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大名镇之首，明代以来的汉口是中国商业历史版图不可或缺的部分。汉口占据水陆交通枢纽，明清商贾繁荣，有“楚中第一繁盛，九省通衢”之美誉。

明初，武昌、汉阳商业依旧繁荣。武昌金沙洲号称“东南都会”，汉阳显正街商业交易繁荣。有明张居正《舟泊汉江望黄鹤楼》诗为证：“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1]成化（1465—1487年）年间，汉江连续几年大水，汉江改道，改从龟山之北注入长江，将汉阳一分为二，汉水入江口两岸皆称“汉口”，汉口港深水阔，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四乡居户族聚而居。汉口同临两江，黄金地段吸引大量周边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及全国商贾云集于此。长江沿线商船移泊于此，沿汉水而下商贾船家，乐于在汉口沿岸装卸、贸易。水运繁荣带动商业兴旺，汉口市场萌生。嘉靖（1522—1566年）年间设汉口镇。

因汉口两岸是天然的优良港湾，明朝廷遂把漕粮、淮盐的运销点改设汉口。借江、汉水运之便，汉口作为码头和商业市镇快速发展，取代武昌、汉阳两大城市的商业地位，且作为四大商业名镇之首开始名扬天下，出现武汉历史上第一个商业高峰。

此间，明政府设立河泊所，在鹦鹉洲收取渔税，引起活动于鹦鹉洲上的商民的不满。万历（1573—1620年）年间武昌商民因不满朝廷派出的税监的压榨剥削勒索，进行了震惊朝野的反税监斗争，这一斗争影响波及全国，引起全国范围的反税监、反矿监斗争。但是不幸的是，明清之交战火连绵，商业最繁荣的“东南都会”金沙洲与“全国四大名镇之首”的汉口镇都遭到左良玉军队的烧杀抢掠，两镇商业随之凋敝。

清初期，汉口承担漕运和淮盐业务，水上运输迅速恢复和发展。漕运上，到道光（1821—1850年）末年，“楚米济江浙”高达三四千万担，汉口承担了全国省际粮运五分之一的份额，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淮盐分销上，经汉口分销的淮盐在道光年间达到高峰，道光十一年（1831年）分销淮盐约4亿斤，被称为“淮盐销售第一口岸”。

漕运和淮盐推动了汉口水上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成为汉口向商业名镇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汉口镇的发展与商业密不可分。汉口最初以前店后厂、沿街设店的方式从事商业，因而形成了诸多以行业为名的街道。这种街道也是汉口镇的专业手工业市场。这种以行业命名的街道大量出现，体现的是商业发展和市镇形成的关系及特点。

清初，汉口水运商市兴旺，转运业发达。乾隆（1736—1795年）年间在汉口便建造有天宝巷、大水巷、老官庙和永宁巷等码头。清代中期后，从小硚口到集家嘴沿岸，大大小小有30多个码头。由于水口两岸码头相连，泊船盛况空前，汉口便被称为“船码头”。鸦片战争后，有人粗略估计，水口两岸泊船数量，常年都在两万四五千艘上下，因夜间灯火通明，故有诗称汉口是“万家灯光彻夜明”的不夜港。

在全国各地商人聚居的汉口由于行业和商人籍贯不同形成了商行、商帮、会馆以及公所。武汉有明确记载的商业组织始于明代。最早的商业组织在同行业间形成，称为“行”；后来又以商帮为主体，形成以地缘关系和行业关系为主的商业组织——会馆和公所。清代，会馆、公所大量出现，维护市场秩序，提升行业自律，组织公益慈善，对武汉商业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初，水口北岸已有“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的繁荣景象。18世纪中叶，汉口市场上以“盐、茶、米、木、花布、药材”为主，乾隆年间，大小商品达230余种，汉口市面上充斥着天南海北汇集货物，清中叶以前，就有了“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的大气场。汉口终成“天下四聚”之一而名震一时。

◎　江汉揽胜图（明代）。

《汉口丛谈》的作者范锴说，汉口之“盛”，“盛”在“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商业的辐射力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还辐射鄂西等偏远山区，并引起汉口商业人口的集聚。

可惜的是，道光年间四官殿大火和塘角大火使汉口商业再次走向萧条。

一、明初金沙洲与显正街的繁荣

明初武昌的金沙洲天然码头和汉阳的显正街的商业贸易对开于长江两岸，热闹非凡，显示出作为商港其商业贸易的繁盛，而且两处交相辉映，形成双城格局下商业发展的顶峰。

（一）“东南都会”金沙洲

元、明两代，金沙洲是著名的商市和港口。明代的金沙洲有“百货云集，商舟辏泊”^[2]之誉，更是“有街八道，号称几十万户”^[3]。

1.商船避风港

与刘公洲形成的经历相仿，金沙洲也是大自然赐予的良港。元末明初及永乐十年（1412年）前后，武昌望山门外江中先后淤出金沙洲和白沙洲，两洲有所分工，形成了一处天然良港，即“金沙洲西、北、东三方水深二三丈至六七丈，外侧兼有白沙洲屏护，水深浪平，成为舟船避风处所”^[4]。众多漕船、盐船和各类客货船遂在此停泊，由此而“百货云集，商舟辏泊”，成为大批货物与商船流转集散的枢纽。

2.金沙洲关

明代对商税也非常重视，明政府还在各个重要港口设置了专门的税务机构征收船税。鉴于金沙洲港口集散船只的数量巨大，税源充足，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明政府在金沙洲上设置钞关，即金沙洲关，征收船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因金沙洲在东南要冲中及商品贸易发达程度上的地位，被誉为“东南都会”^[5]。万历年间（1573—1620年），洲上“有街八道，号称几十万户”，至今留有的“八铺街”地名即是金沙洲当时繁华情状的明证。

明初，除了金沙洲，武昌还有其他几个泊船点，如规模比金沙洲小的陈公套也是商舟客舫的停泊地。在汉阳，同是江流冲刷出来的刘公洲及其南纪楼草市与金沙洲一同繁盛了一段时间，嘉靖（1522—1566年）以后被江涛冲没，繁荣一时的刘公洲与南纪楼草市消失在大江中。汉阳船舶遂改在汉阳东门铁门关外一带停泊。从刘公洲的生长和消亡可以看出：沙洲成市，往往具有不固定性，皆因江河激流的冲刷致江滩河岸的此起彼消，江中沙洲与沿江沿河一带的湖汊，均常有变动，这是滨江滨湖地带的武汉地区，在地理结构上形成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

（二）显正街

在汉阳，刘公洲和南纪楼草市消亡之后，能与金沙洲一比的要数显正街了。显正街是汉阳城内的古老街道。显正街因通往城外商贾要道及繁荣码头，故而成为商贾云集的名街，其南侧的棉花街，是著名的棉花和布匹集散市场，遍布货栈、客店、酒肆、茶楼。虽然金沙洲港口与商市一体形成规模效应，但并未形成像显正街的著名商业街道，显正街可以说是以小得精致而闻名。

二、武汉历史上第一个商业高峰

武汉的商业在明成化（1447—1487年）年间出现了第一个高峰，这与汉水改道和汉口的形成有关。汉口形成后，由于优良的港口条件，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船，兴起了从南岸再到北岸的商市。万历（1573—1620年）年间，漕运和淮盐运销中心转移到了汉口，助推其飞速发展。此时，明朝政府为了征税，设置了征收渔税的河泊所，还曾引发武昌的反税监斗争。崇祯八年（1635年），汉口的汉正街繁盛一时，汉口亦获天下最繁华的四镇之首的称号。可惜的是，明末时汉口与武昌金沙洲遭明将左良玉（？—1645年）洗劫，受到重创。

（一）明成化年间汉口形成

成化年间，汉水连续几年大水，主河道在汉阳排沙口以下、郭师口（今郭茨口）以上决堤东下，改从龟山之北注入长江。龟山北麓地域劈成汉水南北两岸。汉水改道后，“汉口从汉阳中分出，襄河可停船避风，加以鹦鹉洲又没入江中，市场逐渐由南纪门向东门、铁关门一带转移，并向汉口发展，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已记载了禹功矶之旁为铁门关，即指今汉口”^[6]，最初汉水入江口的两岸皆称为“汉口”，北岸芦苇丛生、湖汊纵横，南岸鹦鹉洲至龟山头一带渐渐形成繁荣商市。然而北岸“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适宜商船停泊，故有人居。后又有各处商民在北岸泊商船，市场开始出现。早期顺汉江而下到汉口经商的山陕商人有一首这样的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从汉口的初步形成与发展可以看出一个规律：都是从适合于商船停泊，进而由商船的来往而促进居住人口的增长与商市的繁华。

◎　汉水改道。

（二）万历年间漕运和淮盐落户汉口

由于汉口的港口优良和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岸的繁荣商市，这一条件与集结优势为统治者和大商人看重。万历年间，明朝廷把各地漕粮运输与淮盐运输的中心都集中到汉口一地，这成了汉口腾飞的最大推动力。

明万历元年（1573年），朝廷规定：湖广所属衡、永、荆、岳、长沙等产粮地漕粮由城陵矶改在汉口交兑。集成了湖广的漕粮转运权，使汉口一地不仅在官方的运输系统中，而且在政治地位上也有所提升。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又把国家控制下的、由商人垄断的食盐运销口岸改设在金沙洲，因金沙洲地盘逐渐缩小，盐商转泊汉口，致汉口成“楚商行盐”总口岸，淮盐公所后来也建立在正街（今汉正街）。金沙洲的“东南都会”地位因其受自然条件所限，慢慢被后起之秀的汉口所取代，汉口实际上成了“东南都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漕粮是朝廷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运输量巨大，正是汉口改道后汉口的港口承载能力与吞吐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各处，所以会成为漕粮的交兑口岸。淮盐是两湖人民的生活必需和朝廷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说漕粮带来的更多是朝廷方面的信任，那么淮盐落户汉口，给汉口带来的则不仅是朝廷的信任，更是巨大的商业机遇。所以，漕运和淮盐双翼推动了汉口水上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成了汉口向商业名镇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三）河泊所与万历年间反税监斗争

明代在汉阳城与鹦鹉洲之间的夹河处设有渔税（渔课）征收机构河泊所。因鹦鹉洲是长江中游著名的竹木市场，故河泊所一带商贸繁荣、人烟稠密，从事打鱼的人也不少。今日尚存的“河泊所”地名正是历史的反映。

明代除了征收渔税外，还征收矿税，且由中央派出专门的税监到地方进行监督。正常的监督是不存在越权行为的，但派出去的税监大都是皇帝身边的太监红人，到了地方之后，以皇帝的代言人自居，骄横跋扈，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而且越俎代庖，攫取和掌握了各种税的征收权，还勒索、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明代宦官腐朽的一面在税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明万历二十四年（1609年），明神宗（1563—1620年）派税监陈奉在湖广会城（武昌）设点征税。陈奉在武昌横征暴敛，抢劫民财，甚至随意殴打湖广官吏。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其爪牙擅闯民宅，奸淫民妇，致民怨沸腾，由此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武昌商民反税监斗争。

武昌商民万余人包围征税衙署，湖广佥事冯应京（1555—1606年）列陈奉十大罪状。消息传至京城，明神宗却下诏，将冯应京解职并押送进京。武昌商民得知消息，再度包围征税衙门，陈奉逃入楚王府，其属下15人被商民抓住后丢入大江，“每投一人，两岸居民皆拊掌大笑为乐”^[7]，可见武汉商民对税监及其爪牙平时作恶的深恶痛绝。陈奉的部分属下有的走散了，有的走投无路，“犬行入江死”，也被大江吞噬。经此一事，神宗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以及众怒难犯，被迫把陈奉撤回京城。武昌商民反税监，致全国反税监、矿监的斗争风起云涌，影响波及全国。

三、崇祯八年汉正街形成与四大名镇之首地位确立

明嘉靖（1507—1567年）年间，在水口南岸崇信坊设置汉口巡检司，管理汉口镇，这是汉口设镇，也是正式建制的开始。崇祯八年（1635年），水口北岸袁公堤修成，在长堤和汉水之间形成了一条正街（即后来的汉正街），正街成为汉口沿河商业区的主脉。正街使镇区扩大，人口增加，并由正街发展出内街、夹街。明代中后期，汉正街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各条商业街，成为辐射全国的商业集聚之地。凭借其浓厚的商业龙头地位以及商业活跃度，汉口镇当时即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全国四大商业名镇，且汉口镇还是四大名镇之首。

四、明末汉口镇与金沙洲劫难

明末政局动荡，兵火连绵。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李自成大军打败的明朝廷“平贼”将军左良玉进入汉口镇，疯狂掠夺财富，奸污妇女。新兴且势头正旺的汉口镇顿遭浩劫。

处于武昌的金沙洲亦未能幸免。左良玉军抵金沙洲后，洲上商民纷纷逃至江中船上。但江中漕粮盐舶及民船均在抢劫之列，“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镇同。二镇故并饶财货，甲于全楚，未数日，荡然矣”^[8]，汉口商业随之凋敝。

明代发展出的“东南都会”与“天下四镇之首”的商业经济成果——金沙洲与汉口镇几天时间便损失殆尽，可见兵燹对于商业经济发展的创伤有多大。虽然左良玉对汉口和武昌两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劫掠，但两地的地理优势仍在，两地经商的精神和浓厚的商业气息还在，故在清初又再度起飞。

五、清初汉口复苏与繁荣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9]兵灾过后，“汉口优越的水运地利条件和丰厚的商贸利润仍为商界所青睐，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各地富商大贾再度集聚于这块风水宝地。不多久，青砖瓦舍取代了茅屋竹篱，四乡的流民成为市场不竭的劳动资源，汉口的商业、水运、服务诸业在短时间内便得以复苏”^[10]。康熙（1654—1722年）年间，在漕粮、淮盐和竹木生意的支撑下，明末饱受战乱的汉口镇重现繁荣景象。汇聚汉口的商帮不断增多，他们设会馆、建公所，借九省通衢之大码头，集散天下之货，营造出了拥有正街、河街与夹街的繁华的汉口镇。汉口镇通过自己的商业光茫，辐射周边城镇及鄂西北、湘西及黔东等地，成为明清时期“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可是好景不长，四官殿及塘角的大火又将复兴的汉口带入一片萧条之境。

（一）清初淮盐和粮食转运与汉口重生

汉口从明成化年间产生到逐渐成为天下商业四镇之首，靠的是官府的漕粮运输与淮盐的转运。明末左良玉把财货劫掠一空后，汉口只能再一次“商业起飞”，继续发挥自身的地理与港口运输优势，接收淮盐与漕粮转运业务，再次积蓄发展力量以打造商业重镇地位。

1.淮盐

清初，汉口仍为淮盐引盐分销之所，分销两湖淮盐。清朝在武圣庙设立督销淮盐局，专门征收盐税。乾隆（1736—1795年）时，经汉口分销的湖南、湖北两省盐引高达90余万引，道光年间（1821—1850年）达到高峰，道光十一年（1831年）分销约4亿斤，被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称为“淮盐销售第一口岸”^[11]。

因为盐船太多，部分盐船转到武昌武胜门外东北五里余之地的塘角码头停泊。塘角因汉口盐船的停泊而异常繁荣。叶调元曾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除夕夜看到新河开凿后更趋繁荣的塘角，在其《竹枝词》中描述道：“千艘万楫聚塘坳，爆竹声喧沸海潮，水面忽飞星万点，红灯一片出桅梢。”叶调元在注解中补充道：“各船停泊，除夕桅灯不可胜计，自米厂望之，但见火星万点，出没云端，奇观也。”^[12]只有部分的盐船停靠便使塘角出现繁荣的奇观，那么停泊大部分盐船的汉口又该繁荣到什么程度呢？可惜的是，塘角遭遇大火后，汉口盐业生意亦趋于萧条，叶调元所称道的繁荣奇观未有恢复。

2.粮食

清初，汉口仍为商品粮转运港口，主要转运两湖和四川的米粮和陕西汉中、汉水流域的杂粮至长江下游。粮贸兴隆时，盐船在下水回程时也运载粮食。当时，经世派学者海运漕粮的建议还未被守旧的官僚重视和采用，朝廷的漕粮运输依然依靠长江与京杭大运河，所以朝廷的粮食转运还是得依靠长江航道与京杭大运河，汉口更是离不开的转运点之一。商品粮与官粮转运之下的粮食市场规模庞大，部分粮船转泊在武昌鲇鱼套口和巡司河河道中。道光末年，“楚米济江浙”高达三四千万担，全部在汉口转运，汉口承担了全国省际粮运五分之一的份额，因此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3]。

3.汉口指称

清初，水口北岸已有“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14]的繁荣景象。早上的市集即人声鼎沸，人口高度密集，分辨不出市场与住宅区的区别。康熙年间，汉口巡检司从水口南岸移到水口北岸。此后，汉口专指北岸，南岸称为汉阳。汉口随着职司所在划分地域范围，虽然这时的汉口还属于汉阳管辖，但汉口与汉阳的界线在这时也慢慢呈现出来了。武汉三镇格局因此亦初步确立。^[15]

（二）商业名街与码头社会

汉口作为著名港口商业名镇，在货运转运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码头社会。商业名街包括“汉口之根”的汉正街以及各种地域的、专业的和综合性的商业街，码头社会包括各种特色的人物、工具及“打码头”的风气。“码头社会”在开埠前各个商业名街中逐步形成。

1.汉正街——汉口之根

汉正街有官街和正街之称，1926年后改称“汉正街”。之所以称为官街，因明清时期汉口巡检司以及雍正五年（1727年）由汉口巡检司分为的仁义、礼智二司等官署设置于此。当时以金庭公店（今金庭巷）为界，以西为仁义司，辖居仁、由义两坊；以东为礼智司，辖循礼、大智两坊。

街上布满各种商店，包括百年老店谦祥益。汉正街沿街商号多为红砖和青砖砌成的1～2层楼。朝街门面有两种情形：一、门板可以全部卸下的全开敞商铺；二、朝街面只开两扇布满铁皮、圆钉的大门，大门两侧开窗，柜台设在房屋两侧。

汉正街是三镇人口、街市、住宅、船只密度最大的地方。因商铺众多，商品丰富，街内摩肩接踵、人流拥挤。法国神父胡克（Barrister Gris Huck，1813—1860年）描述汉正街的拥挤时，感叹“以致想要穿过他们中间寻觅去路，必须付出很大气力”^[16]。除商民外，街内还有破产农民、帮闲文人、游方和尚、卖药道士以及优伶、妓女、乞丐等等。

街内寺、庙、庵、堂、会馆、公所以及农舍、住宅、棚房比比皆是。庙有宗三庙、武圣庙、老官庙、沈家庙；会馆有岭南会馆、湖南会馆、淮盐公所、山陕会馆等；商铺银楼则中式西洋风格混杂。汉水岸边的吊脚楼上有高挑的商业幌子，茶楼甚多。

2.新安街

康熙七年（1668年），徽属六邑商人在荒地上兴建起新安街。街内兴建有新安公所、覃怀会馆（药王庙）、山陕会馆（关帝庙）、岭南会馆、宁波会馆和江西公所等著名会馆。老汉口镇著名的新安市场就在这里，市场内，行栈、民舍、商店云集，尤其以河南怀庆药商的药材交易影响最大，著名店铺有苏恒泰伞店。

新安街上的徽商儒雅，重视教育与文化；怀庆药商多“儒服行贾”；山陕商人衣着随便，不讲排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调侃山陕商人：“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17]

3.黄陂街——“无陂不成镇”

黄陂街（今大兴路），是明嘉靖以前由黄陂人、孝感人聚集而形成的古街。后因聚集多家匹头和棉纱业的名牌商号和巨商大贾而著称。从事匹头的有泰和裕，从事棉纱业的有庆丰商号，从事绸布生意的有鸿彰永、庆生祥。当时汉口流行的上海阴丹士林布，几乎都出自黄陂街。还有从事银楼生意的名店老凤祥、老震华、老物华。黄陂街上的票号元和、裕兴、德兴及长胜钱庄，在银行业兴起后也长盛不衰。

汉口开埠后，黄陂街周边的大董家巷、洪益巷、大小蔡家巷、大小龙家巷、张美之巷、熊家巷、居巷等等，聚集有大量牛皮、桐油、猪鬃、棉花等山货行栈，经营进出口业务。抗战之前，汉口最著名的日用小百货市场在黄陂街帝主宫附近，抗战期间被炸毁。

4.打铜街

打铜街清初形成，街上云集制铜工匠，铜器业非常著名。打铜业的敬神与聚会之所“江南京南公所”就在打铜街附近。据说，张之洞督鄂时，曾带一德国人前来打铜街，因铜匠迅速为德国人解决了问题，德国人惊奇之余与铜匠合影。清朝官员想上前合影时，被德商阻止。由此可见，打铜街铜匠的技术高超。

◎　长堤街上的转糖小贩。

◎　清代汉口的小商贩。

◎　长江上的船只。

◎　19世纪末的汉正街（版画）。

◎　湖北汉口镇街道图。

5.花楼街

邻近租界的花楼街，既有别于汉正街的人群熙攘，也不同于长堤街的市井居民区，花楼街的繁荣犹如《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一样，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业在这条街上都能找到名字号，店铺林立，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甚至不乏青楼妓院，街上还有非常有特点的汉口小吃，荟萃鲜美，日夜供应；街上的建筑特点多是两层阁楼，下店上楼，热闹非凡，熙熙攘攘，商人们络绎不绝，叫卖声此起彼伏；坐在阁楼上，眺望行人，品茗赏茶，悠闲摇扇，自在逍遥。成为集中体现旧汉口特色文化的商业名街。

清代的汉口，在港口的货物往来中形成了一个以商船货运为支点的码头社会，即汉口“船码头”。码头社会的基础是货运运作，承担这一货运的是头佬、码头夫及其肩上的扁担，而为了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和地盘，出现了各股势力“打码头”的行为。

首先注意一下码头社会的货运运作基础，其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和高效率的分工工艺。清初，汉口水运商市兴旺，转运业发达。乾隆年间在汉口便建造有天宝巷、大水巷、老官庙和永宁巷等码头。清代中期后，从小硚口到集家嘴沿岸，大大小小有30多个码头。其中二十八码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关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比较著名，俗称为“八码头”。由于水口两岸码头相连，泊船盛况空前，汉口便被称为“船码头”。鸦片战争后，有人粗略估计，水口两岸泊船数量，常年都在两万四五千艘上下，因夜间灯火通明，故有诗人称汉口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光彻夜明”^[18]的不夜港。

◎　汉口人流拥挤的街道。

汉水沿岸码头分工比较明细，各有比较专门的货物装卸，保证了起运货的效率。集家嘴下码头主要起坡（卸货上岸）来自湖南新化的煤炭和来自汉阳、黄石的石灰；流通巷码头（大码头）主要起坡食油、皮油；大新码头主要起坡小量药材、煤炭、石灰；沈家庙码头主要起坡中药材；宝庆码头主要起坡大米；大水巷码头，主要起坡棉花（来自老河口、天门、沔阳）；永宁巷码头主要起坡粮食（粮食皆入八大粮行，再行分销）；小新巷码头主要起坡水果，所以又被称为“水果大码头”。

1883年的武昌城外江边，也有专门的米码头和油码头主要负责大米与粮油的装卸与储藏。这种在一条江中货物装卸分工明细、没有重复，从而极大提高效率的做法估计只有汉口与武昌有，在工业化运作前，这种分工精细的营运无疑是无比先进的做法。

码头中，职业分工中存在“头佬”“码头夫”。

1.头佬

头佬，即杂役的领班，是码头社会的管理者与业务的联络者。在码头上，头佬是有等级的，分为大头佬和小头佬两种。大头佬一般不出面，个个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一副士绅派头；小头佬各有不同分工，联系业务的头佬通常是生意人打扮，照场子的头佬则全身短打，里面白竹布短褂，外面黑纺绸对襟裤褂，扎上板带，如同打手。所以，人们眼里的头佬就多是如同打手的样子。照场子的头佬统领码头夫，按照帮口势力和宗派范围，划分区域、搬扛货物，不能超越。

◎　老汉口码头铜头板带一条（为下层头佬所佩）。

2.码头夫

码头夫，又称“脚夫”，也称“搬运”，是搬运货物上下码头的劳力。

为了方便搬运货物，码头夫有其身份与工作的行头，包括宝蓝色的一条搭肩，这搭肩平时系在腰上，扛包时则披在脑后。一年四季都穿着的草鞋、抿裆裤子和青色（即黑色）对襟褂子。这对襟褂子的优点是省布凉快，特别是工作流汗时方便脱穿。

码头夫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正式的码头工人有证件、证章（有黄铜白铜珐琅几种材质）、袖证（布质）和号衣背心。其中证件对各自码头的工作范围规定十分详尽，有的描述文字多达数百字。想成为固定的码头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必须得向头佬交纳200～300个银圆的扁担费，方有资格成为正式的码头夫。

另一种是“拉洋荒”（打零工）的，与正式工差别很大，跟头佬的差别就更大了。拉洋荒的码头夫每天须按四六开或三七开与头佬分成，所得仅1个银圆左右，这一点钱除去一天的生活日用，就所剩无几了，对于刚到汉口的码头夫来说，没有交纳扁担费，又不能省下钱，只能一直“拉洋荒”干下去，有的甚至一直干到老。

值得一提的是挑夫所用的工具“扁担”。

“千年扁担万年箩，压得腰弓背又驼。”码头夫的糊口工具扁担十分重要，材料也有讲究，主要有白檀、红檀、槐树、梨树、杨树等。扁担的形状有直扁担、一字翘（微微起翘）和簸箕弯（弯曲较大，弧度如同簸箕）几种类型。码头夫使用的直扁担，两头都有两木钉，用以固定所挑货物。簸箕弯扁担正反两面如鲤鱼形，中间略凸，两边稍薄，上有铁勾，便于挂货。

另外，抬特重货物需要多人同时工作，会用到老杠（较一般扁担粗大厚重）和游子（较一般扁担短小结实）。老杠居中，数量相等的若干游子分列左右。

3.“打码头”

码头上，各帮各派势力为了抢占分工和地盘经常有“打码头”之事发生。“打码头”分为两种，一则是各帮派之间的“打码头”，主要在汉水码头上进行；一则是各把头之间或者秘密会社内部之间的“打码头”，主要在近代轮运码头展开。这里主要介绍两个帮派打码头事例，顺便夹带提一下民国时期两个码头之间及黑社会打码头的争斗。

第一个事例是汉帮与湖南宝庆帮的“打码头”之争。清中期以后，为争夺鹦鹉洲，宝庆帮与汉帮的木材商人有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斗，官府累累介入。最后在曾国藩（1811—1872年）、曾国荃（1824—1890年）干预下方断案：“南不开行，北不围滩，南上北下。”即木排起坡，湖南做；木料下河，汉阳做。打码头已经不能在双方之间解决，只有出动第三方官府的介入和调停，而且需要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出面裁判，从这种通过权威力量的干预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双方对利益的争夺必然相当激烈。

◎　汉口老码头用木舀子。

第二个事例是湖南宝庆帮与徽帮的打码头之争。嘉庆（1796—1820年）年间，湖南船帮在汉水边修建宝庆码头，一度被徽帮占有，双方争斗长达百年。其间，一度有用让宝庆帮连放三箭的方式，划定宝庆码头和宝庆帮船民居住区的约定，京官刘光南还专门写有宝庆码头的界碑。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两帮再次械斗，双方各死亡数十人，最后徽帮败北，宝庆帮夺得码头。另有一传说：两帮打码头，县官因无法断案，遂命差役抬出一盆炭火，把一双铁鞋放炭火上烧红，让双方各选一人穿铁鞋行走，谁走得远码头就归谁，结果安徽人穿上走三步倒地，宝庆人穿上走五步倒地。法官即判宝庆帮获胜。后宝庆码头上曾为穿鞋人立有庙，称张公祠。因争斗出现械斗和死伤，在码头社会生存的人眼中已经见惯不怪，甚至为了获得地盘，不惜做出那些穿烙铁鞋子的极端行为，可见帮派之间打码头牺牲个人利益已经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一切为了帮派和集体的利益是打码头的核心，在这前提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民国时期有个“一角钱，四条命”的打码头事例。1948年，武昌文昌门和平湖门两个码头之间发生械斗。这两个码头相邻，来往船只靠岸，每次要收一角钱的靠船费。双方头佬协议，以船头朝向为准，船头朝上水，由文昌门收费，船头朝下水，由平湖门收费。有次文昌门的头佬发现船头朝上水的船费被平湖门收了，遂兴起打斗，结果文昌门的码头工人有4人被打死。

近代武汉轮运码头成立以后，黑社会间的打码头在这里经常发生。武汉轮运码头，分别由外商、中国官僚资本和国家经营，故无码头所有权之属，成为黑社会势力争夺活动的地盘。据1947年国民党对于《汉口市纠纷案卷》的统计，全市码头械斗965起，平均每月80多起。

（三）行帮、会所与专业市场

在全国各地商人聚居的汉口由于行业和地域不同会形成商行、商帮、会馆以及公所。在他们的操作之下形成了各种农牧产品、手工业以及竹木商品的专业市场。

◎　清末武汉海关用“验”字大木戳。

◎　汉口清末汉正街张阜康镜子店木质圆形广告印版。

1.行帮与会所

武汉有明确记载的商业组织始于明代。最早的商业组织在同行业间形成，称为“行”；后来又以商帮为主体，形成以地缘关系和行业关系为主的商业组织——会馆和公所。清代，会馆、公所大量出现，对武汉商业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1）商行

“行”始于唐代，是同行业商肆商铺集中的街区，后演变为同行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18世纪中叶，汉口市场上的盐、茶、米、木、花布、药材称为“六大行”。至19世纪后，市场不断扩大，又形成以粮食行、盐行、油行、棉花行、茶行、药材行、杂货行（也称“什货行”）、皮行为主的“八大行”，俗称为“八大行帮”。八大行中，盐行是垄断行业，不受市场影响。其他各行都在出口为导向的前提下，受国际市场影响或直接受国际市场支配。

汉口八大行后来分为上八行和下八行。叶调元在《武汉竹枝词》中有过解释：“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为上八行头，上八行敬神沈家庙（今宝庆码头下首，庙已毁）；手艺作坊为下八行头，下八行敬神三义殿（今三义街）。”^[19]此时，商行已经出现了自己行业的共同行业神，且在神庙主持祭拜活动。这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产物——商俗。

（2）商帮(www.daowen.com)

明代中后期，汉口镇出现商人团体客帮，著名的客帮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帮、福建帮、广帮、宁波帮等。1907年，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著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始称客帮为“商帮”。^[20]

帮口非常复杂，有按地域组合的，有按业务关系组合的，有按经营性质组合的。各帮均立有帮规，起着保护和约束本帮商人的利益和行为的作用。各帮经营的主要业务，其他帮口不能随意介入。如四川帮主营药材、桐油、生漆等。陕西帮主营皮张，湖南帮主营米谷、茶叶、竹木等。日用杂货类也分有帮口，如广洋杂货帮、江苏杂货帮，还有按业务关系分的棉纸帮、瓷器帮、山货帮等等。不同地域的商帮，常常为争地盘进行械斗，为的就是让本帮在市场中起操纵和垄断作用。

在湖广商帮的力量分布上，武昌帮和汉阳帮势均力敌，其他商帮在两帮的势力范围和地盘争斗上都只能退避三舍或是做垫底。1893年在沙市经营的武昌帮和汉阳帮曾经为地盘发生过械斗，沙市当地之后流传一句话：“烧鸡子（指武昌帮）、卤鸭子（指汉阳帮），湖南苕垫底子，本地哥儿们不能伸筷子。”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武昌帮和汉阳帮势力的气焰。

（3）会馆

会馆以客商原住地为馆名，因其以联络同乡、方便经商且互相提供商业信息为目的。汉口最早的会馆是康熙年间由广东商人建立的岭南会馆（即广东会馆），后江苏、安徽商人分别成立江苏会馆和徽州会馆；之后，各地商人均建有自己的会馆。汉口最著名的会馆有江西会馆、山陕会馆、徽州会馆、覃怀会馆和宝庆会馆等。

①山陕会馆是汉口最恢宏的会馆，其主建筑是高七丈的春秋楼（即关帝庙）。一百年前，山陕会馆曾是汉口最高的建筑，与汉阳晴川阁、武昌黄鹤楼呈三足鼎立之势。

◎　汉口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内设奎星阁、启成殿，供奉关公、奎星和孔子。太平天国洪秀全于咸丰四年（1854年）攻入汉口，以此为天王府所在地，在此准备攻取武昌。1854年，山陕会馆在战火中焚毁。同治九年（1870年）集资重修，历时25年，于1895年竣工。1937年毁于日军飞机轰炸，仅存断壁颓垣。20世纪90年代后，残存的最后一堵高墙被拆除。

汉正街保寿桥系山陕会馆所建，该桥旁石栏上刻的“道光十四年孟秋，山陕水烟众号修建”是为证明。

②江西会馆亦称“吉安会馆”，是汉口首屈一指的宫殿式建筑。叶调元在其《汉口竹枝词》中有言：

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

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21]

江西会馆内“万寿宫”精美的青瓷装饰画逼真地表现了当时江西会馆的豪雄。今日万寿里实为当初万寿宫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残存的石柱础和万寿宫内遗存的金丝披垫、帷幔、八仙桌椅等文物。

③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先后有紫阳书院、新安书院、新安会馆、新安公所之名，属旅居汉镇的徽州六邑商人所有。徽商供奉朱熹，有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之功，被社会视为儒商。徽州会馆因其善经商，有文化，所营造的新安街为汉正街最繁华之地。既吸引了一大批前来经商之人，也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前来，是汉口地区当时士与商的聚集地。

④覃怀会馆碑上记载有购地修庙的经过，碑文所载位置“坐落循礼坊”。

乾隆年间重修时，改名为“覃怀药王庙”。药王庙内有白矶石雕花栏杆，上有许多形态游云、张牙舞爪、活灵活现的石狮子。石狮子是药王庙建筑艺术价值的最大体现。可惜仅残存有大门处的石狮子一个，现立于晴川阁大门处。药王庙附近的石板路则成了汉正街残存的唯一一条石板路。原玉带河上的延寿桥即是药王庙后门处。

⑤广东会馆又称“岭南会馆”，是旅汉粤商营业会集之所，位于大火路，是清代广东商人在汉口修建的规模最大的会馆，创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属广州府的南海、番禺、新会、顺德四县所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同治八年（1869年）两次重修，宣统三年（1911年）遭兵燹，今无存。

（4）公所

公所以行业为名，为行业商人组织，故而不以地域为主。最早的公所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兴建的药材行帮公所。同行业公所在广货业、杂货业、鞋业、估衣业、柴煤业、山货行业、豆芽坊业、杂货店业、中西馆业、号栈业、木器业、棉籽棉絮业、机器米业、炉坊业、保险业中广泛存在，而且上述公所人数都比较多。

1656年药材行帮公所三皇殿在循礼坊沈家庙后成立，系汉口最早的行帮公所。

同治年间（1862—1874年），由汉帮、徽帮、浙帮钱庄在凤麟街和芦席街之间创办了钱业公所，供钱庄业祀神集会和交易之用。后来，三帮钱庄又集资在黄陂街矍家巷创建钱业公会。

此外，在汉阳公园内有船帮公所，在汉正街淮盐巷前，淮盐商人还兴建了盐业公所等等。同业公所后来发展为同业公会，且发展势头强劲。

武汉市同业公会众多，1933年《汉口市政概况》中记录汉口有同业公会154个，其中会员人数超过100人的有22个，除开保险业外，几乎全部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其中茶馆业以378人居首，卷烟业以300人居次。

商帮依托会馆和公所，推举董事，立定帮规，在规范中开展商务，成为汇散天下之货的重要力量。至民国元年（1912年），汉口有会馆、公所200余处。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同业公会法后，会馆、公所均按同业公会法改组换名称，旧址陆续改作学校、市场、堆栈或文娱场所。

2.专业市场

18世纪中叶，汉口市场上以“盐、茶、米、木、花布、药材”为主，乾隆年间，大小商品达230余种，其中纺织品60种，日常所需食品52种，文具纸张、矿产品、竹木、毛皮、煤炭等49种，山珍海味、干鲜果品、香料等56种，贵金属及珍奇玩好20种。^[22]汉口市面上充斥着天南海北汇集货物，清中叶以前，就有了“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23]的大气场。其中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专业竹木市场尤其兴盛。

（1）农副产品交易市场

◎　1906—1907年，武昌满载茶叶的船只。

汉正街沿河一带依码头货场集中了米谷、山货、杂粮、药材、花布、纸张、水果等行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其中油料市场在打扣巷；棉花市场与打扣巷相邻；薪炭市场在集家嘴；沈家庙有20余家米行，成为专业米市场；杂粮市场在汉水上游的杨家河；药材市场在药王庙周围。今日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已经转移，但当时沿河一带各种农副产品交易的单据作为历史证据还有留存。

（2）手工业专业市场——“街名一半店名呼”

当时的手工业专业市场非常兴盛，从汉正街老地图标出的相关街名可以看出，各种以行业命名的巷子非常集中，例如五彩巷、药帮巷、板厂巷、花布街、豆腐巷等等。故而，汉口竹枝词中有“街名一半店名呼”之说。

除了汉正街之外，长堤街、花楼街也有诸多街道都以行业命名。

更甚的是，汉口镇有诸多以行业命名的街道，如衣服街、袜子街、剪子街、绣花街、打铜街、花布街、白布街、芦席街等等。这是当初以前店后厂、沿街设店的方式从事商业的结果，即街道本身，就是专业的手工业市场。这种现象体现的正是商业发展和市镇形成的关系。汉口镇特别是汉正街的发展在商业史上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3）专业竹木市场

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1731—1815年）在其《汉口竹枝词》中描写汉口当时竹木市场的盛况：“扬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写蜀材。”^[24]

明清以来，木材始终是武汉大宗交易商品之一。木材来自四川、鄂西北、湘西黔东，从汉水、长江漂往汉口。因须放排、解排，故木材交易市场均临江而设。清初的武汉竹木业盛况空前，特别是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都是重要的竹木业港埠和市场。那时，从上游运往武汉的木材，多以木排方式运送。木排上搭有储物住人的房间，排头竖有旗杆，排尾种菜，养鸡、鸭。木排到岸时，老板要在码头杀猪办宴席，仪式很隆重。

清代，长年在鹦鹉洲上流传着一首湖南歌谣：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在当时，鹦鹉洲已是人称“小湖南”。1925年由陈焕楚等三人测绘的《鹦鹉洲湖南竹木帮全图》，上有“五府十八帮”及各帮会馆详图，反映了民国初年汉阳鹦鹉洲上湖南行帮云集的状况。据史料记载，当时各帮会在洲上购地建会馆20余座，有居民20余万人；官府在此设“竹木厘金局”，派驻官员收税。

鹦鹉洲原本是汉帮木商的地盘，清代中后期被宝庆帮木商强占后，先后带动湖南“五府［即湖南五个主要木材产地，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十八帮（即为各府内再按地域划分的小组织）”在此经营，其中宝庆帮势力最强。汉口宝庆码头，也为该帮所有。白沙洲发展成竹木市场后，宝庆帮在洲上也有极大势力，并建有常宁公所和旅鄂湖南学校第四初级小学。

◎　1890年代的汉江万商云集景象。汉江汇入长江的集家嘴龙王庙一带，桅杆林立，一片繁忙。

◎　清末汉口龙王庙码头舟船麋集，一派繁忙景象。

武汉如今还留存一些清代各种木行及各个老板的房屋，例如当时较大的木行陈正泰木行留存在鹦鹉洲上的大屋，洗马长街75号的黄宅（屋主系鹦鹉洲上北帮大佬，黄万顺木材行大老板），白沙洲大竹木商卢兴华的卢家老宅，属江夏民居风格，可惜2004年12月被拆除。今日《江夏县志》对鹦鹉洲内容的详细记载及白沙洲刘森泰木行的交易收据成了往昔竹木市场兴盛的见证。

（四）清中前期的“天下四聚”之一

汉口市场上的货物，大多通过汉水沿岸的20余处码头聚散。《汉口丛谈》的作者范锴说：“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汉口之“盛”，“盛”在“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25]。

（五）汉口辐射力与影响力

汉口在清朝的商业发达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辐射了鄂西等偏远山区。也由于其商业经济的魅力，成了流动商业人口的集聚之地。

1.汉口商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受汉口商业影响，武汉周边商业日渐活跃，形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商业圈。清同治八年（1869年）的《江夏县志》记载：汉口近郊黄花地（今中山公园一带）、汉阳近郊月湖堤内外的蔬菜园地以及江河湖汊兴起的鱼虾捕捞业，都是为城内居民需要而发展；武昌郊区家庭纺织的“赀布”（细麻布）和汉阳七里庙一带纺织的“扣布”远近闻名。金口镇、纸坊镇、五里界镇、法泗镇都是受汉口影响兴起的商业名镇；蔡甸镇、侏儒山镇也是“商贾数千家”“渔利最盛”的商业集镇。汉川家庭纺织业所产大布、小布、捻绸等都远销陕西、山西、云南、贵州等地，藕粉也畅销汉口。^[26]

◎　清末汉口商业街。

◎　1873年5月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参展的汉口茶箱及获奖金牌。

2.汉口镇商业辐射鄂西等偏远山区

汉口镇的商业也辐射到鄂西北、湘西、黔东等地区。鄂西最南端的来凤县百福司，地处酉水上游，那里的商人顺酉水入沅江，经洞庭入长江至汉口，与汉口有着频繁的油料商品的运输。今日有保存下来的一块康熙年间的石碑，碑文说明中有相关记载。

3.汉口流动商业人口

自明代中期起，汉口便因云集各地商人和工匠，呈现出“本地人少异乡客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状况。来自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湖南、山西等地的人口，因投资置业，多是从事商业、贸易、手工业和工业的上层业主阶层，拥有商号、行栈、字号和店铺。而更多来自黄陂、孝感、汉川、汉阳、天门、潜江及外省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则构成汉口市民的下层，他们多为脚夫、轿夫、船工、厨师、杂役、挑担贩运及以手工业、百工杂艺为生。他们有自己的街巷，如汉口打铜街上多为黄陂人，武昌筷子街上多为江西吉水人，沔阳街都是沔阳流入的人口居住等等。此外，南北方因灾逃离家园来到汉口的人口也基本上是居于市民下层。这种因人口来源地区，因从事工作不同而分地域分片居住的情形是商业人口众多的地区的人口发展及分布的一个典型样式。

（六）道光年间大火与汉口商业走向萧条

大火是传统中国竹木建筑的灾星，而使用竹木建筑建造的商业长街建筑，稍有不慎遭遇一次火灾，便是损失惨重。道光年间，汉口四官殿大火以及塘角大火，特别是塘角大火，将汉口商业带入萧条之境。

1.四官殿大火

清初，人们在四官殿码头附近建有四官殿（又称“火神庙”），供奉天、地、水、火四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官殿被火烧。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官殿再次遭遇大火，延烧街巷二三十处。但“一月之内，屋宇齐兴，凡百商家，俱复旧观”。^[27]四官殿商业从两场火灾中迅速恢复过来。

2.塘角大火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武昌塘角一盐丁吸食鸦片引起大火，烧毁官民盐艘近千艘，“损钱粮银本五百余万”，火后“群商请退”。因此大火，殃及汉口，此后，盐船不得在塘角和汉口停泊，汉口金融受损惨重，致汉口商业大萧条。

虽然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汉口失去了淮盐，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塘角的大火令群商损失惨重，不得不另觅新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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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镇的由来^[28]

四大名镇是指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和朱仙镇，合称为我国四大名镇。

景德镇之称源于北宋。景德镇的原名并不叫景德镇，而是叫“新平”，又名“昌南镇”。北宋真宗赵恒于景德年间（1004—1007年）命昌南镇烧造“御器”，底款都有“景德年制”四字，于是“景德窑”闻名全国，因此，将“昌南镇”改称为“景德镇”，从那时起景德镇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景德镇别称为“瓷都”，是因景德镇陶瓷工艺精美，瓷器名扬中外。景德镇制陶瓷历史悠久，至今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就制陶瓷，南朝陈（557—589年）开始制瓷，五代（907—589年）烧造白瓷，北宋烧造“御器”，元代烧制成功青花、釉里红等。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生产一道釉、彩绘、五彩、斗彩等产品。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景德镇所制薄瓷已具透明感，胎质全部用釉制作。明、清在景德镇均设官窑。清代官窑从雍正六年（1728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制作的瓷器，是清代瓷器制造业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所产影青瓷、属薄胎瓷，薄如蝉翼，轻如浮云。现在，景德镇成为江西省的一个直辖市，1979年又建立了景德镇陶瓷学校，使景德镇陶瓷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每年为国家生产包括四大名瓷——青花瓷、颜色釉瓷、粉彩瓷、青花玲珑瓷在内的1000多种，内外销瓷器达2亿多件，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汉口镇：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区长江与汉江交汇处之北，京广铁路线上，向为商业和交通重镇。原属江夏县，1926年曾设汉口特别市，1949年与武昌、汉阳合并设武汉市。

汉口镇名称的由来，是因地处汉水入江口处而得名为“汉口镇”。汉口镇古名为“汉皋”，又名“夏口”，亦称“沔口”。在明、清时与我国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齐名为我国四大名镇之一。

佛山镇：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北部，广三铁路线上。原为南海县属镇，明、清时与我国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齐名，为我国四大名镇之一。1949年置市，辖中山市和南海、三水、顺德、高明四县，人口30多万。以产香云纱和陶瓷器、木板年画驰名中外。名胜古迹有佛山祖庙、梁园等。

佛山镇的由来：相传在唐代时，这里有一名叫“塔波岗”的土丘，每到深夜发出异彩，像很多宝石垒成的山。人们诧异之余便在此处掘地三尺，挖出了三尊铜佛像。从此，这个土丘便称为“佛山”，到处传开了。于是，人们就把这个镇叫作“佛山镇”。

朱仙镇：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南，在宋、元、明、清时为水陆交通要冲，元代开通贾鲁河之后，当时货运到此转陆运到开封府。因此，商业十分繁荣。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大败金兵于郾城，乘胜进军于此，进一步增加了朱仙镇的知名度。明、清时朱仙镇与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合称为中国四大名镇。镇内有岳王庙等古迹。朱仙镇到清朝中叶后，由于黄河泛滥，逐渐衰落。

朱仙镇以“朱亥旧里”而得名。有朱亥封仙的传说。相传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为力大无穷，勇武过人，被信陵君聘为食客。七国称雄时期，他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亥居仙庄，故名朱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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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四聚^[29]

□刘秀生

天下四聚中国清代四大商业都会北京、苏州、汉口、佛山的总称。清代刘献廷著《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为四聚说之源。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士子学人、三教九流皆会聚于此。早在明代就是“八方兼四海，无处不来行”的商业名城。商铺连宇、百货荟萃，素有“以五方之产为产”的盛誉。清代康熙（1662—1722年）以后，商业更加繁盛，全国各大商帮均在此寻找立足之地，以相角逐。各省商帮争相设立会馆，甚至有经商传统的大县也在京独立设立会馆。为商业服务的旅馆、钱铺、牙行、镖局林立，为商人消遣娱乐的茶肆、酒楼、梨园、妓院、赌场杂陈，是中国第一大商业消费城市。

苏州是长江下游经济区的中心，周围工商业市镇星罗棋布，且南有杭州，东有淞沪，北有淮扬，西有芜湖等著名商业都会，五方杂处，人阜物丰。苏州又是丝织业重要生产基地，棉布印染业的中心，运河沿岸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贾云集，百货辏集。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和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人烟之稠，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素有“除是京师吴下有”的盛名，是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商业都会。

汉口是长江航运的中枢，临长江、依汉水，在全国商业交通网中居特殊重要位置。西控川蜀云贵，东达金陵苏沪，北通豫燕京津，南接湖湘两广，为四通八达之地，号称“九省通衢”。富商大贾云集于此，清代中叶已“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得益于长江的航运便利，素有“船码头”之誉，是“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的商业都会，不但湖北全省货物在此中转，而且云贵、四川、两广、湖南、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佛山属广州府治南海县，距省城仅40里。宋代仅为乡村墟市，明代因冶铁业的发展，四方商贾云集，渐成市镇，清代发展成以冶铁业为中心的综合性工商业市镇。冶铁业以铁锅、铁钱、铁针最为著名，其中铁锅堪称铸铁中的工艺品，行销海内外。铁锅业还兼造钟鼎、兵器，系官府指定的生产基地之一，生产规模较大。此外还有造船业、拆船业、包装箱制造业、丝织业、制鞋业等发达的手工业。商业繁荣超过省会广州，商行有苎麻行、粮米行、油豆行、京布行、兴宁布行、青靛行、纸行、烟草行等，货皆来自全国各地，烟火万家，百货骈集，是中国南部四方商贾皆聚的第一大商业都会。

【注释】

[1]张居正：《舟泊汉江望黄鹤楼》，《明诗综》卷四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清康熙刻本），第880页。

[2]王庭桢，彭崧毓：《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第33页。

[3]《清会典事例》清乾隆九年（1744年）。

[4]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上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6]潘际湘：《历史上的武汉市场初探》，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武汉市商业经济学会编《武汉商业研究》1985年第1期。

[7]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传四十，清涵芬楼抄本，第4207页。

[8]魏晋封：《竹中记》，转引自范锴《汉口丛谈》卷四，武昌益善书局1933年版。

[9]潘耒：《汉口》，《夏口县志》卷十八《艺文志》，1920年刊印版。

[10]朱文尧主编：《汉正街市场志》，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11]陶澍：《敬陈两淮盐务积弊附片》，《陶澍集》上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53页。

[12]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页。

[13]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武汉市志简明读本》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14]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一《汉口》，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第6页。

[15]朱文尧主编：《汉正街市场志》，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16]胡克（Barrister Gris Huck）：《中华帝国旅行记》，纽约，1859（2）：142。新版为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上下册），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17]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五》，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32页。

[18]吴淇：《感旧集》卷十二《汉口》，清乾隆十七年刻本，第270页。

[19]徐明庭辑较：《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20]［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刘鸿枢译，上海昌明公司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印行。

[21]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22]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3]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武昌益善书局1933年版。

[24]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25]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武昌益善书局1933年版。

[26]王庭桢，彭崧毓：《江夏县志》，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

[27]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武昌益善书局1933年版。

[28]郑华编著：《万事溯源　趣味知识小百科》，金盾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35页。

[29]《中国商业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商业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