备的拖轮、驳船和趸船。在京汉铁路上有自备货车车皮10节。是英国在汉口颇具实力的洋行。

2.立兴洋行

总行于19世纪70年代初由法国人立兴在上海创办。1895年在汉口开办分行（Racine Ackerman ＆Co.），主要经营农产品的出口和工业品的进口；进口货物有德国钢材、比利时玻璃和美国面粉等。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曾为该行买办。^[3]立兴洋行在汉口拥有大量房产和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欧洲出口的业务比较兴旺，尤其桐油出口量大。1923年建成的立兴大楼（今洞庭街84号和86号），是洋行在汉口有名的房产。1938年武汉沦陷后，洋行人员和资产转入永兴洋行。

3.美孚石油公司

美孚石油公司总部在上海，1903年成立汉口分公司（Standard Vacuum Oil Co.），营业部在沿江大道花旗银行楼内，汉口分公司在长江、汉水及周边省市设有7个分行、32家经销处和100多个代理店。主要经销“美孚”“虎”“鹰”牌煤油以及汽油、机油、润滑油、柴油、蜡烛、白蜡、凡士林等。在丹水池建有油栈，配有10多个大型储油罐，并有专用码头、趸船和铁路专用线。还设有多条专用油轮，来往于沪汉线、川江线等地。武汉沦陷期间，其业务被日军强行接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在汉设施也全部被日军接收，交由日商经营。抗战胜利后恢复营业，1952年11月歇业。^[4]

4.美最时洋行

美最时洋行总行设在德国柏林，1862年设立汉口分行（Melchers al Co.）。以经营百货的进出口为主业，并经营保险、轮船等业务，另办有电灯厂。行址初设英租界，后迁德租界。在190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的描述中，“著名的美最时洋行在汉口开设已有30多年，并在租界工商业界有其重要地位，全华北都知道他们是百货商和出口商，并是北德鲁易轮船公司的经纪人，广泛地和各种货物的托运者有业务往来”^[5]。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洋行人员均撤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名中国合作公司（Melchers China Co—operation）。20年代初，恢复原名。武汉沦陷后，其厂址被日军占用。1944年，美最时汉行蛋厂、电灯厂以及栈房（除牛皮厂外）和华籍职工住宅等被美机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美最时汉行大班何伯乐（Hopphold）、阿尔的美登（J.Altamappen）及门达（Mende）3人被遣送回国。

5.三菱洋行

三菱洋行（Mitsubishi Shoji Kaisha，Ltd.）总部设在日本东京，1902年3月开设汉口分行，行址在英租界太平街江汉关旁。主要经营车糖（精制白糖）、海味品的进口和牛羊皮、猪鬃的出口。^[6]三菱曾与三井联手与英商太古、怡和洋行展开车糖市场的竞争，于民国初年击败英商，占据垄断地位。为争取客户，采取灵活的经销策略，一般提货时先付两周的定期支票，甚至3周至1个月的远期支票。对少数业务来往较多的华商给予信任，可以不先付支票。还采取期货办法，提前1～3个月预付定金，提货时抵偿货款。逾期不提货，将定金作为栈租和利息。运输上也尽量给进货者方便。如购糖300包以上的，可由货轮就近沿龙王庙至集家嘴的码头卸货，购30～50包的，用汽车送货，收取少量运费。在汉口销量极大的是海带，还经营海参、鱿鱼、干贝以及香菇、冬菇、高丽参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在汉营业。

186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是汉口第一家外国银行。^[7]翌年，利生银行亦入驻汉口。^[8]1868年，英国汇丰银行也在汉口设分行。至1910年，共有英、俄、德、比利时、法、日、美等10家银行在汉口设有分行。民国前10年间，又有法比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中法实业银行、日本台湾银行（1915年）等11家银行在汉设分行或总行。外国银行以经营外汇为主，但在中国享有发钞权，其发行钞票流通于整个华中地区，同时，也大量吸收华人存款，对存款者不问来历，不问地址。民国时期，外国银行在汉口的兴衰变化主要是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和武汉沦陷时期。尤其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未及时撤退的外国银行都被日军接管，抗战后期，仅有正金、台湾、汉口3家日本银行。抗战胜利后，日本银行被接收。麦加利、汇丰、东方汇理3家银行复业。1949年5月后，在汉口的外国银行相继停业。

6.东方汇理银行

1875年，为经营印度支那金融业务，法国几个大银行联合设立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总行设在巴黎。1902年在汉口设立分行，同年在汉口法租界兴建两层砖木结构的法国洛可可风格的行舍（今沿江大道171号）。该行除为法国在汉工商企业的商务活动提供极大金融便利以外，抵押地皮也是其业务中之大宗。刘歆生大量收购汉口地区湖泊荒地，即得力于该行的资金支持。1949年8月停业。^[9]

◎　1908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股票。

◎　原法国东方汇里银行，建于1902年。

7.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于1864年设立香港总行，1868年在汉口设分行。汇丰汉行在汉享有发钞权。所发纸币在汉口市场有一定信誉。后因发现伪钞而未继续发行。抗战爆发后，汉口英国领事馆曾派专人住在银行楼上观察和记录日机轰炸情况并向英政府报告。武汉沦陷后业务锐减。为此解雇了部分华人职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没收汇丰银行在汉所有财产，账册报表由横滨正金银行接收，行址被日军特务部占用办公。1949年5月停业。^[10]

8.麦加利银行

麦加利银行（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亦译“渣打银行”。原为商办，1853年英政府入股，总行设在伦敦，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地。1858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简称“在华总行”）。1863年夏，在华总行派人来汉赁屋营业，仅依季节为经营茶叶的洋行服务。随着进出口贸易发展，1865年在英租界建楼（今洞庭街55号），设汉口分行并正式开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汉外国银行联合成立“汉口外国汇兑银行公会”，麦加利汉行当选为“永久主席”。武汉沦陷后的业务清淡。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金融班没收了该行库存的24万余元法币及客户所存大小铁箱、木箱数十件。后银行归日本正金银行管理。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1月2日复业。1949年2月停业。^[11]

◎　1941年汉口英国麦加利银行31美元取款票据。

9.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原名国际银行公司，1812年成立，总行设在纽约。1910年在汉口设分行，雇请英国人诺思（North，汉名被称为“老虎”）为汉口分行经理。初期业务范围不大，仅替美商洋行和传教士办理汇款存储等。后通过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得其胞弟刘端溪任花旗银行买办，刘子敬幕后负责经营，业务才日益增长。花旗银行在汉发行银圆券，以外汇业务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规定存款须达1 000元始能开户。该行对中国钱庄不开立往来户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美国初守中立，花旗银行趁机扩张。大战结束后，便以白银17万两在今青岛路口新建五层楼的行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花旗银行暂时停业。1940年底宣告结束。抗战胜利后也未复业。^[12]

10.中法实业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Banquo Industrielle deChine）创立于1913年，是中外合办的实业银行。总行设在巴黎，资本总额为4 500万法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和英国福公司占多数，中国占三分之一。汉口分行在江汉路上。“该行开业后，在吾国营业成绩甚佳，据民国四年（1915年）报告，纯益2 081283法郎，股东得年八分之红利。至民国七年（1918年）巴黎总行营业损失甚巨，遽行停业，而上海分行亦得总行之命令，同时停止兑现，并于十年（1921年）六月正式宣告倒闭矣。”^[13]据1921年调查，中法实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汉流通的尚有37万元。1922年7月，中法两国组织“中法实业银行租借银行公司”，与中国政府共同管理该行，并受中国政府监督。1949年以前，业务基本停止。

◎　原花旗银行，建于1921年。

◎　汉口美商花旗银行1元样票。

11.横滨正金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The Yokohama Specie Bank，Ltd.）是由日商中村道太等人发起，于1880年成立的股份制银行公司。总行设在日本横滨。1906年在汉口设立分行，在今沿江大道南京路口建筑行舍（今湖北省国际信托公司）。1911年前在汉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的银圆券，共100万元。1911年3月，曾贷款1 000万日元给清政府用于京汉铁路的资金周转。同时，也“专司长江流域所产之棉花、麻、五倍子、赤麦、牛皮、猪鬃、药材、桐油、菜油、黄蜡、漆等之对下游输送及对日输出汇兑，同时兼理自日本及下游输入之绵丝、布绢、绢布、生丝、文具、机械、自行车、颜料、药材、纸张等之汇兑”^[14]。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中国政府接收。

（三）库场与近代码头的兴起

汉口开埠后，依托租界，存放货物的库场发展起来。1861年3月，英国商人韦伯从居民手中租一间房做栈房，成为汉口最早的库场。1863年，一位美国人在汉口设立仓栈，并用“十日以内，不计栈租”的优厚条件吸引商家存货。中国招商局也随之在张美之巷口设货栈。之后，外商洋行纷纷在汉口设有两三个仓库，很多仓库都以存货一个月内不收租金且担负仓库搬运费为条件吸引货源，致租界内堆栈业甚为发达。

◎　汉江商船。

◎　江汉关。

堆栈业的出现，带动了近代轮船码头的发展。第一座轮船码头是英国宝顺洋行于1863年修建的宝顺栈五码头，俄商顺风茶栈也于1871年修建顺丰茶栈码头。1873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江汉关附近开辟两座专用码头。同年，中国的招商局汉口分局在洪益巷口设有中国的轮船码头。1897年，在马家墩建起燮昌火柴厂码头，这是中国武汉民族工业的第一座码头。此后，各国洋行、会社和轮船公司都辟码头。至清末，沿江一带的深水港埠均成为外商的轮船码头了。轮船码头均配置有趸船，可以停靠远洋大轮船，同时具有客货两用的性能。

（四）国内外商路开辟与进出口商品贸易

汉口是中国近代较早出现轮运的地区之一。19世纪60年代初，汉口与上海通航，70年代末，又与宜昌通航。“长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两千余里，皆以汉为起点。”^[15]到20世纪初，汉口不但与长江沿线各重要城市实现了通航，而且在内河小轮船航运方面，也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以长江航线为主干、通达湘江、汉水内河的近代轮运网络体系。

该网络体系以汉口为航路中心，串起了大半个中国，可分为6条商路：1.东干以长江中下游为主干，内连沿江各省，通向海外，商贸最为发达，淮盐即走这条运输线。2.南干从岳州洞庭湖经湘江通长沙、衡阳、桂林；从沅江通镇远、贵阳。3.西干溯长江经沙市、宜昌、万县通重庆，成都、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市）、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市）、拉萨；从重庆经叙州（今湖南洪江市）通云南大理、腾越。4.北干从京汉铁路通周家口、开封、洛阳、郑州、道口、清化、北京、天津、更通潞安、太原、临清。5.西北干经汉水通樊城、老河口、汉中，从唐河通赊旗、唐市；经丹江通紫荆关龙驹寨、西安；从西安通兰州、迪化、宁夏、蒙古。6.京汉铁路通车后，串起沿路各省。

◎　制茶业是清末汉口最大工业，汉口也成为全国茶叶加工和出口中心。图为汉口苦力在码头搬运茶叶。

清末绘制的《万国通商图》中，中国仅有四个通商口岸入选，其中上海、天津和广州均为沿海城市，唯有汉口是内地城市。汉口市场上的大宗出口商品茶叶、棉花、桐油、牛羊皮等等，已经通过不同的国际商路，通达全球。其中主要有4条线路：1.汉口至上海、横滨及里约热内卢；2.汉口至上海、香港、广州及利物浦；3.汉口至上海至海参崴。4.汉口至上海，入海北上至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之路。

◎　1870－1910年俄国双头鹰公司茶盒，其茶源来自汉口，为皇家供应商。

◎　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参展的汉口茶箱及获奖金牌。

海外商路与国内商路互相呼应，19世纪70年代末汉口陆续开辟出数条远洋商路，外轮可溯江直达汉口，汉口终成为内联腹地、外通海洋的对外贸易重要转销口岸。

汉口开埠之初，对外贸易以输入为主。以前只能走私进入汉口的鸦片作为洋药公开进口。到19世纪80年代，进入汉口市场的商品有了呢绒、纺织、棉纱、染料、煤油、五金、纸张、砂糖、玻璃、西药、仪器及至缝衣针等。而棉花多从印度进口，洋布多从英国（含其殖民地印度）、日本进口，煤油最先从美国进口，后多国油商都向汉口推销灯用煤油。茶叶贸易兴盛后，用于茶叶箱内做垫衬铅片，开始大量进口。

汉口开埠后，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先有茶叶、豆类等，后有桐油、棉花、牛羊皮等。其中曾被国人视为废物的猪鬃、肠衣，应洋行需要大量出口。对外贸易量大幅增长，汉口一跃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口岸。

以下为开埠后，汉口重要出口商品一览：

汉口初开埠重要出口商品一览表

续表

续表

如表所示，汉口重要的出口商品中，茶叶在中国市场贸易占有量排第一，其他则以桐油和小麦最负盛名，有“汉口桐油”“汉口小麦”的美誉，烟叶、棉花在中国贸易市场中都占有数一数二的地位，蛋品与石膏亦行销海外。而出口商品的销售还带动了商行、工厂和商业广告的兴旺；棉花行就有鼎丰棉花老行、同兴泰棉花行、公源棉花行、华孚棉花行、裕记兴行、同丰棉花行、长庆生棉花行等；专营小麦的粮食行有集家嘴的同盛兴粮食行、同义兴粮食行、洪生乾行、祥记祥泰茂行，沿河大道的泰顺祥行、洪泰永行、新丰行、汉昌祥行；棉花打包厂有平和棉花打包厂、隆茂棉花打包厂、蛋厂有和记蛋厂；烟厂有南洋烟厂等；广告方面则有南阳烟草公司的“飞马牌”烟草广告（见1926—1927年的《汉口民国日报》）和应城石膏矿广告等。

◎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长城”牌烟标。

◎　茶叶之路漫画。

（五）茶市兴衰与中俄茶叶贸易起点

汉口开埠后，汉口成为外销茶叶集散中心及砖茶制造中心，茶叶输出额占全国出口总量的60%左右，最高时达到80%。19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和俄国是两个最大的买主，美国等国家也有买入。80年代以后，因印度、日本等国培植茶叶成功，大量收购红茶和茗茶的英商遂转向印度，美国转向日本，俄国遂独占汉口砖茶市场。十月革命后，中俄交通一度中断，茶叶出口陷入低迷，从此无兴盛。

◎　贩茶路上。

1899年（己亥）罗振玉辑译《戊戌年（1898）中国农产物贸易表》记述了汉口茶叶贸易情况。1900年汉口茶叶码头满是从茶船上起坡茶叶或从仓库上将茶叶搬运到船上的码头夫。1903年，汉口茶叶的最大买主之一的英国在贸易报告中评价汉口茶业质量非常好。1906—1907年，长江上已到处是运往俄国的茶叶的船只了，继英国之后，俄国是汉口茶叶的最大买主，俄国在长江边上设立了顺丰砖茶厂制备砖茶，在运往俄国的茶砖盒子上面会标明“汉口茶”标识，拥有这一标志的砖茶即是正品与质量的保证。昔日与俄商茶叶相关的建筑，至今仍在汉口大量存在。如新泰洋行、李凡诺夫公馆、巴公房子、顺风茶栈及汉口俄国东正教堂等。

对俄茶叶贸易之路的起点在羊楼洞，在《大清皇舆全图》中，羊楼洞的标识和汉口、武昌相同，可见其地位之高。羊楼洞出产的“川”字牌砖茶行销俄国，被称为“湖茶”。羊楼洞砖茶以“川”为标识，是因制茶之水来自纵穿羊楼洞的三条优质泉水，人称“三条港”。早期著名的“川”字牌茶砖生产厂家三玉川、巨盛川、长盛川均为晋商。道光末年，俄国商人开始在羊楼洞设茶庄收购制作砖茶，后来还发展成从源头设茶场、种植实验场种茶，以竹焙笼烘茶，木制压茶机压茶和生产砖茶的机器制茶产供销一条龙。之后，德、日等外商洋行和汉口等地商人也在羊楼洞设庄办厂，致砖茶、红茶外销大增。羊楼洞老街的青石板上，被独轮车碾出的印痕今日还清晰可见。从羊楼洞至新店再至汉口有固定的运茶线路：在羊楼洞制作完成的茶叶，打包后送往新店，装上木船，才能通过潘河外运出江至汉口。新店的明清古街道也是昔日的主要茶市。汉口与俄国茶叶贸易也顺利开辟出了海上运输线。该线路起止点依次为：从羊楼洞运来的茶叶，从汉口装船，溯汉水入襄樊唐白河口岸，换骡马驮运北出河南社旗，经洛阳过黄河，走山西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河北张家口（少量至内蒙呼和浩特），改驼队运往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换牛车走150公里抵恰克图。全长3000多公里，行程3个月。

（六）近代转口贸易港口初现雏形

汉口开埠后，汉口对外进出口贸易在数额与实质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876年对外贸易额甚至达到6 285万两，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4 000万两左右。汉口港对外贸易在平稳中有所增长，且大体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

1867—1889年汉口对外贸易值

数据来源：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一辑，281页，283页。

实质上，汉口已经从开埠前全国的商品集散中心或贸易中转站转型为近代转口贸易港口。开埠前，商人从本地运商品到汉口，再从汉口购买自己所需商品运回本地，或从外地购买商品运到汉口，再从汉口转运到本地，这是作为商品集散中心或贸易中转站的汉口。开埠后，汉口的商品集散中心或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与作用仍保持，其内容与实质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汉口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汉口贸易地域内的商品集中到汉口再直接或间接出口到国外，或外国商品直接、间接到汉口再转口贸易到汉口的贸易地域内，汉口成为国外商品销往内地，内地商品销往国际市场的转运中心。此时汉口的贸易地位不仅是商品集散中心，也是转口贸易中心。（所谓“转口贸易”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进口某种商品不是以消费为目的，而是要把它作为商品再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售的行为。）

◎　1850年代前后中国手绘描金茶盒，其外形参照原汉口俄国领事馆。

◎　1878年汉口工人装订茶箱，彩色玻璃照片。

◎　汉口海运茶箱。

◎　1910年5月27日美国9000吨“罗伯特·美元”号货轮停靠汉口。

◎　1890—1910年汉口茶，茶盒顶部含俄国老人图案。

◎　1907年10月7日汉口俄国领事馆明信片。

◎　1870—1890年汉口茶箱，外部含有手绘花卉图案。

◎　1880—1910年俄商汉口新泰茶厂茶叶罐。

◎　新泰茶厂有双锚图案的砖茶。

汉口的间接转口贸易，不只是进出口商品从其他口岸（如上海）转运来汉，还有既到汉口的洋货，又复转往其他口岸（如宜昌、长沙等埠）；土货出口，也不只是经过其他口岸（如上海）以运往外洋，还有其他口岸（如宜昌、长沙等埠）的货物经过汉口以直接或间接运往外洋。以上海、汉口、宜昌三埠的关系为例，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汉口间接转口贸易表

数据来源：彭雨新：《抗日战争前汉口的洋行和买办》，《理论战线》，1956年第2期，第22～29页。

汉口这种转口贸易的功能与作用，可从《湖北商务报》的相关记述中得到反映。据《湖北商务报》卷十五载：“由半税单分配内地之外国品价额，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九百四十六万余两，更分别各省，以察输入状况，则自汉口供给外国品者，其多为湖南省，其额至四百四十万余两，湖北省亚之。”

从开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作为连接中国内陆广大腹地与世界市场的桥梁，其作用日益显现。经汉口销往内地的外国商品及经汉口销往国外的内地商品，无论是从种类、数量及地域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展。正如T.H.朱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那样：“汉口开埠以后，外国商人纷纷到来，大量的地方产品汇集到这里，汉口随即成为一个直接出口市场。可是，由于它的位置深处内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进口货物与地方土特产的集散中心。于是，直接对外贸易趋于衰落，而转口贸易则明显上升。显然，这表明汉口的性质主要是一个转口贸易港。”^[16]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880年汉口直接进口贸易值仍处于较低的位置，转口贸易值则占了较大的比重。

汉口海关检查的贸易货物价值统计，1880年

数据来源：海关总税务司：《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报告》，1880年，第47页。

（七）商业社会效益的凸显（慈善、消防）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行会组织的勃兴，而行会组织在公益慈善及消防活动中又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社会的效益。行会作为一种法人团体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在19世纪，这些活动既可以向内——仅仅面向行会成员，也可以向外——面对行会所在的社会共同体（社团）。行会慈善机构并不是汉口唯一的社会服务资源，但行会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慈善工作有时被认为是行业组成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对于同乡会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它不仅要推进家乡地区的商业影响，还要为本乡人在客居这个城市期间提供帮助。然而，不受地缘限制的行会也赞成这样的目标，比如官煤船户公所就宣称，“进行公共慈善活动”是其主要目的。

消防是行会承担的一项由关心其团体财产派生出来的社区服务。行会经常捐赠土地作为火路、火道，用于防止大火蔓延，并供消防队员进入和居民逃离；它也经常给这些火路的清扫与建设提供经费。^[17]在维护消防设施方面，会社既是社区赞助人，又是社区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媒介，例如，当山陕会馆成功地恳请地方官府禁止侵占此种火路时，行会宣称它不仅代表本行会的成员，还代表所有毗邻的邻居。^[18]行会也维持消防组织：水龙和水会，为它们配备人手和设备。汉口的行会直接组建并提供经费的这类行会有数十个，其中包括徽州公馆于1801年建立的一个，谷商会所于19世纪60年代建立的一个，以及山陕会馆于1880年建立的一个。^[19]徽州公所与山陕会馆的水会分别雇用了44人和46人。

二、张之洞督鄂与“东方芝加哥”形成（1889—1907年）

张之洞是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人物，他督鄂后，决意“缔造先从江汉起”，大兴洋务，在工商业方面，前后颁布了举办商报、商学、商会、商业交易会以及主张振兴工业、生产土货等一系列的商政措施，收到联络商情、开发地利、拓展销路的效果，也产生了广开风气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刺激人们对民族危机保持着清醒的忧患意识。武汉的商务公所、商品博览会正是在张之洞督鄂时期肇始的。正是张之洞的“商政”顺应了汉口的商业发展大势，才出现了罕见的中外商行共存下的竞争与依赖局面，造就了20世纪初汉口“东方芝加哥”的辉煌。

（一）张之洞的洋务新政

汉口开埠后的30年间，汉口商贸有所发展但速度较慢。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采取一系列发展湖北经济的洋务新政，对汉口市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兴办实业，改良农业，发展交通通信，改革金融，提倡“商战”。张之洞督鄂期间，先后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从1890年到1909年，他在湖北先后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湖北纺纱官局、武昌制革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湖北针钉厂，总资本约1 130万银两。特别是湖北纺纱官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缫丝官局和湖北制麻官局四大官办的工厂（简称“纱布丝麻四局”），^[20]统一四种布料生产，大大提高了本地布料生产力和市场占有率。

张之洞主张振兴工业，多出土货。为此，他减免土货税厘，对民族资本工厂实行请免厘税政策。之后，武汉的官办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辛亥革命之前，武汉有官办纱布丝麻四局等大量工厂，有私营工厂120余家，商店8 000多家。张之洞督鄂后期，湖北官办、官商合办的工厂占全国同类工厂的24%。兴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创办的民办企业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总额达1 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21]。近代工业的兴办和发展为汉口市场提供了大量本国工业生产的产品，成为汉口市场发育壮大的新的生长点。

◎　1889—1906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主持“湖北新政”，成效卓著。(www.daowen.com)

◎　张之洞在江汉关道员桑宝关于用铜紧张“说帖”上的亲笔批文，对玉桑道“恰鄂省急需铜斤之际，深知公款之拙，慨然将已购紧要之地段捐出”提出表彰，称“询属深明大义，公而忘私，深堪嘉奖”。

◎　1907年湖北粤汉铁路息折。

改良农业。张之洞十分重视湖北的农业改良，并采取了一系列改良农业的措施。如：1892年、1893年两次请使臣从美国购回棉种，在主要产棉县推广；多次派员赴浙江购买桑苗，并从浙江招募匠师来鄂传授技艺；从西方国家引进茶丝加工机器，创办湖北缫丝局、汉口机器焙茶公司；先后聘用美国、日本农学教习15人，来鄂传授农桑知识，培养农业专门人才；1898年创建武昌农务学堂，积极倡行近代耕作方法和技术；重视商品性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与推广。以上措施促进了20世纪初湖北茶叶、棉花、桐油、芝麻、豆类、生丝等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汉口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

发展交通通信。张之洞积极主张修建铁路，推广邮政，发展电信。在他的筹划督办下，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为表示重视，张之洞还特地出席了京汉铁路通车典礼。京汉铁路通车后，从整体上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格局。通车前的武汉，主要在长江横向传导中充当重要角色，通车后，有了南北沟通的交通条件，汉口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九省通衢。加之汉口商业贸易从国内延伸至国外，故而汉口商业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河南郾城、周口一带的农副产品不再运往镇江，改由铁路运往汉口。故而有资料评述：“观近年来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大一倍，伟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第二位，皆此铁路之力。”京汉铁路使得武汉成为20世纪初以来国内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轮船航运方面，1897年张之洞设立鄂湘善后轮船局，随后相继成立10家小型轮船公司。电信方面，到1906年，湖北省已建电报局及分局38家、邮政局及代办300余处。交通、通信的发展，使湖北交通通信事业进入了帆、轮、轨、电并行的阶段，使武汉成了华中地区水陆运输、通信的交汇枢纽。不仅如此，交通业的发展还刺激了钢铁、机车、铁路车辆等部门的生产或制造，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为商品的运销提供了便利工具，从而使清末汉口市场作为物资集散地的作用更加突出，市场规模更加扩大。

改革金融。张之洞还在湖北进行了货币和金融机构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币制。张之洞主鄂之前，湖北币制混乱异常，境内流通的货币银两、外国银圆和制钱并行使用，相互换算困难，这种货币制度完全不能适应突飞猛进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张之洞到任后，援照广东成例，在鄂设局开铸银元。由于所铸银元质量优良，1901年清政府颁令各省拨款附铸，使湖北和广东成了全国铸造银元的基地。二是改革金融机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以后，发现传统的钱庄、票号不能适应近代工矿企业融通资金的需要，乃于1896年在湖北武昌设置官钱局。官钱局的设立大大便利了货币收付、调拨和经营管理。随后，张之洞批准设立湖北境内第一家本国资本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随着现代金融机构的出现，传统的钱庄业务也从经营货币兑换扩大到从事商业款项收支、资金融通等方面。1908年，武汉的钱庄扩大到149家。武汉成了华中地区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22]。此外，银行和钱庄还吸收社会游资，办理出口押汇，开展抵押放款。这一切都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刺激了工商业的活跃，为汉口市场的发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　京汉铁路正式通车。

提倡“商战”，重视商业并积极维护扶持商务。张之洞曾说：“看以后时势，中国岂能以兵存，乃是以商存耳。”^[23]之后又提出“商务乃今日之要政”^[24]。

在这一重商思想指导下，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和发展商业。一是开办商务公所。1898年，张之洞在汉口创办商务公所，将湖北地产各种货物集中陈列，邀请中外商人前来参观，以此促进湖北特产的推销。二是设汉口商务局。1898年8月，张之洞奏准设立汉口商务局，立足于带动长江中上游各省经济，采取官商合办形式，以启发商智，联络商情为要义，由此，商人开始有了自己会议之处，开各省风气之先。三是提倡商学和筹设商会。1902年，张之洞在汉口创设商务学堂和商会公所，旨在启发商智，培养经商人才。1907年设立汉口商务总会。此时的商会有联络工商、调查商情、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市场等功能。在启发商智方面，张之洞还力主创办《商务报》。四是创办两湖劝业场。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兰陵街（今解放路）购民房150余栋，建立新式商场——两湖劝业场（展览馆和大商场），使之与京、津劝业场呈鼎足之势。劝业场内设3个主体展厅，分别展出湖北省内货物、进口货物和国内土货，参观者均可参观购买中国土货。商场还辟有公园和水楼，养有多种珍禽异兽，以招徕顾客。五是拟定振兴商务八条。六是运茶销俄。1894年，张之洞让江汉关道恽祖翼选上等红茶200箱，随俄国茶船运往俄国海口，经销售“颇获盈利”。是举大大减少了俄国茶商的中间盘剥，促进了中国茶叶的出口^[25]。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对商务的扶持维护。张氏督鄂期间，对此颇有作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专利保护、资金扶持。如1906年商人宋炜臣等人集股300万元在汉口创办水电公司，张之洞不仅对其产品给予专利保护，而且拨官款30万元给予帮助。第二，制定“便商”“利商”的规章。“除免省城护房捐”“裁并百货厘卡，改征统税”“裁厘局十有九，留二十局”等措施打击了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厘卡人员，大大减轻了商人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第三，营造良好的商务发展环境，从法律制度建设上规范、保护商务。“拟请由总署电致各国驻使，访求各国著名律师，每大国一名，来华充当该衙门编纂律法教习，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诸书；为中国编纂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若干条。”^[26]第四，保护商人。当商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张之洞总是尽力出面保护商人。如1896年商人叶成忠、何端棠被人密告“运粮济寇”，张之洞出面上疏朝廷为叶、何辩解，认为不能“以辗转流传之词率兴大狱，株累商民”。当然这是张之洞在做出详查以后得出的结论。由于张之洞的重商政策，清末汉口商业贸易更加活跃繁荣，商业网点、渠道更加发达，商业组织有新的发展，这就推动了汉口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张之洞在上述工业、农业、交通通信业、金融业、商业等领域推行的新政为清末汉口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体制、政策等有利条件。笔者认为，这些基础和条件是清末汉口商品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

1.改革政府机构，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政府投入，奖掖民间投资

张之洞早在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设若干新的政府机构，只是没有治鄂时动作大。张之洞在湖北新政期间在政府旧机构之外，大量增设新机构，使每一项新政事业都有对应的政府机构负责。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共设置各类新机构达36个^[27]。新机构的设置明确标示出张之洞治鄂的努力，同时也表明了他的制度创新性。为了保证新政事业的顺利进行，他通过大办新式教育的办法，培养出一批新政人才和初具近代意识的公民，使湖北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领先者。据1909年清学部统计，是年湖北全省学生数为94 064名，分别是沿海比较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2.2倍、1.3倍和1.14倍。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政府职员及百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商风的转变，为清末汉口商品市场的健全运作创造了条件。

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整个新政过程中，始终注意在不同的阶段，将有限的资财配置到不同的部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仅注重政府投资，而且大力鼓励民间投资。湖北早期新政的重点是移植洋务性的工业系统，而且又是规模宏大的轻、重工业并举，故财力必须集中在此。从1890年到1898年，湖北政府共投资白银900余万两用于其工业体系的建设。这种战略，使得湖北新政早期建成的工业体系，尤其是轻工业体系迅速取得了经济效益，并带动了民间投资近代工商业的热潮。在湖北新政的中后期，湖北政府为了解决早期新政暴露出的人才不足这个根本的缺陷，将财力主要投资于当时新政的“瓶颈”——人才教育之中。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中，湖北政府总共用于教育的投资达1 500万两左右，为同期工业投资的5倍到10倍^[28]。正由于此，湖北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功。张之洞及其政府对民间投资采取大力诱奖的政策，在政治上，对捐银办学或从事公益的商人给予各种功名顶戴，使之具有各种功名，如宋炜臣、刘歆生等大商人都有着“候补道”的头衔，从而取得“绅商”的资格。经济政策上，张之洞对新兴工商业采取免税减厘、薄征厚商、藏富于民的政策，极大地激发、调动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张之洞及其政府积极稳健的投资政策，促进了生产，刺激了消费，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为清末汉口市场的发展培植了土壤。

2.维护利权，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

汉口被迫对外开放后，成了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获取廉价农产品、矿产品原料的重要据点和基地。面对外国入侵、本国贫弱的局势，张之洞坚决主张维护民族利权、维护国家主权。但他并不盲目排洋，不空谈“华夷之辩”，而是力倡“仿行西法”兴办工商、兴办近代学堂，派遣、鼓励到外国游学，推行邮政。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鼓励改良土货，扩大出口。如面对汉口茶业衰落的情景，张之洞果断提出改良种制、实行茶业机械化的倡议，并亲自领导进行茶叶直接输出的尝试。由于张的努力，20世纪初，汉口市场几种主要土产品，如茶叶、棉花、桐油、芝麻、豆类、生丝、蛋品、牛皮、山羊皮的出口越来越旺。二是自开商埠。张之洞意识到如果自开商埠，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地阻止西方列强贪得无厌的侵略要求，使商埠的管理权控制在自已的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1900年，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武昌北门外十里之江岸地方辟为“自开商埠”。1901年张之洞奏请在东北三省自开商埠，“其利与各国共之，而管辖之权仍自我操之。一切利益我收其税，讼狱巡抚我司其权，官由我设，兵由我驻，地主之权丝毫不失”^[29]。张之洞还认为，外国不准单独承办中国矿务，但可附股投资等。这种主动地对外开放是一种很好的因势利导的策略。如主张与洋商合办工厂制造土货，认为“与洋商合办，既免占我全利，并可学其工艺”^[30]。自开武昌口岸，设立“通商场”，既吸收了华洋商人的投资，又避免了治权旁落。这种“通商场”对于清末汉口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且自开商埠的措施，不仅起到了抵制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作用，而且有利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关税的增收^[31]。可以说对外贸易的扩大是促成汉口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推进汉口城市近代化

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逐步进向近代化。汉口城市公用事业如电报、电话、自来水、电灯、汽船轮渡等相继出现，下水道亦列入城建规划。与此同时，汉口城市管理体系也逐渐改善。1896年张之洞奏准设立夏口厅，实行阳（汉阳）夏（汉口）分治。汉口的行政管理独立出来。

1904年成立汉口警察局，不仅负责治安任务，还承担处理民事、刑事案件，修筑道路，改善市容和土木工程事项。城市化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因为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无一不需要通过市场来购买。汉口的城市化不仅带动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资金向城市的集中、商品市场中心的转移，而且加速了各种工业、服务性行业、公用事业、运输业、建筑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逐步发生变化。市民意识、市场观念逐渐形成。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市场的发展与城市化是分不开的。

◎　1900年的汉口江汉路。

综上所述，汉口市场的发展与张之洞督鄂二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没有张之洞督鄂就没有汉口市场的发展。这说明一个地区市场的繁荣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一定的历史基础及外部力量的冲击外，领导者和政府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一个地区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具有一定的基础后，政府和领导人新型的管理办法及鼓励改革创新的政策与措施是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重要基础之一。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在实践中认真加以借鉴。

（二）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商业发展

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加速态势，社会各行业取得全面进步。及至20世纪初，汉口的繁盛已雄踞华中之首。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汉口城区扩大，商业中心逐渐形成，人口迅速增加。汉口城区的扩大，固然由于交通之便和商品流通的不断发展，同时也有赖于人力的大力建设。张之洞主鄂以后，即着手汉口市场的建设。1899年，经清政府批准，张之洞将汉口镇改名夏口厅。当时，市区的面积已扩展为东至滠口，西至涢口，北至黄孝河的大片地区。1904年，张之洞筹白银80万两修筑长丰垸至岱家山总长34华里的堤防，使该堤与修建中的京汉铁路之间生成大片商居可用之地。接着张又在原汉口堡基上修建后城马路，使汉口数十条交通要道连络贯通，加速了汉口商业中心的位移。同时，汉口“八大行”部分商户由汉正街一带迁入沿江商业区。1907年，汉口街区进一步拓展，市内城墙被拆除，后城马路被拓宽了。大兴土木建商铺，形成了今六渡桥至车站路商店林立的新型商业大街。旧时沿汉水而建的汉正街，依然十分繁华。这时，外商在汉口已占有一席之地，江汉关沿江而下为英、法、日、俄租界。租界与华界花楼之间的江汉路——歆生路，发展为金融业、大百货绸布店的集中区。农产品的批发、交易、转运则在汉水出口两岸。与此同时，汉口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张之洞督鄂前，1888年汉口市区有18万人，而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在全国普查人口时，汉口人口已达到24万多人^[32]。

2.商品种类扩大，商业品种增多。清末汉口市场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商品包括农、林、畜、副、渔产品，手工业品及其他各类杂货，可谓门类繁多、品种齐全。土产品最著者，以茶叶为第一，次为棉花、桐油、苎麻、药材、牛皮、杂粮、丝类、烟草、生漆、家禽、家畜、鸡蛋等。根据日本人水野幸吉调查，汉口市场输出的土产及原料有：兽脂、漆油、芝麻、菜种子、黄豆、小麦、绿豆、落花生、棉实籽、棉花、苎麻、猪鬃、蛋类、鸟毛、石膏、牛皮、山羊皮、铝矿、绵羊皮、白蜡、桐油等。清末由香港及国外输入汉口市场的商品有：本色洋布、洋布被单、晒洋布、天竺布、绫木布、洋锦缎子、花洋布、锡块、水泥、煤炭、赤色染料、人参、火柴、织花锦羽绫、色洋布、天鹅绒、棉纱、蛤蜊、缝针、石油、胡椒、铁道材料、铁道枕木、檀香木、苏木、海带、羽绫、铜块、日本铜饼、铝块、砂糖、冰糖、精制糖、白砂糖、外国制茶。由内地各港输入汉口市场的商品有：本色洋布、锦缎子、织纹锦缎子、晒洋布、织纹锦羽绫、绫木布、色洋布、外国铜块、天竺布、天鹅绒、日本铜块、花洋布、棉纱、铁丝、洋缎子、铝块、锡块、蛤蜊、檀香木、洋铁皮、火柴（欧洲）、苏木、水泥、火柴（日本）、海带、煤炭、缝针、砂糖、赤色染料、石油、冰糖、人参、胡椒、精制糖、机械类、铁道材料、白砂糖、线绒、外国制茶等。

以上各类商品除茶叶、棉花、桐油等土产及原料在明清时期汉口市场就存在以外，其余商品绝大多数都是张之洞督鄂以后，由于大批外国洋货输入和近代湖北工业产品的增加而大量出现的。20世纪初，汉口商业经营的品种增多，根据《武汉市志·商业志》记载，在外货方面，棉制品的品种有60种，杂货达27种，五金制品达15种以上，在国货方面达60余种^[33]。

◎　1900年的汉口江滩。

◎　1908—光绪戊申清国第一次汉镇春季赛马会纪念图。汉口华商跑马公会。

3.商业组织有新的发展，商业会馆、商铺的行业与铺面数量增多，大型百货商店开始出现，专业市场十分兴盛。汉口历来按地区形成商业行帮组织，如宁波帮、安徽帮、山陕帮、四川帮、江西帮、河南帮、天津帮、广帮、黄陂帮。张之洞督鄂以后，汉口的商业组织发生显著变化。1907年，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总会，随后按行业将原来的商业帮口改组为同业公会。清末汉口有会馆176所，占全省总数的52%，原有的八大商业行帮，此时已发展至140个行业，有商家7 000余户，每种行业商家多者数百家，一般数十家，少者亦有十数家，年贸易额超过1.4亿两银子^[34]。随着外国洋货倾销和本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还出现了一批高度集中的专业商店和大型百货商店，经营的商品从国外到国内，从机械工业产品到手工艺品以及经过精细加工包装的农副土特产品，应有尽有。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著名老商号也开始转型，向近代化经营发展。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汉口的专业市场十分兴盛。农副产品专业市场较大的有：汉口集家嘴柴炭市场、汉口杨家河杂粮市场。日用工业品专业市场著名的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统一街棉布市场、江汉市场（经营西药、化工商品）、民主市场（经营废旧和寄售物资）等。这些市场商品集散繁忙、业务吞吐量大，与周围地区和全国各地商业贸易交流相当广泛。

4.国内外贸易扩大。张之洞督鄂以后，汉口市场的贸易更加繁荣。汉口很快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对外贸易额看，在张之洞督鄂前，19世纪80年代末洋货进口额在1 000万两左右，土货出口额达2 000余万两。到1896年，洋货进口额首次超过2 000万两，1901年增加到3 604万余两，1903年超过5 000万两；土货出口额，1893年已超过3 000万两，1903年增至5 570万余两。进出口总额：1893年为5 100万两，1903年上升到1.17亿两。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时期外国商业机构——洋行大幅度增加有关。据统计，1892年在汉洋行数为45个，从业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 151人^[35]。他们通过买办收购原料、推销商品，形成一个从通商都市直达穷乡僻壤的买办网。从对外贸易量看，以汉口八大行为例，清末汉口八大行中除盐行外，其余七大行和另外一些行业均与进出口、转口有关。据统计，汉口每年销售的外国货占全国外国货进口总值的10%左右；而土货的出口值则占到全国的20%左右^[36]。此种盛况足以说明，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市场不仅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汉口已发展成为同世界市场直接接轨的内地口岸。

5.与全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张之洞督鄂时期，由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日益提高，汉口市场贸易辐射范围不断延伸，与全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汉口市场不仅在湖北市场上首屈一指，而且在全国亦有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名气，曾有“东方芝加哥”之称。以石油的输入为例，美孚公司为了销售石油，在汉口设立分行，下辖沙市、宜昌、重庆、长沙、常德、津市、老河口7个小型分行，各小型分行由汉口分行委派经理，划定一定的经营区域，并在该辖区内的大中城镇设立了若干经销店。一般的经销店沿长江流域有团风、鄂城、黄石港、蕲春；沿襄河流域有仙桃、岳口、天门、郧阳；沿府河流域有长江埠、随县、安陆；沿京汉铁路线有黄陂、孝感、广水、信阳、驻马店、新郑等处^[37]。20世纪初，汉口市场辐射力加强，以汉口为中心的商圈范围远及全国各地以至海外。据《全国商埠考察记》载：东沿长江直通江西、安徽、江苏而达浙江以通海外；南接洞庭与湖南、贵州、两广相连通；西溯长江，及于四川、云、贵而通西藏，远达缅甸、越南、印度；北赖京汉路经河南、河北而与西北各地和山东相通，间接与关外连通；西北经陆路而达陕西、甘肃，远及新疆、蒙古。各地商人云集汉口^[38]，汉口市场不仅行情灵敏、渠道畅通、购销活跃、商品流通量不断扩大，而且反过来影响了各地市场，活跃了各地的商品经济。

（三）中外商行的竞争与依赖局面

张之洞督鄂后，汉口贸易市场商业气氛浓厚，不仅国内官营资本与民族资本迅速兴起，形成中国商行，在开埠后进入的洋行更是凭借已有基础和优势进一步发展，形成中外商行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局面。

汉口开埠后，英、法、俄、美等国援引《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到汉口通商，其他西方国家根据“利益均沾”条款接踵而来。1862—1911年间，先后有20多个西方国家及其商人来汉贸易，一时洋行林立，遍布汉口，汉口商界一时进入“万国交通”时代。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汉口的外国人，1864年达300人，两年后减为125人，但以后逐年增加，除英、法、俄三国商人外，来者日多。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洋商与洋行数量迅速增长。

我们可从下列表格中看出这一变化趋势：

湖北洋行及洋商统计表（1891—1911年）

数据来源：Decennial Report，1892—1911年，转引自：吕一群：《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这些倍增的洋行一般设总部于本国或香港、上海，再设分行于汉口，而汉口又设分支机构或经营点于华中各省或本省各州县。如美孚石油公司，其总行设于美国纽约，其中国总行设于上海，中国总行下辖东北、华北、华中、华南4个分行。华中分行设于汉口沿江大道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内，它下辖沙市、宜昌、重庆、长沙、常德、津市、老河口7个支行，每个支行下设若干个经销点、分店于各县城、乡镇。这些洋行组织构成了相当严密的推销网。

◎　1902年浙江杭州通益公新公司股票。

◎　英国政府制作的汉口贸易报告。

外国洋行作为汉口对外贸易的主体，其经营上的主要特点是仰仗自己的资金与特权，形成优势，占领中国市场，获取超额利润。他们一方面采购原材料、半成品；一方面倾销洋货。当时从汉口所收购的原料、半成品以茶叶、桐油、芝麻、棉花、生漆、蓖麻、五倍子、杂粮、豆类、烟叶、鸡蛋、牛皮、肠衣、猪鬃、矿产品等为大宗。在洋货销售方面，多以日用百货、棉织品、毛织品、棉纱、煤油、五金、西药、卷烟、铁路器材、食品等为主，而一些日用杂货如玩具、工具、铅笔、图书、装饰品、伞、利器、绸缎珠宝、肥皂等也不断增加。从1860年到1911年的52年中，外国洋行在汉口得到发展与扩张，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许多洋行不但从事进出口贸易，还将其势力伸展到金融、航运、保险、制造业等其他领域。

外国洋行与中国商行，在汉口的进出口贸易市场格局中是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双方的竞争。双方的竞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利润的争夺。例如在茶叶的出口贸易中表现较为突出，在汉口开埠后，由于洋行操纵对外贸易，使中国商人、生产者与国际市场隔绝，对国际市场动态无从知晓，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完全掌握在洋行手中，使中国商人损失惨重。据1887年汉口海关报告称：“茶叶虽然迅速涌入市场，但销售很慢。（洋行）买主以市场主人的态度安闲对待茶市。茶价一跌再跌，直到最后才按常年价格的20%左右的价格，慢慢地做了少量交易。……外商买卖的一般情况良好，其中有些人，特别是经营上等茶叶的外商利润很大，而中国商人的损失极重，并且还要继续遭受损失。”^[39]外商不但在汉口操纵茶价，而且对茶的重量、质量横加指责，并借口减量减价，遭到中国商行、商人的一致抵抗。另一方面，则是在营业范围上的竞争，在进口商品的经营方面，在1880年代中后期，中国商行、商人不断蚕食外国商行的经营范围，并逐步占据了进口商品经营的主导地位。“视察中国与外商关系，则清商渐次蚕食外商营业范围，汉口输入重要外国品其大半为清商所输入，外商全袖手而旁观耳。现前年输入外国品总额二千二百七十余万两中，一千三百万两为棉丝棉布及毛巾等。而其输入尽归于清商之手。其他外国杂货等经清商之手者不少，故外国商人渐处于输入外国品贸易范围外，仅从事轮船业及茶业等。”^[40]中国商人所以能垄断进口商品利益至此者，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口中国商人有支店或代理店于上海，低廉购入外国品，故以廉价贩卖给需求者。“夫上海者，外国贸易之总汇也。各般外国货物尽集积于此，故天津、烟台、牛庄商买无论。长江沿岸大商买皆开支店于上海，或派遣代理人就外商店铺若竞卖处，或以外商为媒介，以直输入外国品，其购入货物价格大得低廉，比外商自为输入无大差。不但无大差，或转以廉价买为焉，加之清商精通一切需用者嗜好及其程度季节，故其所输入货物能得其适度无停滞之患。且于其店铺之经费比外商加廉，故得以廉价贩卖其货物。故重要输入品皆离外商之手，为清商所垄断。试就汉口输入棉布等求之，其有力清商十一二家，皆专擅输入利益者。”^[41]

第二，中国商人输送外国品于内地得领有半税单之权利与外商不异。1858年《天津条约》第二十八条规定曰：唯英国商人及均沾此条约之外国人，享有半税单特权。际输送外国产货于内地时，止于正税外，完纳子口半税，则免除一切厘金税，而清商不能均沾此利，其际分输外国品于内地不可不完纳厘金税、通过税等。故外国品上贸易，常为外商所独占，清商颇受困。其后1876年结订《烟台条约》，其第三条、第四条曰输送外国品于内地者不论何人，领有半税单免除厘金与一切通过税。“自后清商亦领有半税单特权，际输送外国品于内地得与外商竞进，因以压倒外商。呜呼政治上之力，能使商业发达如此。中国政府若能明目张胆考虑其厉害提撕商人，其进境岂可测乎。”

第三，上海汉口间航行轮船数量增加，运费低廉。“汉口初开港以来，航行长江轮船其数甚寡，一年间所入港轮船总数于1870年248艘，1871年305艘。大约每一两日仅轮船一艘为往来。故其运费颇昂，加之长江航路专系英美人所经营，待中国人其待遇法甚冷淡，中国商运货上甚不便。而来开拓商局，自营运货之利，又外国商人多经画长江航行，上海汉口间往覆轮船大增其数。1878年入港轮船为654艘，其中中国轮船实为313艘。太古、怡和、招商局三者之间竞进极激烈，则运费低落，货主大得便宜。”“如以上所论，清商太占便宜，外商瞠乎其后，若汉口无茶、蚕丝等各种物产，则外商衰微不知胡底耳。”^[42]

但是外国商行与中国商行、商人在汉口贸易市场中又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许多外国商行、商人购买本地土货时，就从汉口中国商行、商人手中买进。据日本人根岸估的《清国商业综览》中描述：“汉口棉花买卖习惯。……汉口本地花商和外省花商，进入产地购买棉花的不少，在产地购买棉花时，主要依靠当地花行购买棉农的棉花。汉口周围棉农有一台或两三台旧式脚踏轧花机，或有日本中桐洋行的轧花机，自己将籽棉或皮棉，农户将籽棉或皮棉装进篓中，布袋只装皮棉，肩挑到本地花行出售。花行将收购的籽棉轧成皮棉，再和收购的皮棉混合，装成一百四五十至一百八十斤的花包，到汉口销售，卖给汉口的花商及外国商人，汉口的花商及外国商人向装货来的产地花行们进行洽谈，谈妥生意后即行成交。”在汉口从事棉花买卖的日本商行有中桐、日信、东兴、三井、光田等，他们有的去内地收购，有的通过花行购进，有的直接从厂商手中购买。除了棉花行业外，其他行业如茶业、皮业、蛋品等行业，外国商行、商人与中国的商行、商人都有类似的合作关系。

（四）20世纪初“东方芝加哥”形成

经过张之洞督鄂实施的洋务新政，汉口一片繁华，特别是京汉铁路的通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船进入内江内河，英国、俄国、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近20个国家近3 000名商人在汉口，通过250余家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竞争，致“商业贸易，极称繁盛”。20世纪初，汉口的城市地位也直线上升，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四个港口城市中，位居第二，正如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当年所言：“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43]汉口商业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使外人艳称为“东方芝加哥”。一位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说：“汉口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中国的城市，不如说是国际性都会。”美国著名杂志《哈普》曾在《中国芝加哥》一文中，称汉口在中国的地位可以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并预言汉口必然会成为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

◎　1918年版美国《哈普》杂志中《东方芝加哥》一文，明确将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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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谦祥益”^[44]

在许多老武汉的记忆中，“谦祥益”与其说是一个布店的名号，不如说是城市的一个地标。初来汉口的人要打探汉正街的某一去处，人们往往会以“谦祥益”为参照点，说某某地方“在谦祥益上头”，或某某地方“在谦祥益下头”。为何这样说呢，大概一则“谦祥益”居汉正街中段，像圆心一样，可通向四方，便于寻访。二则因为“谦祥益”无人不知，初来者走进街巷密织的汉正街，只要奔着“谦祥益”而去，大抵不会迷路。

汉口的“谦祥益”共有三家，其中最为市民熟知的就是位于汉正街中段的“谦祥益衡记”，它是总号在京城的“谦祥益”的一家分号。“谦祥益”的创始人叫孟传珠，山东章丘县旧军村人，大概与孟夫子沾点亲故吧。圣人的后裔虽系平民，为人却勤谨机敏，再借点先祖的灵气，孟传珠这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的货郎，生意竟做得越来越大了。积攒了一笔资金以后，道光年间，孟传珠放下了货郎担子，开始坐贾经商，生意一路从山东周村做到了皇城墙根。孟传珠的儿子孟继富颇有乃父之风，在京城站稳后，就把眼光投向全国，开始了设立分号连锁经营的步伐。

1885年，孟继富派赵春山为代理人，南下汉口，在戏子街（今人和街）开设谦祥益棉布店。1894年，又在汉正街开设了一家绸布零售店，这年恰逢孟传珠的孙子孟养轩出生，乳名叫“衡柱子”，孟老太爷一高兴，就将汉口的这家新开的分号取名“衡记”。“衡记”开业不久，生意很是红火，名气盖过了在戏子街的谦祥益棉布店，影响及于武汉三镇城乡各地，甚至远及湖南、河南等地。“衡记”开业十年，纯利润就达20万两白银。

“布衣”本色是汉口“谦祥益”的一大风格。所谓“布衣”者，既指其经营以布料为主，又指其平民化的身份形象。在武汉老百姓的心目中，“谦祥益”就像是自己的亲密朋友，没有身份上的隔膜。京城里“谦祥益”可不是这样，它的眼睛总是向上的，专门为王公贵族、八旗子弟和达官显贵服务，就是在民国之初，它的眼睛也是盯着前清遗老遗少、党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工商新贵的，还有梨园名伶。而汉口的“谦祥益”与汉口这座城市一样，是市民化的，在这里，它的眼睛总是朝下，平民百姓、三镇市民是它钟情的服务对象。

针对汉口市场的特征，“衡记”认准普通大众为其主要的消费群体，土布为其主要的经营产品。那时，洋布虽已深入我国，然主要是在大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城市。在广大农村，土布依然是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土布品种很多，良莠不一，精粗各异。耐穿而又色泽光鲜者当数宝蓝竹布、宝蓝洋布、宝蓝官布，时称“三宝蓝布”。相对于纯土布或纯洋布，“三宝蓝布”质优价廉，深受大众的喜爱。“衡记”看准了这一点，以经销“三宝蓝布”为主，占领大众消费市场。他们通过对产品质量、价格以及经营策略的精心运作，在这一市场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衡记”首先严把产品质量关，对“三宝蓝布”的质量做出自己的特定要求，白坯布染色时，先用臭泥巴糊抹坯布，均匀摊平，两天后才能下染缸，这样染出的布不褪色，又发亮。染整搌平后，由专人检查质量，色泽不匀、略有斑点的均作次品处理。在价格上灵活多样，正品正价，次品折价，所购布料多寡不同，价格上的折扣也不同，九五折、九折、八折不等。面向大众的经营作风与经营方向为“谦祥益衡记”赢得了大众的市场，赢得了大众的信赖，武汉周边及荆、襄、豫、陕等地商贩纷至沓来，远近顾客争相购买。

精准的市场定位、周到精细的服务、讲究质量的做工使得“谦祥益”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发展得红红火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谦祥益”以百货商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改革开放后，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蓬勃发展，“谦祥益”的发展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2002年的某天，随着一阵爆破声，“谦祥益”这座历经百年风霜的老字号从汉正街的地图上彻底消失了，那一刻，武汉市民的感情是复杂的，人们既为失去这位生活的“老友”而惋叹，又为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而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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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苏恒泰”^[45]

与现今不同的是，过去人们打伞，除了遮雨避风，还有文化礼仪上的用途，各种颜色的伞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寓意，如红的象征红火吉祥，蓝的代表美满，撑出一把伞，仿佛撑出了一片希望。彼时三镇人口繁庶，五方杂处，对伞的需求自然很大，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商业机会。制伞作坊由是而兴。清末，汉口的纸伞已颇具声名，与湘、粤、苏、浙等地的纸伞齐名。“苏恒泰”就是“武汉制造”的纸伞的代言人。其质优价廉、经久耐用的品质使之远近驰名。据说苏恒泰纸伞撑开后，人若投以小石，伞面能将石子弹回。还有的说得更神，人举着苏恒泰纸伞从二楼跳下，可保毫发无损。这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事了，然从中也足见武汉市民对苏恒泰纸伞质量的笃信。一把苏恒泰纸伞少则可用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湖北荆襄一带农民遇有嫁女娶媳之事，必下汉口一趟，购置的彩礼嫁妆中，少不了“苏恒泰”的红、蓝纸伞各一把，为的就是要图个美满吉利。

驰名汉上的“苏恒泰”雨伞原系一进城打工的农民所创，那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事。此人名叫苏文受，祖籍湖南长沙石门坎，幼年从师学制伞，学成后亦农亦工，因祖传的坟田被同乡豪绅占据，诉讼于官衙，结果败诉，不但丢了坟地，连几亩薄田也赔了进去。同治元年（1862年），苏文受变卖家产，远走他乡，辗转落户于汉口，在关帝庙租得一间棚屋栖身。每日身挑修伞的担子，往返于集家嘴一带。集家嘴乃江汉交汇之地，客商乡脚络绎不绝，苏文受修伞的生意很是可观，修得多，见得也多，东西南北各色雨伞便了然于心。苏文受是个有心人，他注意到湖北蒲沂、潜江两地的雨伞无论是质量还是样式都逊色于湖南，何不将湖南雨伞推向汉口？他如是想，也如是做了。他把修伞积攒下来的30串钱做资本，买了一些原料，白天仍修伞，晚上便开始制作雨伞。他把伞骨、伞柄加粗，纱边增加两轮头发绳子，伞面裱三层净料皮纸，打三道油，如此这般，一把湖南特色的雨伞就做好了。其伞结构坚固，抗风力强，经久耐用，售价240文，取名“苏恒泰”。一经上市，顾客就感到质量胜过蒲沂、潜江两地的雨伞，于是相互宣传，购者日众。苏文受渐感一人难支，乃雇人增加生产，后来又在关帝庙魁斗巷租得一间门面，挂出“汉口苏恒泰伞店”的招牌，有模有样地经营起来。

一个品牌的驰名并非一蹴而就，它的质量与信誉是在时间的磨砺中锻造出来的。“苏恒泰”的驰名就说明了这一点。苏恒泰雨伞用料极讲究，做伞骨的竹子非湖南茶陵的不用；做伞柄的木料，非益阳的不用；桐油则要常德的；皮纸要购买陕西的。做工求精细，价格讲适中。如此一来，苏恒泰雨伞在消费者心中渐渐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清末民国初，汉口关帝庙一带有十多家伞店，对于“苏恒泰”的业绩羡慕不已，纷起效仿，然始终都不及“苏恒泰”，原因就在此。

市场是奇妙的，只要诚信守实，就会得到回报，成功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出现。“苏恒泰”发展到第二代苏云生做掌柜的时候，已渐著声名，但这苏云生为人吝啬刻薄，工人颇多怨尤。某年仲春，一场大雨连绵十数日，苏云生认为是雨伞销售的大好时机，乃吩咐工人加班赶造。工人便在赶活中暗做手脚，他们在雨伞上多涂了几层桐油，既多耗油，又不易干燥，存心要整老板一下。结果直到雨停时，伞没有销出一把，产品大量积压。苏老板以产品积压为由，将雨伞折价发给工人，充作薪酬，工人无奈，只好领受。当工人们拿着油光可鉴的雨伞走在街上时，路人皆以为奇，争相购买，工人们手中的雨伞很快被抢购一空，店内原本积压的纸伞也一售而空。抢购事件传颂一时，“苏恒泰”的名声由是大噪。

宣统三年（1911年），已创立40多年的苏恒泰纸伞因其优异的质量、广泛的声誉与稳定的市场，与汉口的“叶开泰丸药”“老九如梳笆”“牛同兴剪刀”等一道被评为“汉口十大名牌”。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湖北省区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苏恒泰”纸伞荣膺一等奖，“苏恒泰”成了名噪汉上的金字招牌。

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日新，使传统的纸伞逐步被花布伞、塑料伞、青布伞所取代，“苏恒泰”也行将从熟悉它的市民的视野中消失，时势使然，非人力所及。百川终究汇入海，“苏恒泰”也汇入到了新时代的洪流之中。

【注释】

[1]《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页。

[3]《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

[4]中南军政委员会外侨事务处，武汉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武汉市外侨工商业概况》，1950年9月；周季东、黄子权口述，刘谷云、孔振川记录整理：《汉口美孚洋行》，1963年3月，未刊稿。

[5]赖特主编：《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伦敦劳逸德出版公司1908年版。

[6]《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

[7]涂勇主编：《武汉历史建筑要览英汉对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8]《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9]《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10]《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66页。

[11]蔡萼英：《汉口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商麦加利银行》，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5辑《租界洋行》，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41页。

[12]董明藏：《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十八卷总第51—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396页。

[13]《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14]《武汉金融志》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开汉银行史料》，1987年版，第23页。

[15]涂文学：《文化汉口》，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16]T.H.朱：《华中的茶叶贸易》，上海，1936年，第197页。转引自吕一群《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17]《汉口紫阳书院书院志略》卷八，第26～27页，转引自罗威廉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18]《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卷一，第10页。转引自罗威廉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19]《汉口紫阳志略》卷八，第26～27页；1867《汉阳县志》，卷六，第16页；《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卷二，第11页、41页。转引自罗威廉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编：《武昌文史》第6辑，1990年版，第11页。

[21]陈锋：《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第59页。

[22]苑书义，琴进才：《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6页。

[23]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33页。

[24]张之洞：《劝学篇》，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25]杨铎：《武汉建国前经济略谈》，武汉文史资料1981年版，第12页。

[26]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2页。

[27]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200页。

[28]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1年，第120页。

[29]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5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5～3820页。

[30]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4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6页。

[31]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

[32]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9页。

[33]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商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34]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35]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36]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37]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页。

[38]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商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39]穆和德：《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40]《湖北商务报》，第十卷。转引自吕一群《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41]《湖北商务报》，第十卷。转引自吕一群《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42]《湖北商务报》，第十卷。转引自吕一群《晚清汉口贸易的发展及其效应》，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43]［日］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第1页。

[44]周德钧：《布衣“谦祥益”》，《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11期。

[45]周德钧：《细说“苏恒泰”》，《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