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是否有市场贸易功能？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证据作为佐证，做出推测。然而，市场贸易是以一定城镇聚居地为依托发展而来的，这个须对有文献记载以来的武汉城市发展史有所了解。

继盘龙城之后，代商而兴的周王朝在周成王（公元前1055―前1021年）时分封“汉阳诸姬”，“今日武汉地区纳入这些封国，如汉阳区、蔡甸区属于郧国，武昌区、洪山区、江夏区属于鄂国。新洲区为邾国，黄陂区属黄国（据1986年《黄陂县志》），举国在新洲、麻城之交。不过，今武汉市区中心未形成建制，只是部分包举在周边方国中”。公元前1010年，楚族被封子国于鄂西北山区，经过“筚路蓝缕”的创业，终成南方强国。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楚国灭鄂建鄂县，武昌一带开始纳入楚国；灭郧国建郧县，汉阳一带纳入楚国，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楚武王、楚文王时期，武汉全面入楚，亦未形成建制。而且从建盘龙城直至东汉末，武汉的发展一直是外缘性的，即方国、城邑和市镇皆在今市中心外围，即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164年）形成以金口镇为行政中心的沙羡县的建制，但还是处于外缘地区，这一时期被称为外缘发育期。特点是整体经济初兴，地广人稀，相对沉寂，城区外围形成兼军事与政治功能的城镇，其经济中心发展盛于今市中心区。^[1]

从东汉末开始，武汉地域成为地区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武汉商业由此正式发端。唐宋时期，古鄂州（今武昌）、汉阳作为漕运中转要地，成为具全国影响的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城外集市，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武汉商业肇始于东汉末年，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来到龟山，观禹功矶一带沿江泊有诸多商船，遂留下《汉津赋》，描述汉阳的“导财运货，贸迁有无”。三国时期，江夏太守文聘治下的石阳城外（今黄陂城西），出现了早期的商市，是较早的商业贸易固定点。这一时期的“互市”贸易发展兴旺，先是吴蜀，后是吴魏在武汉地区进行“互市”贸易。魏国将军王经出任江夏太守时，大将军曹爽曾“附绢20匹，令交市于吴”。由于三国互市贸易的繁荣，东吴大将军吕蒙借此做文章，曾率军假扮商人，将战船改装商船，蒙蔽关羽，得以收回荆州。南北朝至隋代，武昌临江形成了东西数里的商业长街，商业开始了其早期自发的集聚效应。梁初，武昌成为全国少数几个开始使用货币，而且还产生出自觉纳税的意识的地区。但唐前期，武汉地区无大发展。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转向长江流域，鄂州（今武昌）成为漕运起始点和东南贡赋贮存地。唐中期，经过牛僧孺的经营，江夏被誉为“东南巨镇”。中唐时期，坊市制度被打破，汉阳出现夜市和酒楼兴盛局面。唐中后期，遍布长江的商业网形成，著名的灵泉古市异常繁华。

从宋至元，武汉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即湖广大区域行政、军事、经济中心区，到元代正式确立了其跨省大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商业达到双城制下的鼎盛状态。

北宋之初，政治中心东移开封，漕运改走汴河，鄂州（今武昌）地位下降。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鄂州成为屏障都城的军事重镇和北伐抗金的战略要地，加上长江中上游大量物资走长江水道运往临安，鄂州、汉阳双双成为漕运中转要地，商业非常繁荣。经历宋代商业革命后，镇市和草市在鄂州和汉阳遍地开花，提高了商品的集散效率。因鄂州和汉阳地区商业繁荣，纸币“湖会”即在该地区流通，是全国仅有的几个使用纸币的地区之一，便利了商业发展。这一时期，南宋政府在鄂州开始设置固定的商税机构——税务亭进行商税征收，以供给朝廷之用。元政权建立后，注重社会安定，重视农业生产，大兴水利工程，使江汉平原享有了“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元代实行重商政策，采取多种保护商人措施，推动商品经济向农村发展，粮食产品多趋于商品化，故鄂州、汉阳米市发达。

一、东汉末商业肇始

东汉末，群雄争霸，天下战乱不已，魏蜀吴三国格局处于发展期。大争战意味着大交流与大机遇，武汉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优越的交通条件，在这一格局的博弈中形成了夏口与鲁山双城对峙的格局，即今武昌和汉阳两个中心城区出现了城堡，奠定了汉口形成前的双城商业发展路径。

（一）夏口与鲁山双城格局形成

武汉地处江汉二江交汇处，且有龟蛇二山之险，成了东汉末皇权旁落、黄巾军兴起后群雄必争的军事战略宝地。有历史记载的武汉今中心城区筑城是在这一时期，龟山先有却月城，再有鲁山城，蛇山有夏口城。据《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三》记载：“沔左有却月城，然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2]即东汉末年时人戴监军首先于汉阳修建了第一座形如半月的军事堡垒——却月城，此城旁有个与长江连通的湖，因此得名月湖。湖江堡一体，当时已具有港口堡垒的性质，是易守难攻的地方。却月城属荆州刘表江夏郡势力范围，为抗拒孙策势力西上，于建安元年（196年）任命黄祖为江夏郡太守，郡治移到却月城。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破却月城，公元223年孙权于今武昌蛇山东北角建夏口城，并扩建刘琦的鲁山城（龟山），使夏口与鲁山隔江相望，互为犄角，特别是夏口，成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战略重地，亦是战争最频繁的地区。^[3]双城虽然名字会随时代而有所变更，但这种双城机制直至汉口形成前一直是武汉发展的主线，当然包括商业发展在内。

（二）江汉商船导财运货

东汉末年，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来到龟山，观禹功矶一带沿江泊有诸多商船，遂写下关于武汉市场最早的文学作品《汉津赋》，其中描述了汉津之上汉阳商船“导财运货，懋迁有无”的状况，而且将以武汉为中心的水上商圈勾画了出来，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4]。据编修《武汉市志》的潘际湘先生考证，作品中的“三州”指武汉西南的梁州，中南的荆州，东南的扬州。这个范围大体包括今甘陕、两湖及豫、川、苏、皖、浙、赣地方。^[5]根据这一范围，这时的江汉地区的辐射力已经不限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及皖赣地区，而且及于上游的四川及下游的苏浙地区，可能还及于黄河流域的甘陕地区。虽然这是一篇铺张扬厉的赋，但也不完全是空言无凭，蔡邕能清晰地勾勒这幅以武汉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图，必是有所本的，或是其亲身体会，或是听闻。但无论如何，江汉地区有文献记载的由水路主导的商业活动肇始于彼时彼地是可以肯定的。

二、三国时期魏蜀吴互市之地

三国时期（220—280年），魏蜀吴争夺战略要地的战争异常激烈。但在三国形成前的赤壁之战后，特别是三国瓜分荆州后，处于江汉地区三国交界处的武汉地区成了三国利益博弈与均衡的地段，正是三方利益的制衡形成了三角形的稳定状态与暂时的克制，即这是平静掩盖下的火山口，一旦有一方利益诉求突破均衡，战争即不可避免。这种平静以三国间频繁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常态，互市成了三国各取所需的最重要手段，然而这种平静之下掩盖的战争也时有出现，最著名的要数关羽大意失荆州一事，次之的是陆逊掩袭石阳城一事。伴随着这些平静与战争出现的是成熟的商市。

（一）“商船”助力收回荆州

三国时，“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故事人所共知。东吴孙权（182—252年）被刘备“夺得凉州后再归还荆州”的话语激恼，于公元220年愤然派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大将军吕蒙（179—220年）以军事手段收回荆州。问题是大批人马循水路而上，必为蜀国探子与沿江守卫知悉。此时，吕蒙据形势生出一计以便夺回关羽（？—220年）镇守的荆州。按计划，吕蒙率领的军队穿上平常老百姓穿的衣服，假扮成东吴到蜀国互市的商人，将战船改装成商船，装满货物，驶向荆州，这样的状况似无反常，故而蒙蔽了关羽，得以顺利收回荆州。

这种“商船”助力收回荆州的事件之所以可以成功实施，一方面是陆逊（183—245年）与吕蒙的配合得当，另一方面是关羽对善于计谋的陆逊的轻视与大意，更重要的成功原因莫过于对于大批“商船”在三国间频繁穿梭互市的习以为常，多一点少一点数量的船只都不会使人联想到是战船。这一点从侧面可以证明三国初期时吴蜀两国互市绝非只存在民间的小买卖交易，而是广泛地存在着持续性和大宗商品交易。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三国晚期。

三国晚期，中下游延续初期的发展方向，东吴孙休永安年间（258—264年），更是出现“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6]的盛况，从商做买卖的官吏军民遍布长江上下，商业表现得更为突出，出现务农人员不足，从商人员极多的现象，“以致政府专门下诏禁止，以保证农业上有足够的劳动人手”^[7]。这种与农业抢夺劳动力以致政府下命令禁止的现象很难得见，也只有凭据长江的天然交通之便以及商业本身致富的无限魅力方可促成。今武汉市区的长江流域正是这一现象的助推与见证者。

（二）较成熟的商市出现

三国鼎立之时，先是吴蜀后是吴魏在武汉地区进行边境“互市”贸易，三国间的通商贸易从未中断。吴蜀的互市状况在吕蒙收回荆州的“商船”上有所反映，吴魏二国的贸易状况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中也有记载：魏使至吴，“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这是两国间派遣使臣直接进行国际贸易，来往的商品主要通过长江运输；据《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注引《世语》记载，魏国齐王芳（232—274年）时魏国将军王经（？—260年）出任江夏太守，掌握着与吴国互市的权利，魏大将军曹爽附王经以“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经不发书，弃官归”^[8]，此处的“交市”即是互市。这个例子不仅是魏国高级将领热衷于商业的明证，而且更是两国已经有一定的商业市场和商业管理（商业管理权归地方行政长官直接控制）的明证。成都的锦在当时已经享有盛誉，魏吴两国均向蜀国购成都产的锦，是为三国间的商业贸易，货物亦通过江汉地区转运。

三国时期，较成熟的、以货物集散为特征的商市在石阳（古汉阳，在今黄陂城西）出现。吴嘉禾五年（236年），东吴都督陆逊利用互市派将军偷袭由魏国管理的石阳，《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军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9]吴军将士到城下来时，城外正在热闹赶集的商民丢掉货物，蜂拥入城。由于商民实在太多，石阳守军关不上城门，为关闭城门，城内军士挥刀阻止甚至砍杀入城的商民，这样城门才得以关闭。这说明在石阳城已经不是零散分布小市场，而是可以对门禁形成冲击的大规模商民，从而可以认为石阳城的商品交换、市场货物集散已经比较固定和成熟。

三、两晋南北朝商业发展

天下大势在西晋（266—316年）时期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西晋是个短命王朝，晋武帝（236—290年）死后，江汉地区又成了流民反晋的动乱中心，武汉的城市发展中断，夏口城再次成为军事战争堡垒，地位有所上升。东晋（317—420年）后，政治与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长江中游的荆州与江南的扬州当时最发达，而处于荆州与扬州之间以夏口为中心的郢州则因其天时地利之势而逐渐成为战略物资中转与贡赋贮存地。南北朝时期，郢州官员修建商业长街经商与民争利，郢州还成了少数使用货币的地区与率先出现自觉纳税行为的地区，这无论是在商业史、货币史，还是经济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页。

（一）两晋开始的粮食中转与东南贡赋贮存地

从两晋，尤其是东晋开始，北方经济和政治中心南迁，东晋王朝倚靠长江天险偏居一隅。适当其时，天时之下，武汉又具有处于荆州与扬州之间的交通枢纽位置的地利优势，虽不幸成为南北武力的较劲场所，却有幸成为荆州、扬州两个最富庶之地的军事战略物资的中转与贮存之所，武汉商业经济由此开始得到长足发展。“武汉地当长江中游，西接荆襄、东联吴会、南因沅湘的区位特点对于以长江为命脉的东晋王朝来说就显得异常重要。夏口、却月两城不但是南北敌对势力的交锋点，而且成为南方政权兴衰成败的战略要区。特别是夏口，对于以江南为主要统治区域的东晋王朝来说，可谓生死攸关。它因此成为战事的多发之地。到了南朝各代，夏口的地位也是如此。由于南朝政权内部的纷争不断，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每每以夏口为政治军事斗争的主战场。”^[10]正因此天时地利，两晋后的武昌一直是军事后勤供应、粮食中转运输的必经之地。唐代安史之乱（755—763年）后，鄂州（今武昌）、汉阳均为漕运起始点。在东南贡赋运输线中，扬州、宣州和饶州的物资也改走鄂州，从鄂州沿汉水溯流达襄州，为全水运路线。鄂州因此成为东南贡赋贮存地。

（二）梁朝官员经商与商业长街出现

两晋以后，武汉商业市场在今武昌鲇鱼套、文昌门外一带。^[11]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可以为证：“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搓曰伏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亦商舟之所会矣。”^[12]这个商业市场沿江开设，是个港口型商贸市场，正是借助港口商船交通来往，便于货物流通之便而形成的。

南北朝（420—589年）时，郢州商业繁荣，官员参与经商，与民争利。梁朝（502—560年）郢州刺史曹景宗（457—508年）在武昌城南修建商业长街，“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13]。曹景宗贵为一方首长，贪婪成性，修起商业长街，与百姓争夺商利，这与三国时魏国江夏太守王经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曹景宗因为这件事以及其宗族部曲的蛮横而不为民众所爱戴，但是他在武昌城修的这条商业长街成为临江一带（今汉阳门周边）的商船贸易中心地带，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的商业发展。这个商业长街与前文所言之商业市场比较，虽然都是倚靠沿江商船货运的便利形成的商业市场，但在规模上和发展势头上，后者比前者明显要前进了一大步。

（三）梁初货币使用与商民的纳税意

梁初，武汉是少数几个用货币进行商业交易的地方之一，梁朝中后期，在郢州出现史无前例的商民自觉纳税的情况。

梁初，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区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其余的大部分则使用原始的物物交换法则进行交易，其中郢州是使用货币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14]钱即作为固定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郢州与京师三吴等地方一样，商品交易排斥以物易物的方式，而是纯粹采用货币媒介——钱进行交易，这显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高水平的一个标志。很多地方仍杂以“谷帛交易”，这种物物交换不仅造成价格混乱，而且还给使用这种交易方式的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当然使用如交、广的金银这种硬通货也行得通，但是这种只是在交、广两大对外贸易中心使用针对对外贸易的金银^[15]，明显不同于一般的物物交换的谷帛，但如果在国内使用，也会携带不便，不如使用货币来得方便。这些纯粹使用货币的地区“基本上是长江沿岸一带”^[16]交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而混杂使用布帛谷物等物物交换的地区往往是交通不便、比较闭塞和商品经济落后的地区。这可以从货币交易方面证明武汉地区当时的发展是处于商品经济较发达和主流的地位。

梁元帝（550—577年）时，郢州刺史陆法和制造了一个商民自觉纳税的先例与特例。关于陆法和有许多传奇故事，但这个却是载入史册的少有人注意的例子，陆法和“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无人领受，但以空槛龠在道间，上开一孔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17]。即他制造了一个上有入口的盒子，放在商市中间。每天早上，来市场交易的商人根据售卖货物的多少，自觉地往盒子里投税银。傍晚，官员开箱清点税银入库。这一无为而治，以诚信为本的自觉纳税事件之所以成功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商民已经形成了自觉纳税的意识，其次，这与梁朝民风淳朴以及佛教徒众多的氛围激发了商民的诚信经营意识有关，最后是陆法和的自信与领导魅力。当然，没有陆法和这样一位神秘莫测的奇人镇守郢州，这一先例与特例可能不会出现在武汉这方土地，但反过来，如果郢州未有这种自觉纳税意识与诚信经营意识的出现并根植于潜意识之中，陆法和再高深莫测也不可能与一方淳朴商民自觉纳税的行为产生直接关系。

正是这一商民自觉纳税的行为，反映了南北朝时期，武汉商民的诚信经营意识与自觉纳税意识已经觉醒、形成，这在全国来看是遥遥领先的。

四、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

“隋唐较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武汉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契机。”^[18]隋朝（581—618年）统一全国后，对武汉最大功绩是将江北地区沔州汉津县改称汉阳县，延续至今，确立了江夏（今武昌区）与汉阳双城并立的城市建制；唐朝（618—907年）将江夏郡改称鄂州，并将汉阳县行政机构迁到龟山南麓，使“大江两岸两个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城市，隔江而峙的格局完全形成”^[19]。且“双城相继成为州级行政区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双城并峙，双星闪耀，在长江汉水之滨，赫然矗立着两座州级政治中心城市，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地图上一道绝无仅有的景观”^[20]。

在唐中期，汉阳酒楼与夜市繁多，整个鄂州发展为东南巨镇，中后期鄂州商业网形成且灵泉古市出现繁华景象。南宋时延续传统漕运优势，鄂州成为漕运中转中心，在商业革命的情况下，坊市制度坍塌，鄂州和汉阳的草市因而兴起与繁盛，在本地发行地方性纸币“湖会”演化为“新湖会”发行流通，固定的商税机构——税务亭在南市设立。

（一）唐中期东南巨镇形成

唐初武则天（624—725年）时期，时人崔融描绘了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依靠南北畅通无阻的水路运输，天下商业一派繁荣的景象：“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21]“武汉作为‘水码头’更形繁荣。吴商蜀贾，竞相以其作为长江上下游交易的市场。”^[22]这则材料直接说明了“全国各地水路港湾舟楫之多，运输繁忙”^[23]，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的水道交通对商业流通规模的扩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4]。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由盛转衰。但与北方战乱不休相对，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南方，经过一个甲子的休养生息，慢慢恢复元气，在相对平静与和平的环境下，凭借着一方地方官吏的才干，鄂州获得了商业四通八达的“东南巨镇”称号。

唐朝中期，曾经是“牛李党争”主角之一的著名政治家牛僧孺（779—847年）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负责此地的军政与民政大权。这个职位的设置与河朔的节度使不同，“是统治江汉地区的支柱，也是江南财富之区进行联系的孔道的保护者”，“旨在稳定江汉地区的形势，保证江淮漕粮顺利北运和京师的正常运转，同时抑制北方藩镇势力的向南发展”，“作为州的上级”，“领有鄂、岳、蕲、黄、安、申等州”。^[25]牛僧孺从中央宰相出任封疆大吏，责任重大，他在其任内，很好地承担了作为地方军事首长武昌军节度使的职责，而且还将武昌军节度使管辖的武汉地区打造成商业重镇。其坐镇鄂州可以说是鄂州发展的契机。

牛僧孺到任后，首先为解决鄂州城垣不耐江风，且易起风尘污染的问题，决定将鄂州城垣的夯土结构进行重构，替代以陶甓。历时五载，更加结实和具有防卫能力的陶砖结构的鄂州城垣修成，其后，城内面积也扩大了。接着，针对长江两岸的沔州和鄂州政令难以统一，且效率低下的问题，他上奏取消沔州建制，直接把汉阳县、汉川县纳入鄂州管辖，朝廷批准后，大江两岸的武昌和汉阳统一在鄂州一个行政建制下，行政机构臃肿和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得到解决。正是在牛僧孺数年的励精图治之下，江夏大变，唐人舒元舆（791—835年）描绘当时鄂州在东南的形势与地位时用了“东南巨镇”的形象说法：“鄂实泽国，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与江陵会府不侔。”^[26]即作为东南巨镇的鄂州在形势与地位上与荆州（江陵会府）有所不同，这里且将鄂州与当时湖北的荆州与襄州三个重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揭示这种不同。以共同点言之，与朝廷关系上，三镇除襄州短期受藩镇割据外始终忠于朝廷；粮食供应上，三镇作为重要粮食产地，已成为北方的重要粮食来源地；东南财政税收上，三镇，特别是鄂州作为东南财赋的转运点，成了北方繁荣鲜活的血液来源，在北方道路被阻隔之时，长江水道更是成为北方王朝粮食补给的重要生命线存在；^[27]以区域中心与发展重心而言，鄂州以东南为重，荆州以湖广为重，襄州以天下为重，正如清人顾祖禹之言：“湖广之胜形，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28]三足鼎立的格局与鄂州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即“自隋代开始发展，到唐后期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荆、襄、鄂三镇鼎立的格局逐渐形成”^[29]。作为湖北“三足”之一，此时鄂州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

（二）中唐汉阳夜市多酒楼

中唐时期，坊市制度废除，汉阳出现了夜市。而且在汉阳城下还出现了众多商业气息浓厚的酒楼。

受传统自然经济条件的影响，直到唐中期的市场还是遵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思维经营，这给日益发展的市场交易造成了严重阻碍，只有打破这一死规定，商业市场方可兴旺繁荣。中唐时期的汉阳正是坊市制度瓦解后的受益者：“唐初实行坊市制度，严格地规定了市场开放的时间，即所谓午时击鼓开市，日落击钲罢市。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商品交易的正常进行。中唐以后，这种硬性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各地夜市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唐代时的汉阳东门渡口（今拦江路）一带，已形成繁华市场。”^[30]晚唐诗人王贞白（875—958年）在面对鹦鹉洲发思古之幽情时，将汉阳渡口所见通宵的夜市情形写在了自己的诗篇《晓泊汉阳渡》中：“落月临古渡，武昌城未开。残灯明市井，晓色辨楼台。云自苍梧去，水从皤冢来。芳洲号鹦鹉，用记祢生才。”^[31]“对于‘鹦鹉洲前万户家’的汉阳来说，其商业贸易特别是夜市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32]

酒楼等处所是传统商业未细分时，提供住宿与饮食的地方。一个地区酒楼的多寡反映了这个地区人流与物流的数量多少，这往往与该地区的商业繁华与否密切相关。晚唐诗人罗隐（833—909年）在其《忆夏口》一诗中以浪漫的情怀忆述了汉阳城的形势以及城下酒楼的情状：“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襟带可怜吞楚塞，风烟只好狎江鸥。月明更想曾行处，吹笛桥边木叶秋。”^[33]这首诗不仅寄托了作者对汉阳城魂牵梦绕的思念以及欲故地重游再一醉的情怀，更是对汉阳渡口商船与酒楼交相辉映的商业情景做出的诗意寄托。从侧面“极力赞扬了汉阳市场之盛。真是百舸待发，商贾云集”^[34]。

酒楼当然是为渡口中的商船旅人而设，这些商船的来路可以在唐人贾至（718—772年）的《秋兴亭记》一文中寻得踪影，他形容汉阳有“阅吴蜀楼船之殷，鉴荆衡薮泽之大”^[35]之势，吴与蜀是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和长江上游西南地区的通称，这说明汉阳的商业网络已经在长江铺开，而且还在荆州衡州广大的湖广薮泽之地伸展，是湖广及长江流域商船的集聚之地，无日无夜的靠岸商船与人流物流，酒楼之多是理所当然的，酒楼和夜市的兴盛也在情理之中。

（三）唐中后期商业网形成与灵泉古市的繁华

唐中期汉阳的发展在诗歌与散文中有所体现。唐中后期时，整个鄂州的发展都在诗歌与散文中有所表现，且长江航道为主干的商业网形成，商船往来频繁，“靠水吃水”的水上居民相当多，此时还出现了著名的灵泉古市，商业相当繁荣，时人形容其有“闾阎皆土著之安。货贝有山积之富”^[36]。

唐中后期，江汉交汇，扼长江中游要冲，沟通东、西、南方的鄂州，成为“长江中游唐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商业都会”^[37]。唐代伟大诗人李白（701—762年）在其《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吟咏到鄂州的情状：“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38]这首诗是他回忆昔日“和韦良宰在江夏的交游之作：登楼怀古，观览江色……长江景色写得既有气派，而又清丽明媚、生意盎然，读之令人神驰”^[39]，是李白风格的另一面。这种气派与生机在江中穿梭的“万舸”身上体现得十分形象，清代学者王葆心考证后认为“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中的“万舸”是来往于鄂州和扬州间的商船。即这时候鄂州与扬州之间出现了繁忙的商船，“万舸”形容商船的数量虽然是个约数，但数量极多是无可置疑的。

伴随着水上商船的增多，以水营生与以船作为日常交通工具的鄂州水上居民越来越多。唐宪宗元和（806—820年）时人李肇（813年左右在世）在其《唐国史补》卷下中云：“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众婢仆，以据舵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40]从材料中可以得知以下信息：当时的水上居民已经在大船中生活，婚丧嫁娶，养生居处都在船上，成了移动的居住点；鄂州（武昌与汉阳）地区接近有一半的人过着这种水上生活；船上分两部分人：极少数是富商船主，大船的性质则可以判定为是大宗商品交易的移动据点；大部分是操驾之工，是商船日常运作必不可少的人员。^[41]再进一步，这种商船因为逐利而生，带动了周边居民一半都紧随其后，表明当时鄂州的商业气息浓厚与经商环境比较宽松。

以上说的是大型商船的商业运作，大商船与富商获“博利”之后，小商船与小商人甚至士民工都加入了经商营利的行当：“士民工商、连樯入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42]此即指鄂州小船民以船远行，输卖各地特产与商品，获取丰厚利润的情状。此时，大小商人依靠长江航道的便利，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商业网。

由商业都会与商业网络的形成，必然会出现一些商业型的固定据点或坐商的市集，以便于货物交易的日常进行，灵泉古市便在这一需求下应运而生。唐代后期，受鄂城及汉阳商业影响，在今江夏龙泉山覃庙，出现著名的灵泉古市。明代定居灵泉，自称汉代开国元勋樊哙后人的樊镛撰有《灵泉古市记》，考证古市兴起于汉代，“至唐而渐盛”。这个考证有可能是附会之举，也有可能是真有其事。但无论如何，灵泉古市在唐朝后期的兴盛，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四）南宋漕运中转地

北宋（960—1127年）在形式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实现了统一。但政治中心仍然在中原黄河一带，鄂州在唐朝形成的东南巨镇地位仍然处于进一步发展之中。南宋（1127—1279年）时期，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南移完成，南方经济开始全面超过北方。而且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开始更加仰仗“东南巨镇”的鄂州，从而使鄂州漕运中转的功能得到很好发挥。

南宋时期，政治中心移到江南临安（今杭州），此时湖北三州分别扮演的角色是：襄州成为边防与军事重地，荆州成了湖广的粮仓，传统的东南经营地鄂州、汉阳开始运力，进一步积蓄、发挥自身区位优势。这一时期，鄂州与汉阳依靠长江航道与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段，顺流而下，大量转运全国的粮食、布、茶、盐、马、牛、药等物品至京城临安，为此，鄂州和汉阳修造大量仓库，存放搬运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元代，武昌、汉阳作为长江中游的漕粮转运港口已经发展成熟，顺着长江而下，京杭大运河而上，也把湖广行省和河南行省每年所征的大部分漕粮，转运至首都大都（今北京）。

（五）“商业革命”与草市兴盛

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次“商业革命”^[43]，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推动了商人在县、州、郡、城内外以及水陆交通沿线开设商店。这一坊市制的崩溃使交易区的市与住宅区的坊不再严格分开设置，坊市尽可以结合于一处，而且没有了固定的交易地点，随处都可以是交易地点，而且随着中晚唐夜市的出现与进一步发展，到此时，交易的时间也没有了限制，即无时无地不可以交易。这加深了市场化程度，刺激了南宋商业的发展，镇市与草市（墟集）遍地开花。

由于南宋集市增多，商业相对自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不断投放市场，商业种类和总量不断增加，市场兴旺发达，各个不同的镇市和草市的商品琳琅满目。鄂州和武昌作为东南巨镇，而且是当时南宋时货物集散的战略地带，发展得比较好的镇市和草市也不在少数。这里仅举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镇市和草市。

1.长街

长街是南北朝时在武昌形成的商业长街，南宋时已经成为鄂州商业的中心地带之一。南宋时人祝穆（1210—1255年）有文为证：“南湖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44]这条街古为南湖堤，“早在宋时此街已初具街市面貌。当时街道濒临湖滨，既能挡水起堤防作用，又可为路，以利交通。沿街两旁有不少湖泊，这些湖泊当时连成一片，又位于蛇山以南，故《方舆胜览》中统称为南湖”^[45]。美丽的南湖也曾出现在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年）的诗句中，陆游在《入蜀记》中写道：“下阚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水阁极佳。”^[46]长街由防水的长堤演为交通的长街，再到具有交易功能的商业长街，吸引着周边的居民，而且以其美丽的景色和列肆（即临街商铺）吸引了大诗人陆游的流连，长街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2.鄂州南草市

“草市是城外交通要道，交易频繁的地方自发地形成的固定市场。”^[47]

南宋时期，鄂州城南外的“南草市”，又称“南市”（今鲇鱼套一带）是长江沿线最大的商市之一，生意兴隆，茶店、酒肆栉比。乾道五年（1169年）八月，陆游入蜀，泊船鄂州数日，看到南市的盛况时，描述道：“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又谓“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又谓“出汉阳门，江滨堤上居民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幢幢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48]南市之盛的描写显示出了当时的鄂州在全国的商业地位：南草市对面的港口客船首尾衔接，数量极多；商人汇集且以长江上游的蜀人居多；商市的繁荣程度已经可以与钱塘、建康这些江南大都会相媲美。

七年后，范成大（1126—1193年）沿江而下，所乘船只停泊在南市，他对南市的描述是：“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49]南市酒垆楼栏的壮丽已经是外郡不可比拟的地方了。涉及商品的集散，更是波澜壮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50]只要是货物到了南市，无论货物多少，都不愁销路，可见当时南市的货运吞吐量有多大。

商市的发展往往与港口的发展交相推引，港口的货物运销往往推动商市的形成，商市的形成亦往往会寻找更合适的港口作为门户。南市即是最好的例子，鄂州的港口货运催生了南市，而南市商船则停泊在南浦。南浦是原鹦鹉洲与鄂州江岸之间形成的狭长水域。南宋地理书《方舆胜览》称南浦是“商舟聚泊”区，时称“新开港”^[51]。

3.汉阳南纪楼草市

草市也有由天然良港汇聚商船，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汉阳南纪楼草市就是由刘公洲与江岸夹江形成天然泊船港口后，围绕港口形成草市的典型例子。

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在汉阳城南纪楼外，淤出长约1.5公里的刘公洲。刘公洲与江岸之间的夹江，水域平缓，形成停泊船只的天然港口，于是四方舟船多泊于此，南纪楼岸边遂形成以茶、米、鱼虾及农产品为主的市场，称“南纪楼草市”。当时学者胡寅（1098—1156年）在南纪楼上观草市，赋诗《登南纪楼》赞其繁荣：“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52]这诗把草市主要聚集着从商的人口，且不分昼夜发出装满货物的车子轮子相击的声音，大小商船交相衔接没有空隙如鱼鳞一般的一派繁华景象形象表达出来，真是天生的良港铸造出来的商业市场。遗憾的是，大江的自然力量在1510年又把刘公洲给吞了回去，南纪楼草市沉入大江，停泊于此的汉阳商船遂转泊武昌。

4.其他草市

以上仅举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草市，当然，南宋时期沿江还有其他的一些著名的草市，如青山矶、金口镇、龙泉等。

（六）纸币“湖会”与税务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仁宗初期（有人认为是宋真宗时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四川地区行用”，但北宋前期与后期纸币的推广都遭到失败或挫折，南宋初期因政局不稳亦一度受挫，宋高宗（1107—1187年）末年以铜钱为本位币的“会子”终于成功推行。^[53]以上是全国性的纸币推行过程。“纸币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54]在纸币推行过程中，鄂州和汉阳军一带也开始使用纸币“会子”，其中在两地使用的会子有三种，分别是京会（中央印刷）、东南会子（在鄂州和汉阳军通行的地区性会子）、湖北会子（简称“湖会”）。其中湖北会子的发行有一个从专门的筹措战略军事物资的纸币转为利于商品流通的新纸币的过程。一开始，湖会是由湖广总领所印发的，1163年起，专门在京湖（湖北与京西路地区）流通的地方性纸币，简称“湖会”。湖会主要是用来筹措军马钱粮的，不能在其他地区流通。因不利于商业，政府遂改印可以在荆湖地区流通的“新湖会”。这里反映了纸币作为货币的使用不能因行政或军事目的操作，必须遵照经济规律发行与运用，否则会给经济与商业发展带来不便。

宋代，税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要取得稳定的税收以使国家有资金运作，不仅要督促地方官员对被固定在土地的农民收取农业税，还必须在商业发达的通都大邑设置常设的税收机构收取商业税。商税（含酒税、茶税和盐税）收入是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源。据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鄂州商税为14 462贯；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达129 000贯，7倍于北宋。南宋时期，鄂州已经设置了固定的收取商税的机构——税务亭，当时的税务亭设在南市江边。以上提到陆游对南湖风光以及南市的赞赏，正是其在西上入蜀行至鄂州时记下的，当时他到鄂州时泊船在税务亭下的江边。税务亭是官方机构，掌握着收税大权却没有有效的监督，少数税官便利用手中职权为非作歹，进行欺诈勒索。税务亭因有盘查商人的权力，这些税官就雇用爪牙打手，在商船到来之时，上船恫吓商人以便勒索，商人如果争辩，船只和货物便会被扣留。税务亭的勒索行径无法无天，因而有商人称这类税务亭为“法场”。

五、元代进一步发展

元代的政策亦有可取处。如行省制度成了中国省制的开端，特别是湖广行省的设立，使鄂州超过襄州与荆州，成为整个湖广行省的经济与行政中心，确立了其在中部的领头羊地位。“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后又改为武昌府。从此，今日的武昌市区的武昌府城正式有武昌这个地名，还是湖广行省的行政中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汉阳军为汉阳府，仍管辖汉阳、汉川两县。”^[55]武昌与汉阳成了两个府的建制。元朝对人民实行分等级统治，对“南人”的统治尤其严苛，但是对商人却异常优待。在商业史上，元朝还出台了一整套重商政策，保证了湖广行省，特别是武昌等处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元初的武昌青山古镇一派安定繁荣，吸引了长江上下游的商人前来通商贸易。元中期后“湖广熟，天下足”传扬天下，武昌、汉阳的米市繁盛无比。

（一）重商政策

元朝时武昌是湖广首府，管辖湖南、广西两省和湖北南部、贵州东部、广东西部。元初，将军阿里海牙（1227—1286年）守鄂州，为屯近运粮的战略要地，阿里海牙曾发布命令，让农、商各安己业，且采取措施制止官吏对农商骚扰，促使鄂州、汉阳及附近地区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除此之外，元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通商政策，更好地保护商业和商人的利益。

1.元政府鼓励通商，有系列保护商人安全及资财的规定。如，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56]。“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57]即官府负责给商人提供饮食，军队提供商人人身保护，如有盗窃发生，官府要对失窃负全责。这些措施以往是不曾有过的，虽然是政策性的规定，却表明了元朝对商人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2.元之前，泽地草莽往往是盗窃犯罪的高发地，《水浒传》中所描述的便是这么个强盗出没于草莽山林的世界。为了确保安全，商人过湖汊，为避盗匪，须结伴而行。针对这种情况，湖广行省发兵剿杀江湖盗贼，给商人辟出安全通道，以促进商业繁荣。

3.元政府减免商税，免除商人杂役。宋代商税成财政重要来源，政府设置税务亭以收税，但其中的以权谋私的行为，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鉴于此，元代商税很轻，税率大体上是三十税一，如遇特殊情况还要减少。而且在劳役方面，元代还免除了商人的杂役，这样商人就有充分的时间和人身自由，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前代所不能想象的。

（二）元初青山古镇集市

元初文臣郝经（1223—1275年）曾到过武昌青山，写下《青山矶市》，其中描述了青山古镇的生活及商业状态：

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堵。羊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

井邑联亘长，横斜缠水浒。青山一聚落，中道势幽阻。

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北面千樯洲，汉阳对鄂渚。^[58]

从此诗中可见元初社会安定，商业并未受到宋末元初战争的影响，长江上游的巴蜀商人和长江下游的吴越商人，都集中在长江中游做着生意。

（三）元中期后的“湖广熟，天下足”与米市繁盛

南宋至元中期之前，江南地区土地膏腴，物产丰富，产出的粮食不仅可供本地消费，还出口到外地。随着元朝定鼎中原后，元朝加紧了对长江中游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取代江南成为全国的粮仓。

长江以南粮食的生产，特别是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的灌溉，是典型的灌溉农业，水利工程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元政权在武昌上游险段簰洲湾进行水利建设，以保障武昌、汉阳一带的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发展至元代中期，良好的光热条件，充足的水利灌溉和本地农民具有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使湖广一带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农民培育出多种优良的水稻品种，仅糯稻品种即达20余个，使江汉平原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

元代以后，武汉周边农村的各种作物品种也日趋繁多。谷类、中籼、小麦、大麦、荞麦、早粟、蚕豆、刀豆、黄豆、黑豆、水竹、苗竹等等应有尽有。一地的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品种代表了一地的粮食生产发展水平，湖广地区这方面的表现表明其粮食生产水平已经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www.daowen.com)

粮食的丰富，促使鄂州、汉阳的米市兴隆，武昌城中涌现诸多大米商。元文宗时（1328—1332年），武昌路出现饥荒，米商囤积居奇，以图大利，从而整体将米价推向高位，“米商闭籴，以徼大利，城中斗米至万钱”^[59]。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守中到位后，打击不法米商，“杖其党羽七十余人，米大贱”^[60]。从这里，不仅可以发现元政府执行管理经济职能，与幸灾乐祸不顾人民疾苦的奸商进行斗争，而且还能知道，当时的大米贸易主要集中于武昌本地的一批大米商手中，他们操纵着米市价格的涨落，只要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和惩处，米市就能恢复正常的状态。

“墙内开花墙外香”，米市的兴隆不仅是湖广本地的事情，而且还勾起了长江各处“皆为利往”的大商人分一杯羹的欲望和行动。因此，长江水系间往来的富商巨贾，常从武昌、汉阳购米到其他城市售卖。元代诗人马祖常（1279—1338年）写有《湖北驿中偶成》，描述了扬州某盐商经过武昌赴洞庭湖，看到米市兴隆，打算来年购米去长安售卖的故事：

江田稻花露始零，浦中莲子青复青。

楚船祠龙来买酒，十幅蒲帆上洞庭。

罗衣熏香钱满箧，身是扬州贩盐客。

明年载米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61]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得益于元代京杭大运河水道的取直，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可以连接武昌和长安，运河所到之处，即是武昌米市商业网络的覆盖之处，所以这位扬州盐商会有这般打算。即本来元政府运用的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如今成了大大扩大商业延展和覆盖能力的绝好工具。

〔本章扩展阅读1〕

汉津赋^[62]

【原文】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汉兮，披厚土而载形。登源自乎蟠冢，引漾沣而东征。纳阳谷之所吐兮，兼汉沔之殊名。总畎浍之群液，演西土之阴精。遇万山以左回兮，旋襄阳而南萦。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湘乎通灵。嘉清源之体势兮，淡澶滠以安流。鳞甲育其万类兮，蛟龙集以嬉游。明珠胎于灵蚌兮，夜光潜乎玄洲。杂神宝其充盈兮，岂鱼龟之足收？于是道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既乃风焱萧瑟，勃焉并兴，阳侯沛以奔惊，洪涛涌而沸腾。愿乘流以上下，穷沧浪乎三滋。觑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会。

【译文】

那条大河水势多么浩荡啊，漫无边际，远接苍天。名位可与天上的银河相匹配，厚土被劈开才有了这地上的汉水。它发源于西部的蟠冢山，形成了漾水、沣水，顺势奔流向东。它吸纳来自太阳出处所喷发的能量，流到东方又被冠以汉水、沔水两个美名。汇总大大小小的河流，滋润这源自西土的大河。历万山之北而向东拐啊，绕过襄阳后向南盘旋。贴着大别山的东南缘啊，与长江、洞庭神异般的相通。人们赞美这清澈的流水啊，恬静安适潺潺流动。河中养育着万种鱼鳖啊，蛟龙也在这里栖息游戏。珍珠胎生于河中灵蚌啊，夜光明珠潜身幽深的河水。各种神奇宝物充满其中啊，丰收岂止在鱼龟？纵目极望，这汉水南面依傍着荆、徐、扬三州，往北流向京都洛阳，西部控制着陇山，东又连接着长江彭蠡。开发财源，运输货物，互通有无。到秋风萧瑟之时，河水猛涨，波急浪骤，奔驰而去，大浪涛天，沸腾翻滚。真想乘波驾浪于汉水之上或溯或游，一直游到沧浪之端，登上大别之巅，观赏汉水归海之伟象，鸟瞰融合洞庭之美景。

〔本章扩展阅读2〕

黄鹤楼主的经营之道^[63]

很久以前，在湖北武昌的黄鹄山上，有一个姓辛的人，他以卖酒为生，并在黄鹄山上开了一家很小的酒店。

一天，有一个身材魁伟，但衣衫褴褛的老道来到酒店，向辛氏讨酒喝。辛氏的生意虽本小利微，但他为人忠厚善良、乐善好施，他见这位老道非常可怜，就慷慨地为他盛了一大碗酒。哪想到，这位老道喝了酒，并不付给辛氏酒钱。不过辛氏又是个心软之人，他并没有追着一定要道士付钱。

这天以后，这位老道每天都来辛氏的店里要酒喝，而辛氏则总是有求必应。

如此过了半年，辛氏并不因为这位客人付不出酒钱而显露厌倦的神色，依然每天请这位客人喝酒。

有一天，这位老道突然来向辛氏告别，他告诉辛氏说：“我欠了你很多酒钱，没有办法还你。但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说着，他从篮子里拿出橘子皮，画了一只鹤在墙上，因为橘皮是黄色的，所以，画的这只鹤也呈黄色。

画完后，老道对辛氏说：“只要你拍手相招，黄鹤便会跳舞，为酒客助兴。”说完后，老道不见了。

老道走后，辛氏拍手一试，墙上的黄鹤果然一跃而下，跳起舞来。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黄鹤起舞。酒店内有如此神奇的鹤的消息传开后，辛氏酒店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黄鹤起舞。从此，辛氏酒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如此经过十年，辛氏积累了巨额财富。

十年后的一天，那位衣着褴褛的客人又飘然来到酒店，辛先生上前致谢说：“我愿意照您的意思供养您。”客人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是为了这个而来呢！”接着便取出笛子，对着墙上的黄鹤吹起一支奇妙的曲调，没多久，只见一朵朵白云自空而下，画鹤随着白云飞到客人面前，客人便跨上鹤背，乘白云飞上天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辛氏为了纪念老道和仙鹤，便将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拿出来，在酒店旁盖起了一座高楼，起初，人们称之为“辛氏楼”。后来便称之为“黄鹤楼”。

按：这则神话除了说明黄鹤楼命名的由来之外，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酒店的主人辛先生因为不嫌贫爱富，不以貌取人，而得到仙人帮助成为巨富。

【注释】

[1]详见皮明庥主编：《简明武汉史》，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刘玉堂，王本文，张硕：《武汉通史·先秦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2]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三》，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据明嘉靖十三年刻本），第453页。

[3]涂文学，刘庆平主编：《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73～74页。

[4]蔡邕：《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十八《汉蔡邕集·汉津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明八闽徐博刻本），第332页。

[5]潘际湘：《历史上的武汉市场初探》，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武汉市商业经济学会编《武汉商业研究》1985年第1期。

[6]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孙休传》，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据宋刻本），第723页。

[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8]陈寿：《三国志》卷十《魏书十·夏侯尚传》，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据宋刻本），第199页。

[9]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十三·陆逊传》，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据宋刻本），第837页。

[10]涂文学，刘庆平主编：《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11]潘际湘：《历史上的武汉市场初探》，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武汉市商业经济学会编《武汉商业研究》1985年第1期。

[12]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三》，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据明嘉靖十三年刻本），第453页。

[13]姚察，姚思廉：《梁书》卷九《列传第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据百衲本景印宋蜀大字本缺卷元明递修本配补），第78页。

[14]杜佑：《通典》卷九《食货九》，清武英殿刻本（据北宋本），第77页。

[15]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16]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7]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二《列传第二十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图像版二：百衲本景宋蜀大字本。

[18]刘玉堂主编：《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19]皮明庥主编：《简明武汉史》，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20]涂文学，刘庆平主编：《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21]崔融：《旧唐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四十四崔融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据百衲本景宋刊本阙卷以明覆宋本配补），第1491页。

[22]潘际湘：《历史上的武汉市场初探》，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武汉市商业经济学会编《武汉商业研究》1985年第1期。

[23]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6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24]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6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

[25]皮明庥主编：《简明武汉史》，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6]舒元舆：《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一《鄂政记》，明刻本，第5334页。

[27]李锦章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2》，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1页。

[2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29]祁金刚：《江夏溯源》，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30]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31]王贞白：《全唐诗》卷七百一《晓泊汉阳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清康熙扬州诗局刻本），第4805页。

[32]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33]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九《忆夏口》，清影宋抄本，第988页。

[34]潘际湘：《历史上的武汉市场初探》，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武汉市商业经济学会编《武汉商业研究》1985年第1期。

[35]贾至：《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八《秋兴亭记》，清嘉庆内府刻本，第3722页。

[36]郑薰：《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清嘉庆内府刻本，第8259页。

[37]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6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38]李白：《全唐诗》卷一百七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清康熙扬州诗局刻本），第1044页。

[39]裴斐：《裴斐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40]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明津逮秘书本，第27页。

[41]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06页。

[42]董诰，阮元，徐松等编纂：《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九《土袱镇保宁记》，清嘉庆内府刻本，第7049页。

[43]经济史学者认为：“中国在宋代至清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宋代商业革命，表现为坊市制的崩溃和市场化程度加深；第二次是明清商业革命，以市镇经济的繁盛为标志；第三次是近代商业革命，出现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近代化商业群落。”详细内容参考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2页。

[44]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六，清影宋抄本，第862页。

[45]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1年第1辑总第43辑《江夏春秋·往事篇》，1991年版，第19页。

[46]陆游：《入蜀记》卷五，景钞宋本（据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26页。

[47]潘际湘：《历史上的武汉市场初探》，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武汉市商业经济学会编《武汉商业研究》1985年第1期。

[48]陆游：《入蜀记》卷五，景钞宋本（据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24～27页。

[49]范成大：《退补斋诗文存二编》文存二编卷四，清光绪七年退补斋刻本，第101页。

[50]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清抄本（据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第18页。

[51]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宋刻本），第313页。

[52]胡寅：《斐然集》卷一《登南纪楼》，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14页。

[53]杨玉峰：《泉币春秋：中华钱币文化撷萃》，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218页。

[54]青少年万有书系编写组编写：《人类与社会》，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55]皮明庥主编：《简明武汉史》，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56]宋濂，王祎：《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据百衲本景印明洪武三年刻本），第138页。

[57]宋濂，王祎：《元史》卷二《本纪第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据百衲本景印明洪武三年刻本），第16页。

[58]郝经：《陵川集》卷三《古诗·青山矶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第30页。

[59]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三十八》，民国九年天津退耕堂刻本，第1256页。

[60]揭傒斯：《文安集》揭文安公文集卷之十二，四部丛刊景旧抄本，第140页。

[61]马祖常：《元诗选》初集卷二十一《湖北驿中偶成》，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清康熙刻本），第384页。

[62]王飞鸿主编：《中国历代名赋大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63]肖东发主编，张德荣编著：《三大名楼：文人雅士的汇聚之所》，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