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邑，开启楚地繁华。3500年前，商朝先民在黄陂叶店营建的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城市之起源，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

盘龙城灿烂的青铜文化，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揭开长江城市文明发展史上重要一页，成为中国南方早期经济中心。对比长江上游文明及下游文明，处于长江中游的盘龙城时间最为久远，由出土遗物展现的与各文明的源流关系可知，盘龙城是整个长江文明的源头。在其存在的数百年间，盘龙城的文化生态孕育了武汉好商与尚武的文化性格，奠定了武汉3500年来的发展轨迹和命运。

殷商时期，部族或国家强盛倚重兵器制造业，青铜则为重要军事、经济战略资源。当时青铜采掘与转运主要依靠水路，临近采掘中心黄石大冶的盘龙城，有江、汉、府、滠四条江河如四条白龙盘旋于此，坐拥水运便利，成为中国南方早期最大能源批发和转运青铜之地。商、周两朝行舟汉水，运输稀缺资源——湖北大冶产铜矿石。

作为早期文明曙光，盘龙城一方面具有军事防御的堡垒作用，是商朝南征的军事据点，而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盘龙城驻军更重要的任务则是保证南铜北运的汉水畅通无阻。

◎　盘龙城处于四水交汇之地。

从考古发现来看，盘龙城的出土文物中有大量来自外域的物件，且由盘龙城集散的商品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可以推测盘龙城已经出现物物交换的商业雏形，而且是远古中国南方最大的商业区。

在文明多元说已被普遍认同的今日，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共同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盘龙城是作为黄河文明的延伸还是长江文明的本土产物，争论异常激烈。黄河中心论者认为盘龙城文明是商朝南下缔造的文明，长江文明论者则认为盘龙城文明是长江本土石家河文明余脉，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说明。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盘龙城从兴起到消失，仅存在300多年。它的消失有据点南移遭废弃、商楚战争毁于兵燹和汉水改道失去交通优势而遭废弃等猜测，然而这种种猜测尚需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进行论证。

◎　盘龙城：长江流域，文明之源。

一、长江文明之源，武汉城市之根

1954年，神秘的盘龙古城面纱被揭开。1954年夏季防汛告急期间，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不断接到各防汛取土场发现文物古墓的报告，文管会也不断派人到工地宣传文物保护法，要求原地保护，待防汛之后进行清理发掘”。在查阅文献与地图后，时任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的蓝蔚于当年初冬，循着地方志、军用地图以及路人的指引，找到盘龙城具体地点，并运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方法首先发现了盘龙城遗址。遗址被初步认定为“商代早期二里岗时期，上限断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且“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对武汉建城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武汉历史有记载以前之缺，比方志记载春秋时期的夏汭早上1 000多年”。

◎　盘龙城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将武汉城邑文明上溯到3 500多年前。

“1956年，盘龙城遗址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86年，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盘龙城是名城文化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它是我国迄今发掘的第二座商代早期城址。整个城址已历经3500余年，基本未遭破坏，是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态的理想标本，被誉为‘南国完璧’。”在考古学意义上，“可以说，武汉盘龙城与安阳殷墟、临潼秦陵及兵马俑坑、新疆楼兰古城等重大考古发现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盘龙城具备了早期城市的要素，是武汉的城市之根。正是因为有了盘龙城，才使后来的武汉有了发展的基础”^[2]。

（一）长江文明曙光

3500年前的盘龙城已经大略具有青铜时代文明发生应该具备的“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和文字”这三个条件，是长江流域野蛮时代结束后文明的曙光，亦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最初融合的结果。诚如全国最早开展盘龙城考古研究工作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贤一所言：“盘龙城宏伟的宫殿建筑基址、规格较高的人殉墓、巨型雄浑的青铜容器及成组礼器、大型铜钺和玉戈、体现宗教礼仪的祭祀坑及卜骨、社会等级显著的分野诸多因素，表明盘龙城是商朝早期一座比较完备的城市。它标志着长江中游漫长的洪荒原始社会已经结束。它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文明融合统一的标志。”^[3]

在文明发生多元说被广泛认同的今天，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的重要资源的判定已经被广泛接受。在长江文明中，有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文明中心。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考古遗物的特征考察，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盘龙城发生的时间最早且其考古遗物呈现出的与其他长江文明中心的源流关系证明，其不仅是中游地区的文明渊薮，而且是整个长江文明的最初曙光。

正是立足于此，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遗址是“目前在长江流域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从而改写了‘商文化不出黄河流域’的传统观点”^[4]，也“推翻了以往公认的‘商文化只存在于中原地区’的理论，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商代早期起就共享同样的文明”^[5]，才有“3500年前，长江流域第一座古城——盘龙城诞生，成为与河南安阳商城媲美的长江文明的摇篮”^[6]的论断，也才有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教授“盘龙城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开展盘龙城考古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更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责任”^[7]的论断。

（二）武汉性格根源

从考古历史材料来看，盘龙城是武汉文明的“城市之根”。这一城市之根在物质文明直至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上交相推引，伴着孕育文明的生态，铸造了武汉这一城市好商与尚武的文化性格。换句话说，武汉好商与尚武的文化性格的根源在盘龙城文明中。

一个城市的性格与孕育其成长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武汉也不例外。众所周知，长江是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被称为“天堑”，同时也是北方一马平川的陆路运输与南方水网密布的水路运输的分界线。盘龙城处于长江与汉水之滨，兼有南北和水陆之便，是打通南北方地域与水陆两种运输方式的关节点，交通运输方面极其发达，有先天的地理优势，同时亦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早期文明的城市，其军事用途的据点作用明显，而且因为其优越的交通运输位置，其具有的商业功能的物资转运作用突出。正如盘龙城发现者蓝蔚所言：“武汉的‘因武而昌、因水而兴’的中部崛起的发展形势，其源可追溯到商王朝的盘龙城时期。”^[8]正是孕育盘龙城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好商与尚武之地，所以，早在盘龙城时期，武汉大略的城市文化性格已经定型，且沿着固有的轨道一直向前发展。

而且，因为盘龙城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有的学者提出“盘龙城不仅是武汉的城市之根，而且是南方区域性城市的先祖……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我国商代早期长江流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

二、青铜生产转运，营商之城与商朝之城

从已知的考古证据来看，“盘龙城是商王朝开疆拓土守卫南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并负有运转南方铜锡等物资的战略重任”^[10]。虽然盘龙城依然保有初期城市的军事堡垒功能，但是其最主要的功能都是围绕着青铜转运为中心展开的。

（一）青铜转运中心

“殷商时期，部族或国家强盛倚重兵器制造业，青铜则为重要军事、经济战略资源。当时青铜采掘转运主要依靠水运，临近采掘中心黄石大冶最近的盘龙城，坐拥水运便利，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能源批发和转运青铜之地。”^[11]

“青铜资源是构成先秦青铜文明的物质基础。”有证据表明，商地所在的中原是铜矿资源稀缺的地区，商王朝必须通过寻找并开采铜矿，转运回商地，即“由于商王朝核心地区极少发现大、中型铜矿，青铜资源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需要从其他地区输入。目前考古发现商王朝青铜输入的主要地域为今河北、辽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的大冶、阳新，江西的瑞昌，安徽的铜陵都先后发现了商代的青铜遗存”^[12]。长江中下游的青铜遗存无一不是通过盘龙城这一地点转运的，可以说盘龙城是商王朝输入南方青铜资源的转运中心。

◎　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

◎　商代青铜文化影像图。

青铜资源在盘龙城周边城市的遗存被发现，直接证据证明盘龙城有转运的码头存在，而且规模相当大。“1997年，中国地质大学运用现代磁法勘探原理，在盘龙城东面杨家嘴的环湖山坡上，探明一处码头坝址。坝址长140米，宽近30米。此码头的兴建，表明当时我国南北转运、货场、客栈等物贸，已具相当规模。盘龙城扼据的往来咽喉，客观上成了商代早中期江汉流域一处最大的南往北返货物集散中心和交通枢纽”^[13]。

所以，从间接和直接考古材料中皆可以证明，盘龙城是商朝获取青铜资源的交通枢纽。诚如冯天瑜教授所言：“盘龙城的修建与商王朝获取南方铜资源有关，这是学界共识。而盘龙城与商代铜料生产运输的关系的具体揭示，是确认盘龙城性质的钥匙，这有待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度展开。”^[14]

（二）商朝军事据点

盘龙城的营建在文明早期是离不开军事防御与堡垒作用的，盘龙城曾是商朝的军事据点。从盘龙城“高耸的城垣”和“深陷的壕沟”可以体味到其作为军事据点易守难攻的特点。有学者经过详细探究后认为：“无论在城市布局、随葬品的反映，还是代表王权的钺的发现，都可以得出一个合乎它的物质文化内涵的结论：盘龙城遗址应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15]

◎　盘龙城宫殿复原图，采用的是“前朝后寝”的格局，这是我国最早采用此格局的建筑，“前朝后寝”、廊庑环绕庭院成为此后3000多年来中国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

这个军事据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军事上征伐与控制南方的作用，第二个是保护南方青铜转运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可以由《孟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等典籍中记录的史实得到证实。商汤确实有南征之举，且长江中游邦国皆俯首称臣，“从盘龙城规模、布局和出土遗存分析可推断盘龙城是商人征伐南方的军事据点”^[16]。军事和外交皆为政治的延伸，商朝为了维持其南征的军事成果，以及对各臣服的封国和方国进行控制，扼守南方交通要道和枢纽的盘龙城理所当然成了控制南方广大土地的政治指挥中心。正如社科院研究员李学勤指出的：“盘龙城远离商王都，仅仅是一个军事的据点就不能长久。它的存在必须依赖于有效的，且相当广泛的当地的基础。如果是一个孤悬境外的军事重镇，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消灭，因此它必须建立对当地人民的统治。所以，我认为它既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一个诸侯封国，一定有一个行政政权的结构，否则就存在不了。”“盘龙城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等反映的礼乐制度和文化特性，是和商王朝统治者一致的，它周围地区民众的文化，则保留一定的地域特色，这和我们看到的西周诸侯国的情况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说盘龙城有一个代表商王朝的统治机构和它所建立的统治。”^[17]

武汉大学历史系徐少华教授认为，盘龙城具有收取贡赋与转运铜矿资源的功能：“作为商人在南土的区域统治中心，其作用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相比而言，盘龙城对于商王朝来说，经济上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一方面为商王朝在南方收取贡赋及各类物资，以保障商王室及其他贵族的生活需要和国家机构的运转；另一方面，重点开采、收集南方的铜矿资源并由此转运北上，以满足商王朝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广泛需要。”^[18]

中国上古国家都城的迁徙和兴废与矿产资源密切相关，如夏都的迁徙都在铜锡矿产分布范围内，商都与周都的迁徙皆与矿产产地有关。^[19]虽然不是都城，但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之城，盘龙城的兴建也与商王朝的南方矿产资源有关。实际上，盘龙城这一军事据点主要是为了保护矿产资源的转运，以免出现劫掠等意外情况，站在资源产地的角度，盘龙城则是“商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考古资料显示，与盘龙城一江之隔的阳新、大冶的矿山留有夏商时期的遗迹，大冶开采早自商代已开始，而且江西铜陵还留有与盘龙城形制相似的商代遗物，种种证据指向的结论正如陈贤一研究员所言：“商族先民已直接在这一带采矿。在杨家湾、楼子湾遗址，发现一些陶缸上留有熔渣残迹。从而推断商代的盘龙城已出现了铸造场所，有可能是南方青铜器的一个铸造中心。而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盘龙城，也应是保证矿产北运的中转站。”^[20]

在结合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进一步考察之后，徐少华教授认为，盘龙城是一个铜矿加工中转基地，“以铜绿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古矿冶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资源最迟于商代即得到开采、冶炼，历两周至秦汉，前后延续有一千多年，几乎伴随着中国青铜文明的整个历程。盘龙城遗址是商王室统治南方的区域中心，除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之外，还起着获取南方丰富的矿料资源，并以此作为加工、中转基地，不断输往中原商王室的重要职能；盘龙城商文化的兴起、发展，与铜绿山等地铜矿资源的采冶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21]。

（三）商业雏形

盘龙城的遗迹中有比较完善的作坊，这些作坊生产的产品还流布到附近的聚居点去，即“盘龙城城南分布有大片专门化的铸铜、制陶、琢玉等手工作坊遗迹，这些作坊经年累月地生产，除满足盘龙城奴隶主贵族和一般平民的需要外，相当一部分要流布到周围远近不同的聚落点去”^[22]。再联系以上所引盘龙城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南北转运、货场、客栈等物贸”，“客观上形成了商代早中期江汉流域一处最大的南往北返货物集散中心和交通枢纽”的论断，结合出土文物中出现的其他地区的物品，这不能不使人进一步推断，盘龙城已经初具物物交换的商业雏形。

湖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玉堂认为，按照古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军事城堡不能完全排除作为交换场所的存在，当地出土的其他地区的硬（釉）陶不能排除贸易交换的可能，大量的玉器原料离不开商品交换，以及盘龙城便于商业发展的交通枢纽位置容易使人推断出“盘龙城不仅是我国商代南方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南方的青铜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当时南方的商业中心”。^[23]

武汉市博物馆馆长刘庆平考察盘龙遗址规模、城内城外建筑布局功能，以及出土的大量精美的、蕴含着灿烂青铜文化的商代青铜器后认为，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使盘龙城成为中国南方早期经济地理中心。据记载，繁盛的盘龙城古城仅存在了300多年，但它开启了武汉早期商业文明之门。^[24]

这个推断也与商朝的名称来历有关，商朝的“商”与商业的“商”是同一个字，相传，商朝商业极其繁荣，《诗经》中即有描写当时商汤立国，国都西亳都城盛大，商业繁荣的诗句，即“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盘龙城是商朝早期古城，而商朝建国初期的商业比盘龙城更早且已经异常发达，这一结论是可信的。后来，人们把商业的发明权归之于商人，甚至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把善于经商的人叫作商人的例子，在元典《左传·禧公三十三年》中有“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的句子，即是明证。

当然，盘龙城已经出现物物交换的商业雏形的结论是否能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材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

三、盘龙之谜，本土与外来文明之争

盘龙城之谜，最根本的不是“军事据点说”“方国说”“商朝直辖城说”的性质之争，而是其属于本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的争论，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中有商朝南下缔造文明的外来文明说和石家河古城余脉的本土文明说。

（一）商朝南下缔造的文明

商朝南下缔造文明说是外来文明说，即黄河文明进入长江流域打造的文明。如上所言，《孟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诗经》等文献证明，在商朝早期，商汤南征，南方诸国皆臣服，其中即包括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按照考古材料的时段，盘龙城存续的年代正处于商汤南征之时，而且按照盘龙城的军事化布局和考古材料中青铜兵器出土的数量和等级来看，都是中原商墓所不及。加上青铜器与郑州二里岗的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可以判定，盘龙城是商王朝初期南征时的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即盘龙城“大部分墓葬都有青铜武器随葬，器类计有戈、矛、刀、钺和镞等。出土数量之多为中原地区商墓所不及。说明盘龙城拥有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强大军队，用于对外战争及征服异族”；且“商前期是盘龙城遗址持续的历史年代。盘龙城三、四期之交，正是历史上夏、商之际，是成汤南征之时。而古代南方遗留下来的商代遗址，以这里规模最大，布局最为清楚”，“从而推断盘龙城是商王朝征伐南方的军事据点”。^[25]

在谈到盘龙城的起源上，李学勤先生有一精到的分析：“盘龙城商文化分七期。它建城的年代并不在第一期，而是在第四期。但建城以前和建城以后的文化是有联系的。一个城市的建立和发展是有过程的。”即“先把人迁去，移民到一定程度再建城，然后才是这个城市大发展。我们可以想象盘龙城也一样。商王朝的势力，先以各种政治、军事、商业的目的来这里。人来了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建城。所以我说，商人在这里形成一定的聚落应早些，城的修建可能晚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说盘龙城离现在3500年是比较合适的”。^[26]这里既揭示了盘龙城建城历程遵循世界上一般城市建立与发展规律，同时还点明了盘龙城存在于3500年前的依据。

但无论如何，盘龙城是商王朝南下缔造的文明，即黄河文明揳入长江中部形成的文明，是学术界认同的。

（二）本土石家河文明余脉

学术有争鸣，与外来文明缔造说相对应的是本土文明说，即盘龙城是长江文明自发的产物，而且与汉水古国特别是石家河文明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这一文明的影响和辐射力达于长江各文明点以及黄河文明。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传统的黄河文明中心论（即“中原文明中心论”）是一种对历史的偏见和无知，从考古材料证据出发，无论是从礼乐文明还是物质文明角度，长江文明都做出了最原初的贡献，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按照传统‘中原中心论’历史观，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地区是天下之中心、中华礼乐衣冠文明的发祥地。中原文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带不断做单向度传播、辐射和扩散，而中原以外的‘四夷’之地，包括整个长江流域，直到汉代时还是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原住民，都是些‘断发文身’而‘不火食’的蛮夷，只是在汉魏以后不断接受中原文明的传播和教化，才逐渐开化和文明起来。建立在‘中原中心论’历史观基础上的种种历史知识和定论，其实是传统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长江文明的无知和偏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如下一个事实：在距今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下游三角洲地区以及东北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一批‘古国’。这表明，从夏、商到西周、东周，这些被传统史家推崇为大一统王朝正宗的早期王朝虽然都定鼎于中原，但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却绝非中原一地。换言之，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要素固然为中原先民所创造，但更多的要素却来源于非中原文明，其中尤以长江流域（主要是中下游地区）先民首创的最多，最为卓著。”^[27]而且从礼乐文明来看，礼、礼制和礼器在5000年前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中出现；从物质层面来看，瓷器、丝绸、铁器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故长江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多元中之一元，而且可能是做出贡献最大的一元。

湖南省博物馆青铜器专家傅聚良先生在对商文化于萌芽期（二里头的商人）即占领具有相类青铜文化的盘龙城提出质疑，且从盘龙城废弃时代详加考察，最后得出盘龙城为拥有本地文化及政权的古国的论断。^[28]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郭静云教授认为盘龙城发掘报告的出发原点不是以考古事实为依据，而是以“盘龙城一定晚于二里头”的前提展开讨论的，“但年代测试证明其第一期的年代是距今3870年，甚至可能比二里头早近百年……盘龙城一期的文物仅见于二里头二期文化，这证明二里头文化不仅比盘龙城晚，受到盘龙城的影响更晚，且更晚才发展到相当盘龙城的水平。可是发掘报告为让盘龙城一期与二里头二期相符，在误差范围内将盘龙城的年代调往最晚，而二里头年代则调整往最早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明显就有‘二里头是文化发祥地’的前提。若我们回到考古资料上加以严谨检视，不难发现江汉盘龙城一、二期其实都早于偃师二里头。这种以黄河为文明发祥地的概念，对长江文明的断代问题早已造成很多矛盾……考古发现无疑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早于黄河流域”。盘龙城资源的丰富，对比郑偃资源的贫瘠，郭教授认为：“盘龙城在今日的发现中是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城邦。盘龙城玉器也比其他地区丰富，如盘龙城巨型玉戈着实使人惊叹。直言之，盘龙城不能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依然不能成立，这是与商人统治无关的本土古国。”郭教授在文明的传承与信仰的演变、器型的传承与演化、丧礼的传承等方面考察盘龙城与早期汉水古国的关系，进而认为盘龙城与石家河文明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且提出了郑邑与偃邑是“先楚北土”的观点：“盘龙城在各方面继承了汉水古国文明，是汉水古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当然这并不排除当时北方族群文化对盘龙城文明有所影响，盘龙城应是在本土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各种交流的因素，发展成新型青铜时代的古国文化……在汉水联合古国的城邦发生权力斗争后，位于东边的城邦打败了西边的大城，这或许能够说明石家河的没落和盘龙城的兴盛。东边离矿源较近，因此可以掌握矿藏，进而控制提供给西边城邦的矿产数量。因此在青铜器技术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西边的石家河难以持续掌握其中央地位……盘龙城、郑邑、偃邑都不是由商人的政权所掌握。盘庚之前，商人尚未进入江河中原。盘龙城与前期石家河文明有密切的传承关系。汉水古国的后代，在青铜时期开拓江河中原地区，将文明传到黄河南岸。考古证明，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所以盘龙城并非商的南土，而郑邑、偃邑乃是先楚文明的北土。”^[29]

本土文明说在打破文明一元论的神话及打开文明多元发生理论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其把握住了在多元发生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的融合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问题，“正如百川入海，九九归一，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中的种种文明要素，随第一王朝夏朝的崛起而汇集到中原地区，从而发展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为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丝绸之府’和‘瓷器之国’的美称”。中华文明具有延绵不绝的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于“早在起源阶段已经取精用宏，吸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血脉精华。中华文明在东亚大陆如此辽阔的区域空间内实现文明的全面交融和积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无法达到的境界”^[30]。(www.daowen.com)

盘龙城的本土文明说不仅在考古材料上给文明多元发生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而且给本土文明的研究开拓了极大的伸展时空，给武汉城市根源于本土发展的脉络提供了进一步考察的线索。

四、盘龙城的消失

《武汉通史》主编、历史学家皮明庥认为，盘龙城不仅是“武汉城市之根”，也是“长江流域城市之始”。^[31]作为长江文明的源头，或有可能是先楚北上文明的策源地的盘龙城，其兴起到底是外来文明的直接产物还是本土文明孕育的宠儿还未有定论之时，对于其消失，只能发出一声叹息。盘龙城建城时间范围是距今3870—3500年之间，存在了三百多年，商末已消失。推测其消失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商王朝继续向南开疆拓土，军事据点南移，其遭到废弃；二是因商王朝与楚的战争，其在战火中被毁；三是汉水改道或洪涝使其失去交通优越位置以致衰落而被废弃。^[32]盘龙城消失的原因是个谜，尚需大量的考古证据进一步论证，但是其作为武汉城市之根，为武汉注入了尚武与好商的城市品格，为武汉城市的商业化发展确定了基调，为长江文明的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增光添彩，成为武汉城市史乃至中国城市史浓墨重彩的一页。

〔本章扩展阅读〕

1954年，我发现了盘龙城遗址

□蓝　蔚

今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51周年。在经过多年的发掘勘探所得的资料基础上，人们对盘龙城遗址的认知和研究也逐步地走向深入。2001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主编出版了《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这是1963年到1994年这段时期在盘龙城所做田野发掘工作的收获成果。这些成果，具体地说明了盘龙城遗址对武汉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这个城址在全国考古发现中的重要地位。

盘龙城的建城距今已经有3500多年了，古人也早已发现，如在地方志中记载了城名、方位和距县城的里程。至于这个城址是什么时代的，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上是没有记载的，因为古人受历史的局限，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也是尽到责任的了。在历史文献中查不到年代的古城，要认知它的建城年代，就必须借助于今天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方法才能逐步揭开古老遗址的面纱。中国的考古学体系在20世纪的早中期才建立起来。准确地说，我和我的同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踏上盘龙城遗址调查发现城址的考古工作者。今天重温那段历程仍然心情振奋，仍然能引起遐思。

我是1953年8月，以调干学习的形式进入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期考古训练班的。在进学习班学习之前，我在武汉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科任科员。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实习。考古学课程是在北大文史楼里学习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实习，是在河南洛阳烧沟发掘战国和西汉时期古墓；遗址调查发掘实习是在郑州的二里岗。我之所以能够看懂盘龙城遗址上的陶片，就是因为我在参加郑州商城遗址田野调查中采集陶片标本时熟悉的。同年11月，我毕业后返回了武汉市文化局原来的工作岗位。

1954年春季，我又由市文化局调到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当时的市文管会是直属市政府的机构，由市文化局代管。干部配备和行政财经管理都属市文化局。1954年夏季防汛告急，我到文管会工作不久，便被调到汉口岱家山第一防汛指挥部的第四工段从事宣传通讯报道等工作，直到8月才返回市文管会。

在防汛期间，市文管会不断接到各防汛取土场发现文物、古墓的报告，文管会也不断派人到工地宣传文物保护法，要求原地保护，待防汛之后进行清理发掘。工地领导和工人们非常支持，如武昌何家垅、周家大湾的采土工地，工人将发现的古代砖室墓的四周土方都取走，只将墓室完好地保留在原地。在那个年代，尽管工地没人守护，夜晚也没有人盗挖。我从防汛前线回来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各采土场已经发现的文物进行全面勘察，制订发掘计划。我们在查阅地图和有关文献中，从当时使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国民党时期测绘的军用地图（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晒蓝图）上，竟发现了盘龙城的位置（地图标名是“盘土城”），在蓝图的等高线上有一方形城垛线构成的地貌标志。有了这样的地貌图标，我高兴地推想那里必定有座古城。是个什么样的和什么时代的古城呢？由此便萌生了前去调查的设想。对于刚进入田野考古工作的我，这个信息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1954年初冬，在文管会清理发掘武昌何家垅、周家大湾古墓结束之后，我和当时武汉市文管会办公室的一位日本归国华侨游绍奇先生骑着自行车于早晨上班时间出发，按照地图的位置，途经岱家山后即左转到叶店，于叶店询问去盘龙城的路线。盘龙城所处的环境虽荒芜，但是问起来，叶店的人大都知道。经人指明方向和路线之后，我们从小路推车前行，快到盘龙城时，路上遇到两个打野兔的猎人，经询问由他们两人指明了具体地点，我们便推车直接从城址的东侧登上土城的高地。车子只能停在高坡之下。今天看来我们所经过那段路正是现在的盘龙湖底。那时还没有水，是后来筑堤截水成湖。城址的北墙角外有一茅屋，屋内住着一位婆婆，说是那里除有几块苕地外，城内都是荒地。我们到达城址时，已时过中午。走了一上午的路，腹内饥饿，于是便用一元钱（当时好像是万元票面）向婆婆买了几个红苕生吃充饥解渴。稍微休息之后便察看城址遗迹。令人兴奋的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的确是一座古城，可惜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已从地面起全部被挖掉，挖得很平，没有坑洼现象。值得庆幸的是，仅有的南城墙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可能来此取土的防汛人员也意识到这是座古城，不忍全毁而被保留下来的。墙的中间有一缺口，是城门的残迹，通过完整的南城墙可以推想被挖掉的三面城墙原来应当是相同的结构，其全貌正符合商代甲骨文中（城）字象形。四面开门，门上建楼供守卫瞭望之用。两城墙的南端还幸存有段残垣。当时水对人类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生活用水，交通也要靠水，所以城址西临府河（古名涢水）。

为了弄清楚城址的建成年代，我们还必须采集大量的遗物标本才好断定其相对的年代，恰好在被挖过的墙基的地平断面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陶片。陶片是史前文化田野考古工作中最有说服力的断代依据，于是我们把所能采集到的各类陶质、纹饰、器型的口腹底足收集起来。在陶片采集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段残石锛。在采集标本中发现部分陶片与在河南郑州田野调查实习时所见商城遗址中的陶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是印有云雷纹的硬陶陶片。由于当时未带皮尺，只好采用步测的方法，测了城墙基部断面的厚度和东西城墙的距离，绘了草图、拍了照并做了文字记录。工作做完之后，仍从原路返回。当时我住在武汉市文化局宿舍，回到住处正赶上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间。

第二天，我带着标本到文管会办公室上班，把在盘龙城采集的标本做了分类，陈列在一个桌面上，经过核对郑州二里岗等处考古发现的资料，初步断定为商代早期二里岗时期的一座古城，因为还发现了一段石锛，其上限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还不了解夏文化面貌，只能如此论断。当时市文化局副局长巴南冈同志兼任市文管会的副主任。经过向领导汇报请示，确定在市文管会办公室内召开一次市文物管理委员扩大会议，除委员外，还邀请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校的考古学、历史学教授参加座谈研讨。到会的委员、教授们看了标本和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对武汉建城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武汉历史有记载以前之缺，比方志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夏汭早上一千多年。夏汭应当是个军事城堡，究竟在汉口什么地方至今仍未得到确切的认证。座谈会后，由我起草了两份消息报道稿，一份发给了本市的《长江日报》，一份寄给《文物参考资料》，之后这两份报道都在报刊上发表了。

在此发现以后，盘龙城遗址于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86年，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盘龙城是名城文化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盘龙城是商王朝开疆拓土守卫南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并负有运转南方铜锡等物资的战略重任。武汉“因武而昌、因水而兴”的中部崛起的发展形势，其源可追溯到商王朝的盘龙城时期。

盘龙城遗址从1963年开始，经过1974年规模较大的科学发掘，以及以后省、市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发掘和对外城的勘探，揭示了我国最早的“前朝后寝”的宫殿基址，这种建筑制度一直保持到清代的北京故宫。在李家嘴等处墓葬发掘中，发现有人殉、大鼎、大钺、大玉戈等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遗物。盘龙城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总计2000余件，包括石、玉、铜、陶等类，并发掘出系列青铜冶炼、铸造、制陶、琢玉、酿酒等的手工作坊。

2001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和黄陂县文管所一起组队，勘探城址的外缘，发现有带状的夯土遗迹，东起杨家嘴，北起杨家湾后，南抵府河，断续连成一个外城城墙，其包括的面积比内城大6倍，同时也发现有泊船码头的遗迹。这就较全面地弄清楚了盘龙城遗址内外城整体分布面貌，说明了1954年最初发现的城址还只是个内城，过去所发掘的一些地点都还没有超出外城的范围。据考古工作者们估计，现在已经发掘的面积还不到盘龙城总面积的2%，这个比例告诉我们未来还有大量的发掘、发现工作要做，也说明了今后对盘龙城的保护更加重要。

如今盘龙城遗址的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开发区域。开发区有利于武汉市的经济繁荣，但是盘龙城不应当被看成所划保护范围内的一座城，其周围还应当有些散存的村落遗址和墓葬，希望在开发区的建设施工中要格外关注地下遗存的发现和保护。实际上，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地下出土的铜、陶器等遗物，但愿今后的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并重，协调开发为好。

（《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2期）

【注释】

[1]蓝蔚：《1954年，我发现了盘龙城遗址》，《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1期。

[2]周争先：《盘龙城：武汉的城市之根》，《中国建设报》2002年8月2日。

[3]陈贤一：《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缩影——商代盘龙城》，湖北省博物馆编《盘龙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4]涂文学，刘庆平主编：《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5]裴高才，甘红枝：《盘龙城，长江文明的摇篮》，《人民长江报》2010年12月11日第B01版。

[6]裴高才，甘红枝：《盘龙城，长江文明的摇篮》，《人民长江报》2010年12月11日第B01版。

[7]夏静：《专家认为武汉盘龙城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光明日报》2014年12月9日第9版。

[8]蓝蔚：《1954年，我发现了盘龙城遗址》，《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1期。

[9]周争先：《盘龙城：武汉的城市之根》，《中国建设报》2002年8月2日。

[10]蓝蔚：《1954年，我发现了盘龙城遗址》，《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1期。

[11]蒋太旭，江身军：《从盘龙古城到新汉口北——武汉千年商业史谋求辉煌回归，商贸引领武汉数度成全国中心》，《长江日报》2013年6月27日第8版。

[12]湖北省博物馆编：《盘龙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3]周争先：《盘龙城：武汉的城市之根》，《中国建设报》2002年8月2日。

[14]黄征：《军事据点？都邑？方国？盘龙城性质仍存争议》，《长江日报》，2013年8月30日第9版。

[15]高大伦：《论盘龙城遗址的性质与作用》，《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16]陈贤一：《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缩影——商代盘龙城》，湖北省博物馆编《盘龙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17]李学勤：《盘龙城与武汉市的历史》，《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4期。

[18]徐少华：《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19]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20]陈贤一：《盘龙城遗址的分期及城址的性质》，《考古学研究》2003年7月。

[21]徐少华：《铜绿山与盘龙城及中国早期青铜文明之关系》，《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2]周争先：《盘龙城：武汉的城市之根》，《中国建设报》2002年8月2日。

[23]刘玉堂，王本文，张硕：《武汉通史·先秦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

[24]蒋太旭，江身军：《从盘龙古城到新汉口北——武汉千年商业史谋求辉煌回归商贸引领武汉数度成全国中心》，《长江日报》2013年6月27日第8版。

[25]陈贤一：《盘龙城遗址的分期及城址的性质》，《考古学研究》2003年7月。

[26]李学勤：《盘龙城与武汉市的历史》，《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4期。

[27]张胜勇：《长江文明的历史意义》，周清《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傅聚良：《盘龙城二里岗期铜器墓主人分析》，《湖南省博物馆》2005年第2期。

[29]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0～102页。

[30]张胜勇：《长江文明的历史意义》，周清《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1]蒋太旭，江身军：《从盘龙古城到新汉口北——武汉千年商业史谋求辉煌回归商贸引领武汉数度成全国中心》，《长江日报》2013年6月27日第8版。

[32]皮明庥主编：《简明武汉史》，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